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转型职业作家之作！

获《法兰西》杂志短篇小说奖！

为少年略萨赢得免费巴黎之旅！

《首领们》写于略萨的大学时代，收7篇小说：《挑战》《兄弟》《崽儿们》《祖父》《星期天》《首领们》《来访者》。

这本书是一部描写少年与男子汉气概的故事集，不光讲述青少年的恶习和过失，也讲述了发生在秘鲁的成年人的事：“在这里，我们只是学吸烟、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和向姑娘们表白爱情。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的《首领们》是诺贝文学奖得主略萨的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

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略萨少年时代就读于军事学校时期遭遇的人与事。其中《挑战》获当时《法兰西杂志》举办的秘鲁短篇小说比赛奖，为他赢得了免费去巴黎旅游的奖励，实现了他年少时的一个文学梦，也见证了略萨在文学创作上的天分和能力。

本书也充分展示了数年后蜚声国际的《城市与狗》中略萨代表性的创作风格：巧妙的结构、实感和形象感、音乐性以及散文诗般凝练流畅而朴素亲切的对话，呈现了“个人的声音”与“集体的声音”合奏的复调结构，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远大的文学抱负。

自序

首领们

挑战

兄弟

星期天

来访者

祖父

崽儿们

译后记

哈维尔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

“要吹哨了！”他喊道，随即站起身来。

紧张的气氛有如一声爆炸似的被打破了。我们都站在那儿。阿瓦萨罗先生张着大嘴，涨红着脸，紧握着拳。当他慢慢地镇静下来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发出训令，此时哨子真的吹响了。在阿马亚那乌鸦般“哇哇哇”的怪叫声中，我们像发疯一样吵嚷着跑出去，阿马亚的叫声回响在我们头顶上空。

院子在喊叫声中抖动着。三、四年级的学生早就跑出来了，他们围成一个大圈子，圈子在弥漫的尘土中晃动着。一、二年级的学生们几乎同时和我们一起跑进院子，他们喷吐着新的脏话，发泄着憎恨。圈子扩大了。中学生普遍感到愤怒(小学部有一个用镶嵌细木铺成的小院子，位于学校的对面)。

“山里人想拿我们开涮。”

“没错！该死的家伙。”

没有人提期末考试的事。学生们眼中光亮闪烁，喊声震天，那一片喧闹声说明跟校长对抗的时刻到了。我突然也不再控制自己，开始在人群中串来串去，发表着激烈的言论：“他拿我们开涮，我们能沉默不语吗？”“应该采取点儿行动。”“应该设法对付他。”

一只铁手把我从人群中揪出来。

“你不行。”哈维尔说，“你别搀和。他们会开除你的，这你知道。”

“现在我才不管呢。他们要处罚我，我会跟他们算账的。这是我的机会。你懂了吗？我们让大家去站队。”

我们在院子里悄悄地一个人传一个人：“去站队！”“快，去站队！”

“大家集合！”拉伊加达的大嗓门在清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回荡着。

许多人跟着一齐喊起来：

“大家集合！”“大家集合！”

那时，视察员卡亚多和罗美洛惊讶地看到，喧嚣声突然降低，在课间休息结束之前，学生们排起了队。他们靠着教师办公室倚在墙上，站在我们的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然后他们又互相看了看。几位教师出现在门口，同样是一副惊讶的面孔。

视察员卡亚多走近我们：

“你们听着！”他惶恐不安地高喊，“现在还没有……”

“闭上你的嘴！’’有个人从后排反驳道，“闭嘴吧，卡亚多，假女人！”

卡亚多顿时变得脸色煞白。他一脸凶相，迈开大步钻进学生行列。在他的背后有几个人高喊：“卡亚多，假女人！”

“我们走。”我说，“围着院子转圈子。五年级先走。”

我们开步走，咚咚地跺着地，把脚都跺疼了。我们的队伍按照院子的面积排成一个整齐的矩形。走到第二圈时，我和哈维尔、拉伊加达、莱昂开始喊道：

“时——间——表、时——间——表、时——间——表……”

