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元自己也是教育界人士，久仰薛愚大名，力邀薛愚赴西北农专执教，此次受薛愚之托，王子元立即答应相助。于是二人便一路舟车劳顿，来到韩复榘居所。不料韩的士兵说：“冯将军到城外晓庄师范听课去了。”二人一刻也不敢耽搁，又马不停蹄地转道晓庄师范学校，终于见到冯玉祥，向冯玉祥面陈了马适安的爱国事迹和窘迫处境。冯玉祥将军一方面照顾王子元的面子，一方面也欣赏马适安的义举，于是答应致信请陆军监狱放人。但奇怪的是，许多天过去了，冯将军的信却如泥牛入海，未见任何反应。
迟迟得不到答复，薛愚这一边心急如焚，担心是否王子元“面子不够大”，冯将军只是一时敷衍过去，并未尽力，但也不便挑明。王子元这一边也十分不解，但也不方便一再叨扰冯将军。
恰好薛愚以化学专家的身份，受邀参加国民党政府关于“防空防毒”方面的会议。于是借开会的机会，薛愚又找到旧时同学陈崇寿医生。陈崇寿是冯玉祥的保健医生，也是深受冯玉祥信任之人。薛愚拜托陈崇寿，本意只是想通过陈向冯将军证实是否确实已经致信陆军监狱，而陈见薛愚救人心切，便又通过许多其他渠道帮忙打听。
不久，陈崇寿果然打听出了马适安未获释放的原因：并非冯将军敷衍，而是马适安为人耿直，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行事，将狱警送去让他学习、批注的一本《三民主义》当场投入火中烧毁，不屑一读。监狱方面大怒，认为马“无悔改之意”，因此，在冯将军来信时，便借机驳了冯将军的面子，拒不放人。薛愚见事已至此，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请冯将军出面了，遂二赴南京请冯将军务必再伸援手。冯对陆军监狱竟敢驳自己的面子，亦颇有微词，故写了第二封亲笔信，措辞也强硬了许多，向陆军监狱施压，方才成功将马适安营救出来。
薛愚自述：大概是1936年10月中国化学会和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组织了一个全国各大学部分化学教师讨论会，专门研究和讨论“防空防毒”问题。我作为学校（西北农专）的代表到南京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借机又去找了陈崇寿大夫。陈说：“冯已写信给了马适安被关的监狱——水西外陆军监狱，但人没有放，为什么？”第二天，我就去找到监狱的监狱官说：“冯玉祥将军给你们写的信，叫你们释放马适安，为什么未放呢？”监狱官说：“不能放，不能放，他在这里关了三四年。当初进狱时，我们给了一本《三民主义》，叫他阅读并圈点……当冯玉祥将军来信后，我们去问他阅读《三民主义》的情况，他竟然说：‘我没有看，早就把它烧掉了。’像这样的一个犯人，关了三四年，毫无悔改之意。我们能放他出去吗？”于是我和陈崇寿第二次去见冯玉祥将军，汇报未放马适安的情况。冯听了后，似乎有点不满意的样子，他说：“好，没放，我再给你们写封信拿去试试。”他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我。我和陈崇寿一路又跑到监狱去，把信交给了监狱官，监狱官一看是冯玉祥的亲笔信，没敢说啥，叫我们等几天再说。过了两天马适安同志被放出来了。
有赖于薛愚方法得当，否则马适安很有可能困在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冯将军为人正直仁厚，但也未必肯两次出面救一个自己素昧平生、毫不了解的年轻人。是靠着薛愚多方奔走，“厚着脸皮”、冒了被冯将军反感的风险才营救成功。王子元、陈崇寿都非共产党员，与马适安并非同一阵营，虽与冯将军有些交情，可以请得动冯将军，但本无义务救助马适安，皆因薛愚出面相求，故才出手相助。薛愚托王、陈二人从侧面协助营救，是十分聪明的做法。
薛愚对营救马适安如此上心，固然有旧日情谊在其中，但薛愚心里十分清楚，马适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努力，这与薛愚追求“民主”的信念也是相通的，故营救马适安也是民族大义，义不容辞。营救马适安一事，也再次证明了薛愚对共产党及共产党人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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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愚先生的一生几乎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对薛愚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薛愚先生通过一生对“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求，也为祖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间，薛愚先生也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可以说，薛愚先生是被时代造就的人，也受时代所困，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他这个人。
薛愚先生从乡村放牛娃奋斗成为著作等身、桃李芬芳的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他的研究、教学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是爱国科学工作者的典范。张居正曾言，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薛愚先生对学术方向的选择、在教育改革上的坚持，都是基于这种“虑定而动”。这种民主党派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广大九三人学习的楷模。
薛愚先生的许多教育观点深刻而独到，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不仅是他的才华和远见，他对学生思想、言论的开放态度，同样令人敬佩。薛愚先生的教育生涯历经坎坷，但他总是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顶住压力逆流而上，为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以及药学教育事业奉献了巨大的光和热。
