| 书名 | 文化的焦虑(共5册)/朱大可守望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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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朱大可 |
| 出版社 | 东方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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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文化批评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很多中国学者在运用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时，几乎完全按照西方视角来分析问题，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而朱大可的文化批评和文化解构恰恰保留了中国视角，从他的文化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很深切的记忆和感受。 你可曾了解我们的文明是何等的辉煌？辉煌到至今仍令世界为之折服。你可知我们在何时进入了一种无知的时代？透过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汉代知识分子的惊慌、骇怕和痛楚。《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的作者朱大可从不吝于用他那精准的语言来破解晦涩难懂的隐喻，也从不惮于用他那犀利的思想来斩断浮夸矫情的伪饰。由建筑构成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每一条光线终究是一连串文化的符号。而关于历史器物，如美玉、宝剑、铜鼎、古镜、茶、瓷、丝的独特叙述，思想深邃，语体典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期”中，各个流派争奇斗艳，诗人、作家争相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参与者，朱大可积淀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 内容推荐 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朱大可的话语是一种感性与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对于“朱语”的评价始终是两个极端。不喜欢他文字的人认为，朱大可的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喜欢他文字的人则认为，朱大可的“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但不管如何，很多年来，“朱语”被很多年轻学者喜爱和模仿。 《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包括《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等五本书，用套装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全面、完整地体现朱大可的语言风格、批评的角度。 目录 先知 上篇 聒噪与倾听 甜蜜的行旅 都市的老鼠 无边的聒噪 空心的文学 中篇 燃烧与迷津 燃烧的迷津 缅怀浪漫主义 先知之门 死亡的寓言 下篇 焦灼与渴望 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 慵懒的自由 饥馑的诗歌 诗神的迷误 破坏仪式的诗歌 跋 乌托邦 花园：莺歌与毒药 花园是女人的乌托邦 花园是亡灵的安魂所 江南园林的折叠时空 章华宫的细腰文明 阿房宫的辞赋火焰 圆明园的奢靡幻像 迷墙：风景与哲学 墙的精神分析 长城脚下的国族叙事 哭墙上的眼泪与教义 柏林记忆：大墙、逃亡和涂鸦 世界需要一张轻柔的皮 中国建筑的母题冲突 石器文明与木器文明 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圆形政治与矩形政治 照射中国的光线 感官饥饿的庆典疗法 火炕：人口制造业的最大机密 瓦斯灯里的忧伤气体 电灯是权力的象征 霓虹灯下的哨兵 光明城市的乌托邦 焰火影像的礼赞 权力美学与新建筑运动 赢政和朱棣的形象工程 奇迹背后“看不见的手” 高楼上的“顶戴”和“皇冠” 摩天大楼的阳具政治 混凝土暴政和城市硬化危机 十里洋场咏叹调动 情欲在上海尖叫 外滩的精神分裂 南京路的歌舞霓虹 衡山路的文化碎片 淮海路的肉身战争 空间的乌托邦 西方想象运动中的身份书写 第三世界的乌托邦面孔 谁主沉浮：两种旧天地的博弈 “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 祈福新村：第二代建筑乌托邦运动 华夏地理牛皮书 徽州民居的权力布局 乌镇的乌托邦 丽江与大理的双城记 跋 神话 上篇 站在神话的转弯 经典再回首 老子西归：自由神话的终结 《史记》：权力叙事的开端 《山海经》：经典碎片的光辉 大禹治水：英雄话语的诞生 精神重溯源 从大禹到洪秀全：丧地者的反叛与征服 从荆轲到武松：离弃国家者的寓言 从嵇康到徐渭：掩蔽本体者的隐士 下篇 传说被寄托的话语 放纵的情爱 巫山云雨：四大女神的不朽影像 田螺姑娘：单身男子的奇特梦想 萧史弄玉：夫妻双修的成仙之路 杜鹃啼血：精心粉饰的篡位阴谋 文君相如：没落情圣的连环计策 讹传下的疑案 嫦娥奔月：还原大羿的本来面目 妖女误国：患病暴君的愚蠢疗法 诗人之死：政客们的卑鄙谋杀案 解构四大传说 鹊桥仙：天上人间的新愁旧恨 雷峰塔：见证湖岸特产的错爱 蝶双飞：传说背后的天大误会 长城谣：女高音孟姜女的歌哭 看穿四大美女 沉鱼：沉落情爱的特工西施 落雁：高唱欢乐颂的王昭君 闭月：走下神坛的烈女貂蝉 羞花：生死传奇里的杨玉环 跋 审判 孤独的背影 加缪：荒谬而勇敢的西西弗 贝克特：一个被等待的戈多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外的喧嚣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的叛徒与先知 施蛰存：蛰伏中的独立与高洁 张爱玲：优雅小资的造魅与去魅 郑念：向高贵而坚硬的灵魂致敬 迷离的光影 《无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十三钗”：情色爱国主义的高音 《色·戒》：身体叙事的失败者 记忆之白、红、灰——周海婴的镜匣人生 强光的暴行——解读蒋志“光系列”叙事 向日葵与太阳的对白 微笑的蒙娜丽莎密码 变乱的词语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丢失的汉字密码 断裂的汉字精神 大话革命和小资复兴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汉字新创和词语变乱 人本主义和书法对抗 坍塌的废墟 文化退化与文学断代 1978—2008，中国文学蜡像馆巡礼 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 意见社会的文学丑角 文学的衰微和蝶化 忏悔与救赎——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 