接着，大家都跟着喊起来。

“声音再大点儿！”有个人突然高声喊道，那声音令我厌烦。

“卢——喊呀！”

马上，叫嚷声变得震耳欲聋。

“时——间——表、时——问——表、时——间——表……”

教师们关上备课室的门，小心翼翼地走开了。五年级学生走过特奥巴尔多在一块木板上卖水果的角落时，他说了一句什么，可我们没听清楚。他挥动着手臂，似乎在鼓励我。“猪猡！”我想。

喊声越来越高，但是，无论是我们有节奏行进的步伐声还是高昂的喊叫声，都难以掩饰我们的恐惧。那种等待的心情是痛苦难忍的。为何不早点儿爆发呢？我们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还在一遍遍地喊着“时——间——表……”但是大家已经开始面面相觑了，而且不时会听到勉强发出的尖笑声。“我什么都不应该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我喊起来已经很吃力了：声音嘶哑，喉咙里似乎着了火。猛的，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抬起头望着天空：我的眼睛盯着一只老鹰，它在学校的上空悠然地盘旋着；金色的太阳露出半张脸来，有如半月。在它的照耀下，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给人以无限深沉之感。我迅速低下了脑袋。

个子矮小、脸色发紫的费鲁菲诺出现在过道的尽头，那过道通向课间休息的院子。短促的、似鸭子行走般的、扑扑的脚步声突然打破了一时的寂静，令我感到吃惊(教师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露出了一张滑稽而窄小的脸。埃斯特拉达想窥视我们。他看到校长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马上缩了回去。他用稚嫩的手关上了门)。在我们的对面，费鲁菲诺在一群默默无言的学生中横冲直撞，串来串去。学生们已经解散，有些人跑进厕所，有些人恼火地围住了特奥巴尔多的酒吧间。我和哈维尔、莱昂以及拉伊加达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不要怕。”我说，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校长说道：

“吹哨，卡亚多！”

学生们又重新站好队，但这一次集合得很慢。天气不太热，我却感到有点憋闷，实际上那是一种厌倦。“他们累了。”哈维尔低声说。“真糟糕。”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提醒道，“你说话注意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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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们》这个集子一共收入了六篇故事，它们是我从1953 年至1957 年在利马读大学期间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许多篇故事中“九死一生”残存下来的。没有太大的分量，我却十分喜欢，因为它们令我记起那些艰苦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尽管我把文学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但说真话，我却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我年纪轻轻就结婚了，除了大学课程之外，生活的重担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不过，那些年代留在我脑海中的东西里，比我杂乱无章地写的短篇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的那些作家和那些我贪婪地阅读的可爱的书籍。正是由于这些作家和书籍，使我在十八岁时就迷上了文学。说起来我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干，怎么还能去读那些文学著作呢？结果，要么一些工作只好半途而废，要么就是把工作干得很坏。我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在教室里读书，在办公室里读书，在大街上读书，在喧哗中读书，在人群中读书，站着读书，走着路读书……我是那样善于集中注意力，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从一本书中拉出来（我失去了从书中摆脱出来的能力）。我记得有这么几件壮举：只一个礼拜天，我就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个朋友将亨利·米勒的法文版《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借给我几个小时，我用不眠之夜将其读完；福克纳的几部早期作品——《野蛮的棕榈树》《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落在我的手中，我感到眼花缭乱，手里拿着纸和铅笔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课本。

读这些书的成果，都渗透在我写的第一本书中。我现在承认这件事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我写这些故事时并非如此。我写的最早的故事《首领们》，表面看起来是再现我们在皮乌拉圣米格尔中学试图进行的一次罢课，那是我们毕业班学生参加的，结果毫无成果地失败了。而实际上，那是马尔罗的作品《希望》走了调的回声。我写作时，正在读这部作品。

《挑战》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故事，当然，读者是无法理解我这种心情的。巴黎的一本以艺术和旅游为中心内容的杂志——《法兰西》杂志——出了一期“印加人之国”的专号，并借此组织了一次秘鲁短篇故事竞赛，获奖者可以免费去巴黎旅行十五天，住在“拿破仑”饭店，站在这家饭店的窗前可以看到凯旋门。自然，国内的文学爱好者们都闻风而动，竟足有数百篇故事参加了这次竞赛。当我正在阁楼里为一家电台撰写新闻稿、我的最好的朋友走进来告诉我，我投稿的《挑战》中了奖的时候，我的心“怦怦怦”地跳起来。他还说，巴黎已准备好军乐队等待我。

