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的一生如此重要、如此丰富多彩，他的日记保存尽管不全，但其重要价值当然也就无须多说了。

为尊重和保持日记的原貌和真实性，《郑振铎日记(上下)(精)》的整理工作力求做到“全”。一些字、词的写法，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许不规范，但能不改就不改。

郑振铎著的《郑振铎日记(上下)(精)》整理历时二十多年。包括欧行日记、残存的海外日记、求书日录、残存的四天日记、残存的访书日录、一九四三年蛰居日记等，它在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郑振铎日记中是收集最全的，全书有七十多万字，因此有很强的资料性。

欧行日记 （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

残存的海外日记 （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2月29日）

求书日录 （1940年1月4日至2月5日）

残存的四天日记 （1940年1月4日、5日、15日、23日）

残存的访书日录 （1942〔？〕年12月5日至1943年12月2日）

一九四三年蛰居日记 （1943年2月2日至8月6日）

写在一九四四年台历上 （194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胜利前后的日记 （1945年6月1日至10月19日）

写在一九四七年台历上 （1947年1月5日至12月31日）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日记 （1948年1月1日至7月1日）

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日记 （1949年3月29日至5月26日）

一九五三年出国日记 （1953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

访问印度缅甸日记 （1954年11月21日至1955年3月21日，附6月24日）

一九五六年断续日记 （1956年3月27日至5月16日，9月15日至19日，11月1日至10日，11月13日至12月18日）

一九五七年日记 （195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一九五八年日记 （1958年1月1日至10月16日）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时半，由上海动身。这次欧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在七天之前，方才有这个动议，方才去预备行装。中间，因为英领事馆领取护照问题，又忙了几天，中间，因为领护照的麻烦，也曾决定中止这次的旅行。然而，却终于走了。我的性质，往往是迟疑的，不能决断的。前七年，北京乎，上海乎的问题，曾使我迟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农、济之他们硬替我作主张，上海是几乎去不成的。这次也是如此，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替我买了船票，也是几乎去不成了。去不去本都不成问题，惟贪安逸而懒于进取，乃是一个大病。幸得亲长朋友的在后督促，乃能略略的有前进的决心。

这次欧行，颇有一点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学，作一种专心的正则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国外清静的环境里做几部久欲动手而迄因上海环境的纷扰而未写的小说。（三）希望能走遍各国大图书馆，遍阅其中之奇书及中国所罕见的书籍，如小说，戏曲之类。（四）希望多游历欧洲古迹名胜，修养自己的身心。近来，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然而还觉得疲倦不堪。这是处同一环境中太久了之故。如今大转变了一次环境，也许对于自己身体及精神方面可以有进步。以上的几种希望，也许是太奢了。至少：（一）多读些英国名著，（二）因了各处图书馆的搜索阅读中国书，可以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发见。

一个星期以来，即自决定行期以来，每一想及将有远行，心里便如有一块大铅重重的压住，说不出如何的难过，所谓“离愁”，所谓“别绪”，大约就是如此吧。然而表现上却不敢露出这样的情绪来，因为箴和祖母母亲们已经暗地里在难过了，再以愁脸相对，岂不更勾引起她们的苦恼么？所以，昨夜在祖母处与大家闲谈告别，不得不显出十分高兴，告诉她们以种种所闻到的轻快的旅行中事，使她们可以宽心些。近来祖母的身体，较前已大有进步，精神也与半年前大不相同，筋骨痛的病也没有了，所以我很安心的敢与她告别一二年。然而，在昨夜，看她的样子虽还高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殷忧，聚在眉尖心头。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我怎么会不觉得呢！

