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外过圣诞节以及海盗
在学校的第一年里有两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件事是关于旧预科学校楼的，这个楼破旧不堪，后来被一个现代化新楼所取代。我们这些孩子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搬到新楼里去，这是一件既辛苦又不乏乐趣的差事。旧楼就矗立在一个小山丘上，从那里可以看到沙滩和不断有轮船进出的港湾。新楼在海岸线后面，从我们楼上的宿舍窗户里，可以直接欣赏海湾的美景。
第二件事发生在寒假，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回家了，只留下我们几个人。这件事让那个圣诞节永生难忘。我仍记得寒假里下雪的时候我们玩雪橇的情景。但这些记忆与寒假结束时回来的同学向我们讲述遭遇海盗的经历相比，就黯然失色了。他们的轮船被扣押并重新上漆，英国海军展开地毯式搜索，试图搜寻他们的船只。这件事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最后他们在离香港不远的一座小岛附近被找到。那些中国海盗声称船上载有铸币厂新印刷的大批钞票，但这些钞票还没有经过批注，一点用都没有。手中有200个外国孩子做人质，那些中国海盗获得的赎金超出他们的预料，当英国海军靠近时，他们就仓皇而逃。我的同学回到学校后，向我们大肆吹嘘，他们如何勇敢、如何躲避子弹等。这些不幸的孩子不仅被海盗劫持，还逃了三周的课，毫无疑问地成为学校里的英雄。
与寄宿学校达成协议
我对寄宿学校是“既爱又恨”，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过得很愉快。不幸的是，我学习不好，唯一记得得过的评语是“他总体上不错”。我的心思总是在那些遥远的大山上，我的傈僳朋友和傈僳民众构成了我的世界。现在再没有人在我身边说傈僳话、唱傈僳歌谣。然后我又怀念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呢?没有他们在身边，我感到很孤独。星期天我会穿上最好的衣服，与姐姐一起加入长长的队伍，步行几英里去教堂。我脑中时常浮现的是教堂本身，没有几个牧师能够与我们孩子进行沟通。回想起来，与姐姐每周一次去教堂以及每天一块吃午饭，让我们更加亲密，加强了家庭纽带。每周我们都收到家里的两封信，因为父亲与母亲轮流写。母亲想象力丰富，信写得文采斐然。他们写的信从英国到这里，需要一个月甚至多一些的时间。想一想，当他们回到中国后的那几年里，收发信件都要由邮递员走一整天从滔谷送到离元谋县城最近的邮局，然后再邮寄，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有好几次，他们得了重症伤寒、斑疹伤寒或登革热，只有当他们度过危险期，开始康复时才能给我们消息。
博斯哈茨先生被释放父亲摔断腿
1935年，阿尔弗雷德·博斯哈茨先生终于被共产党军队从“长征”中释放。当时他被留在离昆明不远的富民县，病情危重，父亲和波蒂尔斯先生合力找到了他，《束缚之手》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学校是从母亲长达6页的信中最早了解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的。这封信在学校里被动情地阅读以后，我又将其拿给黑曼一家看。黑曼先生是与博斯哈茨先生一起被劫持的，但比后者提前六个月释放，正从严酷的经历中逐渐恢复过来。他们都呆在旧预科学校里，与他们的父亲相聚。我曾经得过疟疾，身体反复地发烧发冷，而当时治疗疟疾的奎宁片是我记忆中吃过的最苦的药。 在1938年的一封长信中，母亲告诉我，父亲去傈僳村寨给村民讲授圣经，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陡峭崎岖的山坡，从马上跌了下来，脚被别在马镫上。他不光摔得厉害，还把马带倒压在了自己身上，剧痛中他意识到自己两处腿骨骨折，脚踝骨裂并脱臼。他边祈祷边以非凡的毅力自己将踝骨归位，然后就不省人事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一个傈僳路人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父亲。父亲让这个人用绷带和树枝把自己的腿固定，然后这个人把父亲横挂在马背上，自己托着父亲的腿往回赶。当他们费力地爬上一个去滔谷路上的小山头时，碰到了几个男人，其中一个跑到山中去求救，叫来了一帮身强力壮的人抬着父亲回到滔谷村。母亲给他吃了几片止痛药后，好歹把他安顿到了床上。十天后，人们用担架抬着父亲翻山越岭，走了五天才到达昆明的卫理公会医院，治好了他的腿。我们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他的腿骨还被接歪了。后来一个专科医生从美国过来，不得不把他的腿弄断后重新接上。他奇迹般地康复了，只是稍微有一点跛，不幸的是在下山时把足踝中安装的弹簧给弄丢了。
P9-11
完成这本书，是八年来断断续续坚持的结果。
2001年，我的领导、著名作家、编剧赵冬苓女士因为山东农民刘连仁的故事，开始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独特的领域。她开始推动和参与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进程中，原名《未来之讼》后更名《未被审判》的纪录片在她的决心和行动中开始了。她推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景式记录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历史影像化呈现，我也有幸参与了那段记录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工作中。而在那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中，她又发现和关注到了另一个二战东方战场的角落：位于山东潍坊原乐道院的潍县集中营。于是，我们又在2006年开始策划和推进纪录片《潍县集中营》的创作。