那次旅行的确是难忘的，有趣的奇闻轶事层出不穷，它们的精彩甚至超过了《挑战》这篇故事本身。我没能看到我当时崇拜的偶像萨特，却看到了加缪。那是在重新上演《正义者》的剧院的出口，我大胆地，或者说莽撞地朝他走过去跟他说了话，然后写了一篇八页的评论他的文章，交给我的三个朋友在利马刊出（他的西班牙语好得令我吃惊）。在拿破仑饭店，我的过道对面的女邻居也是比赛的优胜者——1957年法国小姐，也享受免费住饭店

十五天的权利。在饭店的佩斯加杜餐厅，我踮着脚往前走，生怕弄皱了地毯，结果还是出了洋相：由于我的无知，我点错了菜，当人家递给我一条小网，并且告诉我应该怎样为那道菜在餐厅的池塘里捞起鳟鱼时，我窘迫极了。

我喜欢福克纳，却模仿海明威。这个集子里的故事，幸亏有了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在那些年里，他恰恰来到秘鲁捕海豚和猎鲸，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冒险故事、简练精辟的对话、生动逼真的描写和隐秘的材料。对于一个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开始写作的秘鲁人来说，读读海明威是十分有益的：那是一节有节制地参观的文体课。当时，尽管在别的地方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中间还在倡导一种卑鄙无耻的、地主们奸污女农民的文学，那是用许多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的单词写成的，评论家们称之为“乡土”文学。我仇恨这种文学，因为它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作者们似乎认为揭露非正义就可以使他们免除对艺术甚至语法上的担心。不过，我也证实了这并未阻止我本人在这块祭坛前烧香，因为《兄弟》这篇作品就落入了土著文学的老套，也许这搀杂了时代给予我的另外一种激情的内涵：美国西部片。

在这本描写青少年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故事集中，《祖父》这篇是同全书的氛围不合拍的，它也是我阅读的反映物——保罗·鲍尔斯文字优美但内容邪恶的两本书：《弱小的猎物》和《保护天堂》。那是在利马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我们经常在半夜到苏尔科坟茔去。我们崇拜美国诗人爱伦·坡，希望有一天也崇拜魔鬼。我们用唯灵论来自慰。亡灵向灵媒——我的一个亲戚——带着和生前同样的拼写错误口授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是一些紧张而难以入眠的夜晚，种种场景尽管使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还是紧张得连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从《祖父》这篇文章看，不坚持邪恶的本性是聪明的。

在这本故事集中，生活表现出最大宽容的大概要属《星期天》这篇。男孩和女孩们那种只限于本地区的友谊，亦即赫伊津哈 描写的那种人间游戏的神奇空间，在米拉弗洛雷斯已完全成为过去。道理很简单：利马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自从停止了儿时在地上的爬行之后，现在已经有了自行车、摩托车或汽车，这些交通工具将他们从家中带向远方，从远方将他们带回家中。就这样，每个人都划定了自己交朋友的地理范围，并辐射向城市的四面八方。然而，在三十年前，我们只有踏板车，这些踏板车只允许我们在街区里转圈子，即使有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出远门，因为父母不允许（当时他们听父母的话）。就这样，我们这些小伙子和姑娘被死死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那只不过是家庭的延伸，却是友谊的王国。请不要将我们这狭小的友谊王国与美国的小团伙小帮派混为一谈，因为美国孩子的小团伙纯属男性团伙，带有寻衅滋事和打架斗殴甚至抢劫行盗的特色，而我们米拉弗洛雷斯的孩子们的“小圈子”是无害的，类似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混合部落。