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判的精神分析 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 破碎的面具 中国文化二十年撒娇史鉴 从通俗到丑俗的历史流变 2005，中国文化的全新牌局 “文化大师”的修炼与塑造 《云南映象》与杨丽萍悖论 扇动的翅膀 走出思想的童谣 民族国家的镜子和工艺 时间法则下的集体肖像 剧痛的言说 越过女性主义的感官视界 木刻的黑白使命 大众文化批评挺进娱乐元年 跋 时光 上篇 灵与影之舞 器物之灵 茶、瓷、丝的三位一体——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 在古镜光线的最深处 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 灵玉的精神分析 缄默之影 影像的个人主义空间 茶馆、茶道和世界的容貌 咖啡馆的文化春药 图书馆的生死书 书店的涅槃 歌剧院里的秘密战争 越过上帝的废墟 中篇 往事最难如烟 旧日时光 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 音乐的秘密节日 书架上的战争 众神的嬉戏 吃喝的自白 祭坛上的童年 1967年的鸡血传奇 领与袖的红色风情 迷津里的少年行旅 疯癫的喜剧 澳洲往事 沉默的火焰 穿越中国迷园的小径 市政厅：风快速掠过手指 唐人街上的肉身礼拜 歌剧院的乌托邦 墓地的缄默与光线 下篇 拯救与观察 文化呐喊 寻找文化怀旧的工业根基 慢生活的宋明样本 天价文物和贱价文化 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行、立、坐、躺：读书的四种姿态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古琴：被尘封的大音 节日盛宴 春节：保卫民俗还是复辟陋习 母亲节：洗脚、下跪和道德演出 嘉年华：从静寂民俗到尖叫消费 儿童节：整蛊主义、祖国花朵和伦理危机 愚人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偶像狂欢 偶像工业的病理报告 中国男性偶像的三种标本 乖女孩的哭泣性狂欢 “荡妇”麦当娜和香烟变法 跋 试读章节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的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子的诗歌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易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的作品（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绝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借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无关，它吁请着所有满足欲望的“小道新闻”。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无聊的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一资讯网络的先锋，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但他却纠正了国际互联网络的附庸地位。“数码文化”已经实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推翻。 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等等。总之，文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面，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这是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而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在90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景观。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余对此深感不平，1998年他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连续发表短文，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进行话语自卫。对批评的轻蔑和痛心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P5－9 后记 承蒙东方出版社组织编辑班子，耗费人力和精力来研究我的作品，将新作和旧作重新加以整合，形成一个新的图书系列——“朱大可守望书系”。对于许多作者而言，这似乎意味着自己正在被“总结”和“清算”。 自从1985年进入公共写作状态以来，除了《流氓的盛宴》、尚未完稿的《中国上古神系》，以及刚上手的《中国文化史精要》三部专著，这些文字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的书写历程较长，但作品甚少，跟那些著作等身之辈，相距甚为遥远。这是由于近三十年来，我始终处于沉默和言说、谛听与絮语的交界面上，犹如一个持续运动的钟摆。话语是一种魔咒，它制造狂欢，也引发忧郁和苦痛。我无法摆脱这种周期式的涨落。 即将出版的几部文集（《神话》、《审判》、《时光》……），其素材选白两个方面，其一为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东方出版社以打散重编的方式重出这些旧作，是因为大多数文集印数甚少，传播的范围极为有限，其中《话语的闪电》又被书商盗版盗印，状况甚为糟糕。我之有幸被出版人选中，并非因为我的言说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在中国文化复苏思潮涌现之前，需要有更多反思性文献的铺垫。 在自省的框架里反观自身，我此前的书写，经历了三个时期：狂飙时期（青春期）、神学写作时期和文化批评时期。其中30～40岁有着最良好的状态，此后便是一个缓慢的衰退和下降过程。我跟一个不可阻挡的法则发生了对撞。我唯一能做的是减缓这种衰退的进度。如果这衰退令许多人失望，我要在此向你们致歉。但在思想、文学和影像全面衰退的语境中，如果这种“恐龙式”书写还能维系住汉语文化的底线，那么它就仍有被阅读或质疑的可能性。 好友高华不久前在邻城南京溘然去世。他的辞世令我悲伤地想到，在这变化跌宕的岁月，有尊严地活着，就是最高的福祉。2012，玛雅人宣称的历史终结之年，犹如一条乌洛波洛斯蛇（Ouroboros），头部衔住尾部，形成自我缠绕的圈环。这是时间循环的连续体，接续着死与生、绝望与希望、终结与开端的两极。它描述了世界自我更新周期的刻度。今天，我们正站在这个伟大的刻度之上。历史就这样垂顾了我们，令我们成为转折点的守望者，并握有转述真相的细小权利。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是为跋。 朱大可 2012年9月18日 写于上海莘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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