薛愚先生一生从未间断对“民主”“科学”的追求。在历次面对历史巨变和政治抉择时，他总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我，从不动摇，表现出一个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立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一些弯路，薛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难以置身事外，他们不断受到冲击，被迫放慢了学术上的脚步，生活上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薛愚先生表现得坚强、豁达，很少怨天尤人，也不灰心气馁。在被迫停止教学和研究的数年里，他仍然不辍笔耕，著书立说，为我国药学教育事业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在获得平反之后，更是积极投身科研与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通过回忆薛愚先生的一生，我们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去发现和继承老一辈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民主科学精神、百折不挠的气度和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以薛愚先生为代表的广大药学及药学教育工作者，他们不畏艰险，不仅在个人学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也为我国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晚年的薛愚先生，更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为药学事业开拓进取，为九三学社无私奉献，是我国药学领域和九三学社组织共同的精神财富。
薛愚先生是钻研进取、献身教育的杰出教育家，作为学生，我们从他的身上，不仅获得学术上的指引，更能够学习到一种坦荡正直，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而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分子，薛愚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仗义执言，他与中国共产党、与九三学社风雨同舟的爱国爱党之情操、民主自由之精神，亦是我辈追求“民主”与“科学”漫长征程上的一盏明灯。整理薛愚先生的伟业，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涤荡心灵、提升境界之旅。追思先贤，感其言行，回顾前辈卓越的品行和风骨，自我鞭策、鞭策后人，也是撰文回忆薛愚先生应有之义。
本文部分图片及文件资料由薛愚的学生王广生提供，社北京市委干部彭龙萱做了大量前期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孔瑶竹
2016年11月
薛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药学家，现代药学教育的奠基人，也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的第一任主委（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主任理事）。
薛愚先生的一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爱国救国的求索之路。
薛愚先生1930年赴法国攻读药学博士，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长期从事药学研究和药学教育，推进我国现代药学专业建设和制药工业的发展，编撰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业教科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第一部化学实验教程《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第一部医药院校专用教材《医用有机化学》，还参与编撰了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旧中国的卫生界普遍存在“重医轻药”的观念，国民政府不重视药学，当时的教育部教育条例规定，药学学科属于丙类，只能成立专科学校，学制为三年，个别院校四年制的药学专业，也因“丙类学科不能成立学院”的限制，只能称“科”，不能称为“院”“系”。有的专家甚至说：“药学不是科学而是技巧，刷瓶洗罐、数药片而已，要什么药学系？”“药学是搞草根树皮的，乡下老太婆也干得了。”当时医院所用药品绝大多数来自国外。薛愚先生认为，中国人不识“轻药”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手段，且习以为常，岂不知“轻药”的观念是中国卫生科学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薛愚先生一直将药品自制能力视作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药学专业建设的领军人士，薛愚先生一方面提出了药学教育“三三制”办学思想（药剂生、药师、药学专家三级制人才培养；药物化学、生药学、药理学三系制学科建设；学校、药房、药厂三机构制学习场所）；另一方面与“轻药”观念进行了长期斗争。1946年，薛愚先生联合一批药学专家向国民政府施压，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设立药学教育委员会，使药学教育窘境稍微缓解，并努力推进各大院校药学系的建设。
薛愚先生将药学院系的建设工作做到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他在西北农专时创建了农化系；在齐鲁大学时创建了药学系；在旧中国仅有的两所药学院校之一——国立药专受动荡时局所迫几近关门时，重建了国立药专，抗战胜利后，一力促成药专回迁南京复校。
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薛愚先生在新成立的北京医学院负责筹建药学系。当时在学院所属各系中，药学系最为薄弱，薛愚先生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支持下，广聘知名教授进入北医药学系执教，增加、升级药学系的设备和药品。药学系空间狭小，难以满足日常教学需要，当药学系选址与中央军委选址“撞车”时，薛愚先生上书毛泽东主席，历陈药学系发展面临之种种困难，言辞恳切，得到毛主席亲笔批复“宜让与北医”，北医药学系才有了在霍家花园（现海淀区花园路）的校址。 薛愚先生出身贫寒，少年失怙，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长大，因母亲在学校里做杂活还曾受到同学们的奚落和嘲笑，这使得他在感情上同情底层劳动者，在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主张，在阶级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薛愚先生是思想左倾的红色教授，曾多次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校方解聘。1935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河南大学解聘；1936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同济大学）解聘；1938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解聘；1946年因反对三青团活动被国立药专解聘。