纪录片以当年亲历者孩子的视点为切入点，讲述在潍县集中营里，发生在1942年到1945年间，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空间、特殊背景、特殊经历的人生故事，讲述有关和平、关爱、勇敢、平等以及人性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故事，讲述一段战火中心灵成长的历史。摒弃宏大叙事，挖掘平凡记忆将是我们拍摄时始终保持的原则。于是，漫长而琐碎又艰巨的搜集素材、寻找采访和见证者、亲历者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展开。那是一段与历史对话、与人性共振、与心灵成长的美好紧张的工作记忆。
2007年，我们的采访进入欧洲，第一站是英国的伦敦。在教会和教堂连在一起的伦敦Trlnlty路，我们采访了当时80岁的老人，他给我们讲他自己的出生故事、他和中国的渊源、他的四个孩子的故事、他的中国儿媳，那是我们第一次走进他的人生。
采访结束，斯蒂芬送我们离开时，拿出了一张光盘，告诉我这是他自己根据日语版自传体《我的故事》写就的英文版，并把它郑重交到我的手里．此后，这张光盘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幸存者和见证者的信任和嘱托。
斯蒂芬·迈特卡夫，英国人，1927年生于云南昆明。当时，他父亲作为传教士和医生在云南元谋傈僳族山区服务，父亲在把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少数民族傈僳语时，他出生了，父亲正翻译到“圣里斯蒂芬的故事”那一章节，所以给他取名斯蒂芬。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苏特梵。
6岁时，斯蒂芬离开父母到山东烟台芝罘学校寄宿读书。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他和老师同学被强行关押在烟台毓璜顶，1942年被转移押送到潍县集中营，直到1945年美军解放集中营才重获自由。在集中营里，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是对他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位老师。两人结为忘年交。他曾是著名的奥运会冠军，他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来到中国教书育人。虽然被日军囚禁，斯蒂芬受到的教育是爱而不是恨，老师给予他的最好的东西是“宽容的接力棒”。集中营的经历和利迪尔的影响教会斯蒂芬去爱自己的敌人(日本人)并为他们祈祷。1945年解放后，斯蒂芬作为传教士去了澳大利亚。
1948年，驻扎日本的美国将军号召传教士去日本。这一号召对斯蒂芬来说像上天的旨意，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带上积蓄，进了大学，做好了去日本做教师的准备，就像当年埃里克来中国那样。
1952年，斯蒂芬乘船去了日本，他将带着埃里克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和平的定义去日本。他在日本待了近四十年，退休后回到英国伦敦生活。
在日本的生活经历，让斯蒂芬近距离地观察、认识、思考战争和人性。尤其是因为日本人对战争无知，所以对它持漠然的态度让他感触良多，他说漠然可以导致很大的问题，犯下很严重的错误：企图掩盖这段历史、抹杀这场战争。
斯蒂芬在我们的纪录片里讲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而又丰富的人生故事。
纪录片播出后，反响不错，讲起这段光盘的来龙去脉，得到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秦超的支持。他是以二战、人文历史类图书策划、编辑见长的，他说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有了鼓励，我先是通过邮件获得了斯蒂芬先生的正式授权，翻译了很少的一小部分拿给秦超看，自觉涉及很多宗教术语有些不自信，秦超反倒觉得挺原生态，把《我的故事》更名为《宽容的接力棒》，还很快决定让著名的二战专家学者萨苏做一个战争史的注释一并出版，但后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放弃了这个设想，但为此同萨苏先生的面谈商议以及他特地从日本给我们找了许多的历史资料的交往，也让我十分感动。
翻译的过程的确有些漫长，一个老人的回忆也充满太多自我情绪的夹杂，加上他独特的成长背景，一直拖到今天。付梓出版，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斯蒂芬先生荣归天国一年的日子，这个回忆录，是一个缅怀，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品出人生的滋味，看到战争的颜色。
