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嵩的身体颀长、健壮，把它裸露出来时，他缺少平常心。当他赤身裸体走在原野上时，那个把把总是有点肿胀，不是平常的模样；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低洼的地方。低洼的地方会有水塘，里面满是浓绿色的水。一边被各种各样的脚印搅成黑色的污泥，另一边长满了水芋头、野慈姑，张开了肥厚的绿叶，开着七零八落的白花。只听哗啦一声水响，叶子中间冒出一个女孩的头来。她直截了当地往薛嵩胯下看来，然后哈哈笑着说：瞧你那个模样！要不要帮帮你的忙？成熟男性的这种羞辱，总是薛嵩的噩梦。等他谢绝了帮忙之后，那女孩就沉下水去。在混浊的水面上，只剩下一根掏空的芦苇竖着，还有一缕黑色的头发。在亚热带的旱季，最浑的水里也是凉快的。薛嵩发了一会儿愣，又到山脊上走着，找到了自己的柴火捆，用长枪把它们串成一串，挑回家来，蜣螂也是这样把粪球滚回家。此时他被夹在一串柴捆中间，像一只蜈蚣在爬。他被柴火挤得迈不开步子，只能小步走着，好像一个穿筒裙的女人。假如有一阵狂风吹来，他就和柴捆一起在山坡上滚起来。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古，但因为地方偏僻，有些上古的景象。
我对这个故事有种特殊的感应，仿佛我就是薛嵩，赤身裸体走进湘西的炎热，就如走入一座灼热的砖窑；铁枪太过沉重，嵌进了肩上的肉。至于腰间的篾条，它太过紧迫，带着粗糙勒进了阴茎的两侧——这好像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有个苗族小姑娘从水里钻出来要帮我的忙。但作者对这故事不是全然满意，他说：这是因为薛嵩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的故事必定殊为无趣，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曾住在长安城里。
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墙上有一些圆顶的城门洞，经常有一群群灰色的驴驮着粮食和柴草走进城里来。一早一晚，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最白的布买到手里，凑到眼前一看，就会发现它是灰的。这种景象使薛嵩感到郁闷，久而久之，他变得嗓音低沉。在冷天里他呵出一口白气，定睛一看，发现它也是灰的。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在中古时，人们用灶灰来染布，妇女用草灰当粉来用，所以到处都是灰色的。薛嵩总想做点不同凡响的事情。比方说，写些道德文章，以便成为圣人：发表些政治上的宏论，以便成为名臣；为大唐朝开辟疆土，成为一代名将。他总觉得后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自己也比较在行。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狂想……
后来，薛嵩买到了一纸任命，到湘西来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晚唐时最大的官职，有些节度使比皇帝还要大。薛嵩觉得自己中了头彩，就变卖了自己的万贯家财，买了仪仗、马匹和兵器，雇用了一批士兵，离开了那座灰砖砌成的大城，到这红土山坡上建功立业。后来，他在这片红土山坡上栽了树，种了竹子，建立了寨子，为了纪念自己在长安城里那座豪华住宅，他把自己的竹楼盖成了三重檐的式样，这个式样的特点是雨季一来就漏得厉害。他还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就这样住下去；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过了一些年，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
P9-10（《青铜时代》）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李银河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柴静
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
——冯唐
罗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我同意这句话，但我认为，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主要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是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本书中《黄金时代》曾在台湾《联合报》连载，《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这些小说虽然好看，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作者虽是谦虚的人，却不能接受这些意见。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善恶莫辨的状态，需要无时无刻不说教，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自我懂事以来，领导者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对我国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有关这本书，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本世纪初，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就被称为“伦敦天空的发明者”。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假如有人说，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众所周知，这种发明权属于更伟大的人物、更伟大的力量。
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
作者 1994年6月
我的师承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
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
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
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
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
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 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 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 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 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 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长篇小说代表作。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曾荣获第13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身材高大的农场知青王二颇为独特怪异，独往独来且被视为不合作之人。女医生陈清扬被群众叫做“破鞋”，她自己颇不能接受，偏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王二就这样与陈清扬走到一起。成为“破鞋”的陈清扬反倒再没人说三道四了。这部作品叙述出特殊时代的另一种生活，表现了以青春率性而行的人性之真实。
《白银时代》是王小波长篇小说。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第二部，是一部关于未来的灰色预言，是展现规训式社会图景解构乌托邦大话语的作品。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它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青铜时代》是王小波长篇小说代表作。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第三部，是以中国古代唐朝为背景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奇人物。他们作为一群追求个性、热爱自由、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信条生活的人，充满了强烈的创造欲望和人道需求，但被当时的权力斗争控制和扭曲了心态与行状、竟将智慧和爱情演变为滑稽闹剧。作者在这部长篇中，借助才子佳人、夜半私奔、千里寻情、开创伟业等风华绝代的唐朝秘传故事，将今伯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使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并通过对似水流年的追述，让历史艺术相融合，最终确立了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体认，引出了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述方式。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杂文随笔作品精选集。其中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对日常生活、社会现象的评点，以及创作文论与少量书评。书中内容涉及广泛，有社会道德伦理、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性问题，等等。完整地表现出王小波的良知、智慧和文明教养，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文章深刻、聪明、恳切、有趣，提供了人们本该具有、却又因种种原因忘却了的本能，比如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不仅唤醒了时代下许多沉默的知识分子，更使得许多普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杂文作品的精选，文中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王小波站在平民的视角，从犀利的批判意识出发，以他独特的坦率与深刻、机智与黑色幽默，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家园，将一道思想的盛宴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他对思想、对自己、对写作的真诚。
《爱你就像爱生命》收录了王小波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与李银河的“两地书”，以及婚后他们夫妇与其他朋友的书信往来，再现了他们的爱、思想与生活，是一部感动国人二十年的爱情绝唱。其中不仅有热切、坦诚的情感表白，还有彼此对于书籍、诗歌乃至社会的看法，闪耀着理想与爱情的火花，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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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越发写得恣肆随意，非常自由，满口谐谑，通篇调侃，都有着明显的反思性和寓言性。非常难得的是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特别是《白银时代》，是一部通过展现规训式社会图景解构乌托邦大话语的作品。作者在这个虚拟的时空里作了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黑色预言，他用大胆的思想、深刻的剖析和独特的表达描绘了一种属于白银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