“泪眼相见，竟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我们俩已经是如此了。一想起别离事，便十分难过。箴每每的凄声的对我说：“铎，不要走吧。”我也必定答说：“不，我不想走。”当护照没有弄好时，我真的想“不去了吧”。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护照不能成功。直到了最后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我还如此的想着。虽然一面在整理东西，一面却在想：“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功的。”当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饭店公饯我时，我还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说：“也许不走呢！不走时要不要回请你们？”致觉说：“一定要回请的。”想不到第三天便真的动身了。在这天的上午，我们俩同倚在榻上，我充满了说不出的情感，只觉得要哭。箴的眼眶红红的。我们有几千几万语要互相诉说，我们是隔了几点钟就要离别了，然而我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我竟呜咽的哭了，箴也眼眶中装满了眼泪。还是上海银行的人来拿行李，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断了。午饭真的吃不进。吃了午饭不久，便要上船了。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到码头时，文英，佩真已先在。后来，少椿及绮绣带了妹哥也来了。我们拍了一个照，箴已在暗暗的拭泪。几个人同上船来看我的房间。不久，便铃声丁丁的响着，只好与他们相别了。箴在码头上张着伞倚在岳父身旁，暗暗的哭泣不止。我高高的站在船舷之旁，无法下去劝慰她。两眼互相看着，而不能握手，谈话，此情此景，如何能堪！最后，圣陶，伯祥，予同，调孚赶到了，然而也不能握手言别了，只互相点点头，挥挥手而已。岳父和箴他们先走，怕她见船开动更难过。我看着她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这一别，要一二年才得再见呢！唉！“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渐渐的船开始移动了，鞭炮必必啪啪的爆响着，白巾和帽子在空中挥舞着。别了，亲友们！别了，箴！别了，中国，我爱的中国！至少要一二年后才能再见了。“Adieu Adieu”是春台的声音叫着。码头渐渐的离开船边，码头上的人渐渐的小了。我倚在舷边，几乎哭了出来，热泪盈盈的盛在眼眶中，只差些滴了下来，远了，更远了，而他们还在挥手送着。我的手挥舞得酸了，而码头上的人也渐渐的散了，而码头也不见了！两岸除了绿草黄士，别无他物。几刻钟后，船便出了黄浦江，两岸只见一线青痕了。真的离了中国了，离了中国了！中国，我爱的中国，我们再见了，再见时，我将见你是一个光荣已完全恢复的国家，是一个一切都安宁，自由，快乐的国家！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而努力！（P4-6）

一

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藏书家。他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五四”以后以鲁迅为旗帜的进步文化界少数几位“全才”式的大师之一。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坛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最后，他是为国殉职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就是以他为核心发起组织的；三十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身中国著作者协会，他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后来左联解散，另行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时，他也是最核心的筹划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的全国文协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文联与作协，他都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另外，他在“五卅运动”时发起组织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抗战胜利后参与筹划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等，都是功垂史册的。

他先后主编过《学灯》《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各时期执全国文坛牛耳的核心报刊，还主编过《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库》《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有重大影响或学术价值的丛书。还主编过《新社会》《人道》《民主》《政协会刊》等政论刊物，以及如今享誉世界的《文物》《考古》的前身《文物参考资料》《考古学报》《考古通讯》等。

他著作等身。出版的创作有《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民族文话》《蛰居散记》《战号》等集子。学术论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痀偻集》《短剑集》《困学集》《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文探》《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汤祷篇》《劫中得书记》以及《西谛书目》《西谛书话》《西谛书跋》《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郑振铎文博文集》，等等。翻译的书有《海鸥》《六月》《贫非罪》《灰色马》《高加索民间故事》《沙宁》《俄国短篇小说译丛》《飞鸟集》《新月集》《太戈尔诗》《印度寓言》《莱森寓言》《民俗学浅说》以及译述的《树居人》《天鹅》《列那狐的故事》《竹公主》《恋爱的故事》《英国的神话故事》《希腊神话》，等等。在他罹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文集》，一共出了七卷而中辍。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全集》，共二十卷，总字数达九百五十多万字；但其实还不能算“全”，因为不仅有不少已发表的佚文、书简等尚未收入，还有大量未刊文稿及书信等尚未整理编入，其中就包括存世的一大半日记。