回头去看，翻译期间对于历史的挖掘、学习、跟海内外集中营幸存者的交往，都是让我终生受益的体验。感谢赵冬苓老师发掘纪录片《潍县集中营》这个项目、感谢山东影视中心、我的领导晋亮老总支持运作这个纪录片项目，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副社长徐峙立的关心支持，感谢责编秦超，感谢校译李欣，感谢取得斯蒂芬先生授权时为我联络的金天，感谢潍坊王桂英副市长，感谢潍坊外侨办王浩主任，感谢潘好泉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期间的帮助；感谢美国的戴爱美女士、比利时的庞德(Leopold Pander)先生，他们的邮件和图文资料一直让漫长的翻译过程变得温馨、有爱。
最后，感谢我的先生和儿子，他们“被迫地”帮助查资料、看错字、挑毛病，感谢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经常变身老年版“田螺姑娘”减少我做饭的次数。这本书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并体验了更多更广的人生。宽容的接力棒将由此代代传承。 最后，我想借用集中营里孩子们的老师休·哈勃特的一段话作为后记的结语：为了爱，为了宽容 Weihsien-the test：whether a man's happiness depends on what he has，orwhat he is；on outer circumstance,or inner heart；on life's experiences—good and bad-or on what he makes out of the materials those experiences provide.——Hugh Hubburd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来自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来自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是来自外在环境，就是来自内心世界；不是来自生活经历——无论好坏，就是来自这些经历所带来的人生感悟！——休·哈勃特
2007年开始，我和九红一起做一部纪录片《潍县集中营》。
在中国，潍县集中营是鲜为人知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外侨集中营。70多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本土日裔侨民活动的限制，从1941年底起，在亚洲设立了多个集中营，对盟国侨民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关押。其中位于原美国长老会传教机构——山东省潍县乐道院内的潍县集中营，是日本在亚洲设立的最大的集中营之一。集中营里关押着美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国侨民，最多的时候达到225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儿童。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后来担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的恒安石，奥斯卡获奖影片《火的战车》的原型、英国著名奥运会短跑冠军埃里克·利迪尔，华北神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创始人赫士，现美国新泽西州州议员戴爱美（Mary Prfivite）等一大批名人都曾被囚禁在这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跑的冠军埃里克·利迪尔，他曾经因为星期日要做礼拜而拒绝参加那天奥运会上他最擅长的100米短跑比赛。作为苏格兰人心目中的英雄，利迪尔在集中营以其开朗乐观、幽默睿智、乐于助入，深受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的尊敬和爱戴，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飞毛腿叔叔”。据当年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回忆，埃里克．利迪尔非常谦虚，非常坦诚，不管在多困难的情况下，脸上总是洋溢着天使般的笑容。他总是乐于助人，主动做一些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如打扫厕所、制作煤球等，发起组织针对年轻人的各种活动，特别是棒球、板球、足球等体育运动。他亲手给孩子们编写化学课本和生活手册，教孩子们相处之道，直到生命中的最后十分钟，还在为一个叫乔伊斯的孩子温习功课。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人，却因为患脑瘤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43岁就死在了集中营里。
九红的这本译作应该说源头还是要追溯到这位奥运冠军、集中营孩子们的偶像人物利迪尔，是他的偶像光环和实际的关爱改变了这本自传体讲述者的一生，也就是斯蒂芬的一生。斯蒂芬是我们2007年海外拍摄去英国采访的第二个访问对象，我们在伦敦探访了他与教会连在一起的住处，听他讲自己的故事。结束采访时，他给了九红一张光盘，说他曾用日文写了自传，光盘里面是自传的英文版，可以无偿地给我们，我们可以传播给更多读者。
这份信任让九红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她也一直保持和集中营幸存者的联络。在取得斯蒂芬先生的授权后，她利用业余时间默默地翻译该书，一晃时光飞驰。遗憾的是，大约一年前，斯蒂芬患病去世．没有等到书籍的最后付梓出版，但他临终前知道样稿已经定稿，也算圆了自己将这本书献给他的出生地中国，也献给关押他的潍县集中营的愿望。斯蒂芬始终用埃里克·利迪尔的精神引领自己，告诉自己该怎样去生活。
