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著的这本《这就是奥斯维辛》是一部纪实文学。

1945年在俄罗斯集中营里，普里莫·莱维被要求写一份报告，阐述在奥斯维辛的生活条件。第二年这份报告出版了，接着很快被人们遗忘，直到现在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书中收录的这份报告在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就完成了，它重返公众视野，代表着一次向大屠杀最早期证词的不寻常的回归。书中详细记录了作者被遣送至奥斯维辛的过程，德国军人对工人和死者的挑选，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以及毒气室的组成和建设。

本书是文学和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普里莫·莱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著的《这就是奥斯维辛》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合集，由身为化学家的莱维及其奥斯维辛狱友、外科医生德·贝内代蒂共同整理撰写。1945—1986年间的这些证词来源各异，既有莱维和德·贝内代蒂自己所叙之事实，也有其他被囚禁、迫害者乃至施暴者家属的现身说法，但它们都真实有力地反映了集中营里囚犯们的非人生活。诚如莱维所言，“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而它胜过单纯的证人身份”。这些证词是必不可少的记忆，成为我们反思历史和人之价值的依据。

编者按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证词

有关莫诺维茨的证词

审判霍斯的声明

起诉霍斯的证词

被囚禁的一位难友的证明

周年纪念

揭发约瑟夫·门格勒大夫

给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的回信

都灵的奇迹

审判艾希曼的证词

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审判博斯哈默尔的声明

犹太人的遣送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普里莫·莱维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

集中营的欧洲

这就是昔日的奥斯维辛

政治放逐犯

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

在奥斯维辛的一个秘密防卫组织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附录

文本的信息

被诊所医生确诊应该住院的患者，要获得医院的接收，还得在次日早晨起床后，立即再次接受医务室主任医师的体检，检查很仓促。如若主任医生确认有必要住院，患者就前往淋浴室，在那里被剃光身上的毛发，然后冲完淋浴，最后入住相关的医疗科室。而要走到住院的科室，得从浴室光着身子出来到户外，不管在什么季节，不管气候条件如何，身上只许披着一件外衣，露天跑上100米至200米的路。

在内科诊所内部，主任医师由一两位护士协助工作，每天早晨巡查病房，医师不是亲自到病床跟前探视病人，而是让病人自己下床去医生那里就诊，那些病情特别严重、绝对无法行动的病人除外。每天晚上进行一次仓促的复诊。

外科诊室里的敷药、换药在每天早晨进行，由于诊室分为三个病室，每个病室轮流给病人上药、换药，因此每个病人每三天才能换一次药。敷药是用纸质的胶条固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胶条就会破碎或脱落，因此，无论是无菌的还是有菌的包扎，伤口总是暴露在外。唯有处置极少的病例或特别重要的病例，上药时才采用棉质胶布固定，由于药用胶布匮乏，所以使用时格外节省。

换药处置等外科治疗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药品绝对短缺，即使是最简单的常用药品，而其他药品的数量也极少：仅仅有一些阿司匹林、氨基比林、偶氮磺胺（唯一的硫黄酰胺药物）、碳酸氢盐，还有几支强心剂和咖啡因。樟脑油和士的宁、鸦片以及一切衍生药物均短缺，除了有少量的染色剂；缺少颠茄、阿托平、胰岛素、祛痰剂，还缺少秘盐、锰盐、胃蛋白酶和盐酸，而泻药和轻度泻药，只有二羟蒽醌。倒是有少量的土霉素、药用碳酸和鞣酸蛋白，而补钙的针剂和任何有补养功能的药剂一概短缺。有一定数量用于静脉注射的依维派苏打、用于麻醉的乙烷基一氯化物（这种麻醉药广泛运用在像切除疖子等微创手术之中）。

随着运送放逐犯、各种数量不等的药物以及不同医药专科的医疗用品的列车之来到，诊疗室里的药柜得以充实，其中有许多无利用价值的药物和医疗用品，是从那些新进来的人的行李箱中没收来的。不过，总的说来，营地对医药用品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医院可支配的医疗资源。

医务人员只从关押的囚犯中间招收。医生是事先通过考试而录用的，从那些在入营时申报自己具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当中选拔，熟练掌握德语或波兰语的人优先。他们的服务是以能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优质的衣服、鞋子为报偿的。但是医疗助理和护士的选拔没有曾获得任何医药职业资质的要求，他们多半只是一些体格健壮的人，仅凭借他们与已在职的医生或营地负责人的交情而得到职位——这些自然是囚犯们十分渴望得到的职位。其结果是，医师们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医药专业资质和一定的文明素质，而辅助人员对于医疗卫生的规章条例和人道的准则就往往显得相当无知或漠视，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到了用分发给患者的菜汤和面包私自去换取香烟和其他衣物的地步。病人还经常因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挨揍，有的病人因为犯了比较严重的过失，就不予以正常地分发食物——比如，谁要是偷了病友的面包，作为惩罚，就立刻被会当作罪人而赶离医院，立即返回劳动岗位去干活，而且先得在脊梁骨上挨上一顿鞭笞（一般抽打25下），被狠狠地使劲抽打，使用的是牛筋鞭，这是一种由橡胶裹着的帆布管子。另一种惩罚则是强迫囚犯在离地相当高的一条凳子上蹲一刻钟，十分窄小的凳面上搁着一只脸盆，被罚者得踮着脚尖双腿弯曲蹲立在脸盆上，双臂还得向前平伸至齐肩膀的高度。被罚的病人通常坚持不了几分钟，因肌肉疲劳和身体虚弱而失去平衡，就滚落在地上，引得围在一旁的护士们开怀大笑，他们还用话语讥讽嘲弄他。摔下来的病人还得站起来，再次爬上高凳子，重新按规定的时间恢复原来的姿势蹲着；倘若他接连不断地摔下来，无法再那样蹲立在脸盆上，就得挨相当次数的鞭笞以抵消对他的惩罚。

P24-26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

《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是以《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开始的，它是遵照那个前战俘营的苏联指挥部的请求，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和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于1945年春天在卡托维兹拟写的；次年，此文本用意大利语以较长的篇幅发表在都灵的《医药智慧女神》医学杂志上。随着这篇早先的证据的发表，我们接着按时间顺序，搜集了从1945年至1986年跨度为41年的一组来源不同的资料：其中有登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有纳粹战犯l临时审判时所做的证词（这里，重又听到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与其朋友普里莫·莱维同时发声），以及从在集中营幸存者中享有威望的莱维那里获得的一些官方文本。大部分文本都是由普里莫·莱维亲自撰写，他还关注文本的出版发行。然而，关于他给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证词，我们掌握的不少抄写本却是由别人誊写的，未经他本人审核。最后，还有些文本（这从书后的《文本的信息》部分可以看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