在这儿，我们只是学吸烟、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和向姑娘们表白爱情。我们的欲望并不太高，只是希望在节假日和夏天里玩个痛快。我们最开心的事是冲浪和踢足球，潇洒地跳跳舞，每隔一段时间交换一下女友。我承认，比起我们的长辈来，我们是相当愚蠢、相当没教养的，我们对发生在饥民无数的我们辽阔国土上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后来才发觉的。同样，我们当年和小朋友们一起生活在米拉弗洛雷斯区是多么的幸运，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回首往事，有时我们甚至感到羞耻，但这同样是愚蠢的，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童年。关于我的童年，一切最热烈而鲜明的回忆都跟我们孩童期那个“小圈子”的习俗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浓浓的乡愁和怀旧，这便是我写《星期天》的缘由。

《崽儿们》同样写的是孩子们的“小圈子”，但这个故事写的不是青少年的恶习和过失，而是1965 年发生在秘鲁的成年人的事。我说写，倒不如说是反复重写，因为这个故事我至少写了十二稿，始终难以脱手。自从我在一份日报上读了在安第斯山一个小村庄里一条狗阉咬了一个新生婴儿的报道后，那件事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做梦都想把这一离奇的伤痛写成一个故事，这种伤痛与别的伤痛完全不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非但不逐渐愈合，反而越来越大。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在反复琢磨着一个狭小区域里的短篇故事，包括那个区域里的人，它的神话和它的礼拜仪式。当我将这两个计划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棘手的问题来了：由谁来讲述这个残疾孩子的故事？由孩子们的群体。那么，这个集体的讲述者怎样才不至于把每个人讲的话抹煞？随着我把一张张的稿纸撕掉，那个复数的声音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它一会儿分解成个人的声音，一会儿又重新变成一个代表整个群体的声音。我更希望把《崽儿们》写成一个被唱的故事而不是被读的故事，因此，我选择的每一个音节都既考虑到它的音乐性又考虑到它的可讲述性。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真实性决定于读者应该觉得自己是在听而不是在读，即故事应该从耳朵中进入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从眼睛里。就是这些问题——姑且说是技术问题吧——使我费尽了脑筋。令我惊讶的是，对于奎利亚尔的不幸居然可以作出那么多种解释：暗示中产阶级的无能、对不发达世界的艺术家的阉割、影射滑稽文化在青年一代中造成的失语症、暗喻我自己叙述的无能。为什么不是呢？随便哪一种解释都可能是对的。当我所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笔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完全清楚过：真实也可能是谎言，谎言也可能是真实，谁也不知道在为谁工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它非但不能使人们幸福，反而会使他们更不幸。不过，尽管如此，文学也是我选定的生活道路，我绝不会再改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1979年2月于利马

自从北京大学的赵德明教授于1979年第一次在我国介绍“略萨其人”，继而又于1981年将这位前国际笔会主席、秘鲁著名作家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译成中文发表以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个名字在我国读者中就似一声春雷般地炸开来。短短十几年中，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城市与狗》《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等都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国西班牙文翻译界对他进行了跟踪翻译和研究，而在我国西班牙语界，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他和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驰誉全球的《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白了就是，这两位拉美“爆炸文学”的典型代表在我国读者的心目中，是拉美作家群中的头两号人物。我本人也认为此论不谬。

略萨的大部头新作一旦问世，我国的出版社便马上捕猎，争相将其介绍过来。但他早期发表的七个短篇，即《首领们》《挑战》《星期天》《兄弟》《祖父》《来访者》和《崽JUfl》七篇，却完全被打人冷宫，无人问津。短篇小说遭此冷遇，大概主要因为西班牙语翻译界认为这些早期作品很不成熟，没有太大的分量。我本人过去也以为略萨写孩子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些习作罢了。然而，如今要把这些作品译出时，就不可不认真地读读它们了。不读则已，一读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作品远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而是一些闪光发亮的金子(尽管只是些金粒金屑)和光彩夺目的珠翠(同样是体积不大)，是略萨创作道路学步阶段栽种的一棵棵芳香美丽的小花。今天我们淘洗这些零金碎玉，夕拾这朵朵小花，填补略萨译介上的一个空白，当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在翻译过程中，细细咀嚼，越嚼越有趣，又颇像不断加着佐料烹鱼，越烧越香，越闻越诱人，到最后翻译《崽儿们》，也就是鱼快要烧毕时，简直是没有美酒也醉人了。

