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毫无疑问要让后人了解侵略者的残酷和罪恶。与此同时，也要反映被侵略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本书展示的是战争中的另一面：当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造成了许多“弃民”。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并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供给他们，并在他们返日过程中给予无私帮助，表现了伟大的人道和宽容。

韩亚力主编的《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面向世界展现历史真相，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挖掘，没有停留于作为受害者身份的自我强化， 书中反映了当年受到中国人民善待的日本侨民有的拍摄专题纪录片，有的出资树立感恩碑的感人的故事，将对历史的反思放在对生命珍视的人文情怀之上。反抗与战斗能够表现维护正义，热爱和平，而人道与宽容似乎更具有一种深沉的感召力量。

韩亚力主编的《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画册共分四个部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日侨俘大遣返、东北日侨俘遣返实绩、历史的回声。发生在1946年的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前言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早期移民

试验移民

国策移民

日本移民的危害

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东北日侨俘遣返的部署

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俘遣返

中共控制区日侨俘的遣返

东北日侨俘遣返实绩

历史的回声

反思历史珍视和平

重访再生地续写友谊篇

友好之树常青

国策移民

1936年4月，在试验移民的基础上，关东军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召开移民会议，制订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目标和具体实施办法。同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七大国策之一。预计从1937年起，在20年内分四期向东北移民：即1937-1941年为第一期，移民10万户；1942-1946年为第二期，移民20万户；1947-1951年为第三期，移民30万户；1952-1956年为第四期，移民40万户。由此形成了以农业移民为主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史称“国策移民”。

“百万户移民计划”出台后，日本政府采取集团移民、集合移民、分散移民和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等办法，实施开拓移民。所谓“集团开拓团”，是指由政府组织的补助较多的集团移民，每团由200-300人组成，移住中国东北后，每户给耕地10町步、放牧草地10町步。所谓“集合开拓团”，是指由民间组织的政府补助较少的自由移民，每团100—200人，每户耕地约为集团开拓团的半数。所谓“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是指日本政府从1938年开始实行的以日本内地16至19岁青少年组成的“满蒙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关于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的生活，曾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二龙山训练农场二期生的高桥定雄回忆说：“位于黑龙江省北安的二龙山训练农场，始建于1938年。我是1939年加入的第二期生。与我同期的300人大半来自新□县和富山县，神奈川来了26人。我们在内原训练所接受二个月基础训练后，才来到农场接受现地训练。当时我们都是15一19岁的青少年。训练农场的组织大体与军队相同，一个中队300人，大训练农场约有4000人。每个青少年义勇队员要在大训练场训练一年，然后转到中队学习二年，这是满铁有关教育机关推行的办法。我们除参加军训外，还从事播种、锄草、收割、放牧等农活。午饭轮流做，主食是大豆饭，每月能杀一头猪，吃一二次猪肉汤炖鸡肉。那里没有电灯，我们全靠点煤油灯照明。1944年2月，我被征召入伍。同年11月我与新□出身的同期生和另外9名本土防卫队员，奉命转移，来到麻布连队。关于二龙山的训练生活，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些照片，称之为‘二龙山昔影’。”

为了实现“国策移民”计划，日本拓务省还采取“分村分乡”移民方式：将日本的一个村或一个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一个开拓团，移居到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这种把日本农户男女老少全家迁出的办法，既可减少移民家庭阻力，增加移民数量，又可使移民在移住地区保持乡邻和家族关系。这种方式在1938年后被推广。截至1945年5月，日本共向中国东北输送开拓团928个，青少年义勇队102个，报国农场74个，合计1104个。其中开拓团民22(3255人）义勇队员101627人，合计为321882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实行工业统制政策，加紧对中国东北的钢铁、煤炭、石油、布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掠夺，日本向中国东北各大中城市移民的人数亦不断增加。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居住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这正如战后长春市日侨善后联络处主任平岛敏夫所讲：“自1931年至1945年，十四五年中，为了给大东亚共荣圈打好基础，拼命地将日本人移到东三省。这个时期，来到东三省的日本人由20余万增加到110万之多，其中还未包括30万日本军队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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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前，在中国东北葫芦岛港，仁厚的中国人将伤害过他们的105万日侨俘送回日本，这一善举至今令许多日本人感动，不断有人越洋过海寻访他们的“再生地”——葫芦岛。