和斯蒂芬一样让我们难忘的还有一位生活在香港的西方老人。他的中文名字叫戴绍曾。他是斯蒂芬的芝罘学校同学。关于斯蒂芬，九红的译作里已经讲了很多，讲了他一生的故事，我倒想在这儿讲讲这位老人戴绍曾。他的家庭，和中国已经有六世的交情，从他的曾祖父戴德生先生开始，便到清代的中国传教。他的曾祖父说过一句拗口的话，来说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我有一千条生命，我全部用来服务中国；如果我有一千英镑，我绝不留一镑不给中国。这种渊源一直持续到戴绍曾，中国解放了，他们离开了中国。戴绍曾不肯远离，总在东南亚一带转悠，最后落根到香港。他的家在一座高架桥旁，大小汽车在楼外桥上二十四小时呼啸通过。当时我们刚刚从欧洲回来，因此对戴先生这种居住条件感慨唏嘘。但戴先生说，感谢上帝的恩典，它让我们的房子背向马路，在我们的窗外还有一片绿。事实上，那片绿就是一面堵住窗户的山墙，上面爬满了爬山虎。而且，那房子还是教会的房产，等戴先生过世后，房子就要由教会收回。
我们在戴先生家坐着聊天，在交谈中我得知，戴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在美国，其中的大儿子又有四个孩子。上面三个是亲生的，第四个是从中国收养的被遗弃的女婴。谈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戴先生热情地找出她的照片给我们看，像每一位溺爱孙辈的祖父一样，谈起她就滔滔不绝。他说，我孙女可有爱心了，听说四川发生了地震，她要求剪了她的长头发卖钱捐给四川，自豪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我很想问问，既然他的儿子自己有了三个儿女，为什么还要收养一个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这问题在戴先生面前显得很低级，到底也没问出口。
正说话间进来一个美国少年，他就是戴先生的长子长孙。尽管还没机会去中国，但他可以说一口不甚流利的中文。我和他随意交谈，言谈中无意中问他，你兄妹三个……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明白我的意思了，看着我认真地纠正．我兄妹四个。我很惭愧，一张嘴就露出了我的中国本色。
我不想崇洋媚外，但在有关爱的问题上，西方文化确实比中国的文化要更博大、更接近爱的本质。爱，就是爱生命、爱人类，而无关乎它是否属于我。
我和戴先生还谈了另外一些有趣的话题：是在采访结束后，看着狭小的空间，听着外面高架桥上的嘈杂，我实在忍不住了，问戴先生，除了这两居室以外，您在美国或者英国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还有房子吗？戴先生说没有了。于是我说，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如果我们活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没给儿女们留下点什么，比如房子和存款，我们会感到自己没尽到义务，您呢？戴先生顿时变成了神父，对我进行了一番说教。但对于没有任何宗教情结的我，那些话如过耳清风，已经全部忘记，能记住的，只有戴先生慈爱的面孔、狭小的居室，还有他那个从中国领养的、幸运的小女孩。
我们的片子播出一年多之后，戴先生过世了。幸运的是，在走以前，他看到了我们做的纪录片。九红告诉我，2010年3月19日的早上，她接到打自香港的电话。电话里面是很有磁性的男中音，标准的国语发音。他说他是戴绍曾的儿子，在病床前，他的爸爸要他把电话打给九红，并在弥留之际亲口对九红及我们表示感谢，说那纪录片让他去见上帝前感到了安慰。我因此也觉得十分安慰，能说什么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是为序，因为爱，因为宽容。爱和宽容的接力棒是全人类的。
斯蒂芬·迈特卡夫的父亲长期生活在中国云南，致力于在僳僳族中传教事业，而斯蒂·迈特卡夫即出生在云南，并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并且在芝罘教会学校上学期间被日本关押，曾在潍县集中营生活四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了澳大利亚，因在集中营受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影响，决心传递爱和宽容的接力棒，到日本进行传教工作。斯蒂芬·迈特卡夫在日本传教40余年，见证了日本战后的苦难和腾飞，以一个外国人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的身份和视角观察和解读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并对日本不肯对侵略进行道歉和忏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宽容的接力棒--斯蒂芬·迈特卡夫回忆录》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有趣，并有着很多人生的感悟哲理，值得一读。
《宽容的接力棒--斯蒂芬·迈特卡夫回忆录》以当年二战亲历者斯蒂芬·迈特卡夫的视点为切入点，讲述在潍县集中营里，发生在1942年到1945年间，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空间、特殊背景、特殊经历的人生故事，讲述有关和平、关爱、勇敢、平等以及人性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故事，讲述一段战火中心灵成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