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弘、吴元成著的《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把水利工程放到整个人类水的发展史中考察，试图厘清有史以来人类与水的关系。同时，它采用大历史叙事和口述实录相结合的笔法，梳理工程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聚焦移民们的情感记忆，于真实细节中包含情感张力，是一部珍贵的相关水利建设和移民的“文字活化石”，一部雄浑壮丽的多声部史诗。

何弘、吴元成著的《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从人类文明与水的关系切入，重点描写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和工程建设艰难、曲折而又可歌可泣的历程。作者以宽阔的视野、科学的态度、深邃的思考对待这一重大题材，通过扎实的采访和系统的梳理，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一系列动人的故事，表现了众多平凡人物奉献、牺牲、担当的崇高精神和博大情怀，表达了对人与水的关系的全新认识，是表现南水北调工程难得的优秀作品。

引子

第一章 水对文明的塑造

第二章 调南水以解北渴

第三章 支边青海

第四章 南下返迁

第五章 新移民

第六章 迁而能安

第七章 会战丹江口

第八章 渠首的故事

第九章 江河握手

第十章 北上京津

第十一章 清流

后记

我和吴元成，都来自南阳。

南阳位于河南的西南部，相当于西藏在中国的位置；淅川位于南阳的西南部，相当于南阳在河南的位置。如果不是严重缺水的形势危及首都北京，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南水北调；如果不是南水北调工程，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丹江水库——尽管自建成起它一直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在河南省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内。吴元成的老家在淅川县盛湾镇分水岭村。分水岭村就在丹江边上，到淅川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

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墓生子”，也叫“过得娃”，这是南阳一带对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1938年，元成的爷爷吴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凉水，结果竟感染伤寒去世。挺着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帮助下，将爷爷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栈沟。不久，元成的父亲降生。20年过去，1958年夏，元成父亲在全国人民吃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感染上了和元成爷爷当年一样的病，久卧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时，元成奶奶已在解放初改嫁到埠口街赵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大炼钢铁，无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亲。奶奶听说后，跑回分水岭，找人抬着儿子到埠口街求医，将养多日后，终于康复。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大坝在凤凰山、黄土岭开工，身体刚复原的元成父亲随着淅川民兵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六师、湖北天门县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10万大军驻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的构想变成现实。

1960年麦收时分，元成父亲和他的乡亲们亲手修的大坝围起的水库将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元成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奶奶操心儿子的婚事，趁此机会带着一个女孩子，从埠口街来和自己的儿子见面。这期间，因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大坝因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施工暂停，各县民工多数返乡。元成的父亲也返回分水岭，不久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早的记忆始于1966年。那天，父亲带着四五岁的元成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严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当元成和父亲到达埠口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去往湖北。这年夏秋之间，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回来的大伯吴占定一家、大姨夫乔松山一家、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此时已离婚的奶奶，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之外的湖北荆门县、沙洋县、钟祥县。

后来，因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家中不断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岭生活困难，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奶奶生活。元成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他叫醒，母亲帮他穿上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汽船轮渡，傍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元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第二天到达荆门县后，又坐汽车，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点。父亲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来告诉他，父亲去接他回淅川时，几乎认不出他了。当时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

回来不久，奶奶从湖北荆门回来探亲小住，临走，又把元成带往荆门。大约半年左右，因为要上学，父亲去把他接了回来。小时候，因为两省来回跑，元成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逃学，打架，学习自然不好。本家二大是民办教师，曾用课本敲打他说：脑袋瓜是砖头瓦块砌的，还用石灰灌过缝。正好大伯回淅川，大约是因为械斗要返迁，想在当时还是邓县管辖的九重公社落户。回荆门时，顺道把他带走。大伯为了省钱，从荆门火车站下火车，不愿买票坐汽车，一直哄着让他步行。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父亲在送大妹爱菊去荆门小住的时候，把他接了回来，这才开始好好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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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一些有关淅川移民的传说。而元成，更是从小就亲历了移民生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后，丹江口大坝加高，淹没区进一步扩大，又有大量库区群众需要外迁。这时，有关丹江口库区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的移民的一些真相才渐渐报道出来，被大家所了解。

丹江口水库移民涉及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地域涉及湖北、河南、青海等省份。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虽然相关情况各新闻媒体有着广泛的报道，大家了解得相对多一些。但对于丹江口大坝建设和陶岔渠首建设，由于年代久远，大家了解得相对要少一些。无论如何，作为这样一个工程来说，虽然其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难题，很多专家谈起来滔滔不绝，兴致极高，但对于大量普通读者来说，这些专业的内容可能不是他们读这本书想读到的。因此，我们在尽可能通俗化地把这些问题传递给大家的同时，更多的是想把其中普通建设者的故事讲述给大家，把他们切实的感受和精神传递给大家。于是，我们从南到北，寻访从1958年开始参与这项工程的历代建设者们，听他们讲述修渠的故事。