略萨这些短篇写于1953年至1957年他在利马圣马尔克斯大学读书时期。当时的略萨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生活的重负几乎压得他透不过气，有时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兼做几项工作，文学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照他的话说，尽管他“把文学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但从未想到过有_天会成为作家”。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些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九死一生”残存下来的作品“将他无可逆转地引向了文学之路”，因为这些作品的成功(《挑战》一篇当年即获《法兰西》杂志组织的秘鲁短篇小说比赛奖，为此略萨得到了免费到巴黎旅游十五天的奖励)，表明了略萨在青少年时期就显露出非凡的文学天赋，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于是，他喜欢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上了亨利·米勒，喜欢上了福克纳、卡夫卡、加缪，把萨特当做偶像崇拜，刻意模仿海明威……结果，到了1959年略萨就明确宣布：“文学是我选定的生活道路，我绝不会再改变。”这就是说，略萨步人文坛的准备阶段已经完成了。

由此不难看出，略萨早期的短篇小说虽然只寥寥几篇，却对他走向文学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他1962年发表的成名作《城市与狗》(这部作品不仅一问世就轰动秘鲁，而且很快被译成二十种语言，使略萨一鸣惊人，蜚声世界文坛)的前奏曲，因此，要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认识略萨的价值，这些作品就不可不读，甚至可说是不可小觑的。

那么，略萨的早期短篇故事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巧妙的结构：人所共知，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此一美誉当然是靠诸如《绿房子》(一译《青楼》)《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这类作品赢得的，但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对结构的重视已显而易见，尤其是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变化令人难以捕捉，但又觉得合情合理，丝毫没有那种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之嫌。应该说，略萨在作品结构方面一开始就下的功夫，为他顺利地进入创作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此外，他还是我们的球迷，无论如何要让他进我们的球队。”秦戈罗补充道：“单是为了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也要让他进球队。”马尼乌克说：“没错，就算他踢得再不行，也要叫他参加班级球队……”再看姑娘们劝奎利亚尔找恋人的一段：

……但是，奎利亚尔不想要恋人，听了别人的劝告，他急忙说道：“我还是喜欢自由，不愿做征服者，独身一人比什么都好。”齐娜说：“你要自由是为什么？为了干荒唐事？”查布卡说：“为了爱跟谁幽会就跟谁幽会。”普希说：“是跟那些矫揉造作、故作风雅的女人幽会吧？”奎利亚尔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说：“也许吧！也许吧！这也许是一种恶习，可能。”菲娜说：“你为什么再也不参加我们的晚会？过去你每次都来的，那么高兴，舞跳得那么好……”查布卡说：“奎利亚尔，别自我封闭，别自找无聊，来吧，参加我们的晚会，总有一天你会遇上一位喜欢你的姑娘，那时你就去追她……”

像这种亲切、精练而动人的大段对话，在本书中，尤其是在《崽儿们》中屡见不鲜。读着这些通俗的对话，又使人感到是在听一个中国人说评书。

另外，这本故事集还表现出略萨在文学创作起步阶段就已十分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一点，在《祖父》一篇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然，既然是早期作品，说得再好，也只能是略萨的练笔阶段，不可能十分成熟，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说句公平话，有的故事，如《挑战》和《祖父》，颇给人以自然主义和空泛之感，写得不免有些拖沓。

另外，我在上面已说过，略萨的这些短篇故事是第一次同中国读者见面，坦白地说，本人深感自己的译文并不理想，其原因有三：时间太紧，不得不紧赶慢赶；近六十的老翁译少年作品，从心理上很难完全进入角色，深感力不从心；略萨在这些作品中用了很多秘鲁土语，有些词语请教西班牙文专家也搞不懂，查遍词典(包括拉丁美洲土语词典)也难以觅见，走投无路，只好依照逻辑“想当然”，所以，很希望日后得到西文同行中的高手专家们点拨教正。换言之，这本短篇集也是译者抛出的引玉之砖。

译者

1997年10月北京西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