薛愚先生不仅支持学生运动，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37年在西安参加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抗日救亡后援会”，成为负责人之一；1941年在成都参加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资助的反蒋组织“唯民社”；1943年在成都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成立“中国西部青年科学工作者协会”，被推举为会长。
抗战初期，薛愚先生亲身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打算直接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1938年曾主动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抗战，被林伯渠同志劝阻。薛愚先生亦曾积极营救落难的共产党员马适安、张昕若。
1946年底，经张雪岩先生介绍，薛愚先生在北平加入了九三学社。1947年2月，九三学社部分成员在薛愚先生家中以“家宴”形式为参加“军事调解”的中共代表团送行，徐冰同志代表叶剑英同志出席送行宴。几天后，叶剑英同志设答谢宴回请九三学社成员，叶剑英同志在致辞中说：“九三学社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做了许多工作，值得我们钦佩。”
1949年6月，薛愚先生与许德珩、黄国璋、潘菽、笪移今等五人联合署名起草的《九三学社概要》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中通过，从此九三学社成为政协界别之一。同年9月，薛愚先生作为九三学社界别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薛愚先生参与筹备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现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并于1951年任第一任主任理事，连任三届。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9年获得平反，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终身名誉系主任。
读《薛愚传》，薛愚先生的形象栩栩如生，出身贫寒、敏而好学、科学报国、追求民主、襟怀坦荡、仗义执言、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书中引用他学生的回忆，薛先生讲课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他讲英语时带有法语口音——前辈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年轻人不禁赞叹一声：“好酷啊！”
《薛愚传》的作者是80后九三新人孔瑶竹同志，本科学习药学专业，研究生学习中文专业，确保了本书的专业性和可读性，字里行间也融入了药学后辈对学界泰斗的敬仰之情。
作者在书中引用和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比如书中对教会学校的描述客观而务实。薛愚先生自幼成长于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中，开始接触到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教会学校的支持下，薛愚先生才得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当时有不少杰出的民主学者出自教会学校。我们既要看到传教行为文化侵略的一面，也应承认有很多像薛愚先生这样家境贫寒的学生从中受益，教会学校也带来了新思想和新风气。
抗战时期，多所教会大学迁往西南腹地，教会五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聚集在成都华西坝地区，组成了“华西坝联大”，与昆明的“西南联大”一时瑜亮。我们现在对“西南联大”耳熟能详，但对“华西坝联大”知之甚少，只因“华西坝联大”是教会学校，在正史中几近湮灭。
作者曾将“华西坝联大”有关史料发到微信群里共享，引起热议。有位九三成员感慨：“我是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的，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齐鲁大学医学院。我们校史中描述抗战期间学校停办了，1946年才复校。我一直以为抗战这一段校史是空白，没想到我们学校竟然也迁到了西南地区，也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对校史有了新的认识。”透过薛愚先生这段经历，我们知道了“华西坝联大”，重新认识教会学校的价值。有时历史真的需要“管窥”。
薛愚先生自50年代后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后陷入了人生低谷期，由于作者对这段历史时期许多人物和事件难以把握，故着墨不多。整部《薛愚传》，前半生写得清晰而精彩，后半生则有些模糊。毕竟，相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都显得太年轻了。
方炎
2016年10月
孔瑶竹著的《薛愚传》是薛愚个人传记。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阳人，是我国著名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中国药学和药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编撰有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业教科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第一部化学实验教程《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第一部医用有机化学教科书《医用有机化学》，参与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北医药学院的奠基人、终身名誉院长，也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创始人。
薛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药学家，现代药学教育的奠基人，也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的第一任主委（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主任理事）。
薛愚先生的一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爱国救国的求索之路。
孔瑶竹著的《薛愚传》引用和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再现了薛愚从乡村放牛娃奋斗成为著作等身、桃李芬芳的药学家、药学教育家的不平凡的一生，力图以翔实的史料和平实的语言再现前辈先哲们曲折丰富的人生历程和绚丽夺目的光辉业绩，也使广大读者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