郑先生的一生如此重要、如此丰富多彩，他的日记保存尽管不全，但其重要价值当然也就无须多说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将郑先生存世日记全部汇总、整理、交付出版的志愿，如今，在郑先生哲嗣尔康老师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督促下，克服困难，终于要实现了。作为整理者，觉得有一些情况须在此向读者作点介绍。

二

郑先生生前，有过两种日记经他自己整理、取名、发表。

一是《欧行日记》，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为避难而游学国外的日记。1934年10月31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郑先生是1927年5月21日乘船离开上海的。《欧行日记》从这一天开始，至8月31日止，仅三个多月，所记只是在船上和初到法国的日子。郑先生在出书时写的短序中说：“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能找到。”郑先生回到祖国的具体日子，我们以前一直未能确知；我曾经根据一些史料，考定他至迟于1928年10月已经回国，指出了叶圣陶先生晚年回忆有误（他说是1929年2月）。后来，才从王伯祥先生的日记中，确知了郑先生回到祖国的确切日子是1928年6月8日。因此，他的《欧行日记》本该记有十二个多月。从时间上说，他所发表的确实只有四分之一，这是非常遗憾的！（不幸中之小幸，是后来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点点未曾发表的日记，详见下述。）从《欧行日记》中可知，郑先生原本记有“原始日记”，又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抄录，寄给国内的高君箴夫人看。他在后来重新写录时，必然有所补充、修润。

……

有的地方曾被后来的编辑改动过（如《欧行日记》的序原署用民国纪年，被改成公元；《求书目录》中提到陈立夫先生的地方，被改成教育部），一经发现，都恢复原样。只在极个别的有必要的情况下作了很节制的删节，如《欧行日记》中有一处涉及国家对外关系的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本早已删节），以及作者未刊日记中少许不宜或不必公开的内容。这些都与郑先生家属取得过共识。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从胶卷整理的日记中，有个别文字看不清，尤其是外文，有的写得太草，有的本身写法不规范，甚至有用英文来拼写其他语种的地名、人名的，我在尽量“依样画葫芦”时很可能写错。虽然我身边精通外语的朋友很多，我也曾向他们请教过，但仍不敢保证无误。还有一个是注释，我的整理工作本是断断续续的，也没有按照郑先生每种日记的先后顺序来做，因此那些注释肯定有前后照应不周的问题。现在虽然我又重看、修订了几遍，仍可能有不妥的地方，有些人名、事情则至今注不出来，所有这些，都请高明指正。

六

以上，是2005年我为山西古籍出版社写的，后印载于该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卷首。现在重读一遍，觉得不必作什么改动，但需再添写几句说明。 《郑振铎日记全编》出版已经超过十年，书店早已售罄，曾有不少朋友问我能不能再版。我知道现在出版社任务都很重，再版并不是容易的事，就没向原出版社提，也没与其他出版社联系。可是2016年的某一天，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编辑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商务印书馆想重版此书。这真是意外之喜！本来，商务印书馆就对我有恩（拙著《郑振铎论》曾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两次），更不用说郑振铎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十年，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郑先生的日记能在商务印书馆重版，是最令我感到高兴的！

本书这次是作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的“同仁日记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还有其他人的日记，书名没有“全编”二字，因此，本书就径称《郑振铎日记》。

本书的山西初版本后来发现略有一些错字，这次作了修订。注释也作了一些修改增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请了精通多种外语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我的老同事、学校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聘编审支顺福兄，帮我审核了书中的外语词汇，纠正了不少舛误，在此特别致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山西初版本的卷首编辑曾印上四段巴金《怀念振铎》中的话，但其中第三段话并不是纪念郑振铎的，我曾向该社指出过。

最后，这次整理、修订工作荣幸地列入了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中，得到了上外科研处的大力支持。

我深深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