应该说，一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其实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水面之下的体量是如此巨大，堪称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缩影。为完成《命脉》的创作，我们需要全面、准确、深入地把握这项工程和移民情况，因此结合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我把点定在了淅川，以深入挖掘与这项工程和移民相关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因为工作关系，我无法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就利用国庆长假及其他节假日，和吴元成一起开车向南一路从淅川到丹江口、襄阳、荆门、荆州、宜昌等地，寻访移民，考察工程；向北走过了河南全境，从淅川一直走到最北的移民点辉县常村镇。其间重点采访了上百位移民和工程建设者。他们中有移民到青海、湖北的，还有多次迁移的；有20世纪50年代即参加大坝建设的，也有最后中线干渠的建设者；有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老干部，也有现在的新干部，还有移民接收地的干部和群众。

一路行走、采访，我的一些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总觉得移民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是一种巨大牺牲，深入了解后发现，接收移民的地方把有限的土地中最好的部分拿出来给移民，为一个移民点，需要周围村庄、乡镇一个接一个“滚地”，最终牵涉的村庄会绵延很远。这些接收移民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些移民干部，为做好这项工作有累死在现场的，有亲人离世都无法去看一眼的，他们何尝不是在做出牺牲？经历了这么多的牺牲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于通水了。但我们听到的是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有从生态角度提出批评的，有从经济角度提出批评的，等等。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项世纪工程呢？这就真的需要我们深入其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对这个工程的方方面面有全面准确的反映，让这种牺牲精神能对社会大众产生震撼和鼓舞。

关于丹江口库区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移民，这些年来有不少作品进行反映，比如梅洁2007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北去》、裴建军2011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大移民》、杨德堂2012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穰原浩歌》、赵学儒2012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向人民报告》、全淅林2014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移民大柴湖》、刘锡海和朱俊奇2014年在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潮涌大柴湖》、欧阳彬2014年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明新胜2014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淅川移民与民俗》等，都对移民情况做了不同的反映，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此外，各地的有关志书，特别是移民志以及大量的媒体报道更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我的合作者吴元成，早在中线干渠施工的过程中，就曾一次次跟踪采访，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这次采访从南方长江边的宜昌开始，再从河南到河北，然后从北京到天津，同时大量的后期采访和资料整理还是由他完成。而且元成的几个弟弟和朋友也参与其中，驾车联系，不辞辛苦。后期的录音整理等工作，也基本都是元成熬夜完成的。没有元成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及时完成。谢谢元成，我的好搭档！

许许多多工程参与者及南水北调办、移民办、有关媒体等相关人员，或接受采访，或提供资料和便利，使我们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其中一些人已在正文中有所提及和交代，在此不再一一列出；更有许多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正文中并没有体现。因涉及人员太多，不便在此罗列，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从开始采访起，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支持的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阅读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那么多生动的个体，我们觉得，单纯表现移民的过程和一些动人的事例，是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再重复一次，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仅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觉得把移民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保留下来，不假雕饰地还原移民的场景、过程以及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并由此把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的变迁、经济的变迁、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变迁表现出来，才会更有意义。我们希望由此看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这种进步不只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还在于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治利益、集体利益到在对个体的尊重中实现集体利益的观念转变，从过度强调集体利益、经济利益到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等各方面利益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最重要的表现即在于完成了从注重集体、压制个体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跨越。也正因此，才有了新世纪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工作相对完善的解决。而在移民过程中，无论是移民、移民干部还是安置地干部群众，共同表现出了舍己爱国、大义担当的移民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在世界范围内一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种精神也已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工程建设部分，丹江口大坝建设和陶岔渠首建设的内容要多一些，而干渠修建的内容相对要简单得多。其实，就工程建设的难度和广度来说，干渠建设要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牵涉面更广。但是，干渠建设过程中，工地上再也见不到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和机械化的施工，使工作效率和质量有了更大的保证。于是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采访那些当年参与大坝和渠首建设的民工，总是不断讲述他们经历的种种事件，绘声绘色，甚至有不少夸张和想当然；而参与干渠建设的专业人员则更多在讲技术难题如何解决，工程进度和质量管理如何进行，故事性明显不如民工广泛参与的前期大坝建设工程。这样也好，一是通过那些参与大坝建设的民工对亲身经历和感受的讲述，我们不仅了解了那些被尘封的往事，对南水北调建设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对那样一个时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二是这样一种对比，其实明显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进步，看到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明白中国的工程建设者们已经有能力承担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从而更加坚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信心。

从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出发，一渠清流润泽京津，更滋润了我的心田。这次采访和写作，让我一次次被那些普通人的牺牲和奉献而感动，让我接受了一次次庄严洗礼。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我愿意为南水北调精神的发扬光大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不朽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