葫芦岛地处中国辽宁省西部的锦州湾，东西南三面临海，北端与陆地相接，犹如葫芦漂浮在海面上，故而名之。1908年，清政府想在这里建港，后因发生辛亥革命而中断。1930年，张学良与荷兰治港公司签订合同，正式开始建港工程，但第二年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日本占领东北后，欲将北票、阜新的煤炭经海路运往日本，遂计划从1936年开始，用5年时间建成该港及其附属设施。然而，在建完第一和第二码头，第三码头刚修建一半时，战争就结束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粗陋港口，却成为战后百万日侨俘遣返的出发地。

1945年8月1 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战后的日侨俘遣返，是中美苏等盟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战争遗留问题。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军人及家属330万人，民间人士330万人。而滞留在中国各地的日侨俘有350万余人(不包括被押往苏联的59．4万余人)。为解决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问题，1945年9月29日，重庆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其“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并指出：“为中国战区接收苏俄之责任，则东北区日人之遣送，当于中国本部遣送完毕后开始。”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原则上确定将滞留在中国各战区的所有日侨俘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同时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规定：中国战区的日侨俘遣返按照先关内后关外、分期分批、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口集中与输送、美军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输送的办法施行，并于l 946年底全部遣送完毕。

东北地区日侨俘遣返是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等地日侨俘遣返基本结束后，东北日侨俘遣返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东北日侨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侨居时间早。日本军国主义为推行“大陆”政策，变东北为其殖民地，长期实施移民侵略政策。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即开始有计划地向“关东州”(今旅大地区)和“满铁(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附属地”移民，到1930年，共移民215643人。二是侨民数量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其移民规模不断扩大，截至1944年9月，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人数达1662234人。三是分布范围广。至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前，东北全境共有日侨俘140万人左右，分布于国民党控制区的有80余万人，中共控制区的有30余万人，苏军控制的大连地区有27万余人。故此，东北日侨俘之遣返，较之关内，更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紧迫性、任务上的繁重性和组织上的复杂性。

为了顺利完成东北日侨俘遣返任务，切实做到统一部署和协调行动，1 946年1月10目，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国民党代表郑介民)，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营(辕)日侨俘管理处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组织实施。三方协商确定：以葫芦岛为输送港口，自1946年5月初开始，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俘，由国民党东北行营(辕)负责组织实施；对于中共控制区的日侨俘，则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从当年8月份开始，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再向葫芦岛港口输送；在安东(今丹东)的日侨俘由东北民主联军组织，经朝鲜陆路和鸭绿江海运遣送。在大连地区的日侨俘由苏军负责经大连港径直遣送。

1946年5月7日，第一批日侨俘2489人，分乘两艘轮船从葫芦岛港驶往日本，标志着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的开始。此后，在东北各地居住和羁留的日本侨民，按照计划陆续集中到葫芦岛港，并从这里登船启航回国。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葫芦岛遣返日侨俘158批，计1017549人(含日俘16607人)；1947年6月25日至1 0月25日，葫芦岛遣返日侨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遣返日侨计3871人。3年中，葫芦岛遣返日侨俘共1051047人。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是中美、国共协调合作处理战后问题的结果。中国政府提供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遣侨的组织与实施，调配火车车皮1．3万余辆，飞机70余架次，以及大量汽车、马车及江河渡船等。美军共抽调日本海轮和美海军登陆舰200余艘，航行1500多航次，驶抵葫芦岛接运日侨俘。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葫芦岛这块曾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过的土地，在自己还是遍体鳞伤的状况下，无私地张开双臂，接纳了百万敌国侨俘，并让他们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至今，许多日侨俘视葫芦岛为其再生之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帮助尚留在中国的日侨实现回归日本的愿望。鉴于当时中日无外交关系，决定由两国民间团体担当此项工作。1953年，在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的协商下，签定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从1953年3月至1958年7月，日船分期分批接回日侨33000余人。自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日侨回归，这一人道主义行动，不仅在日本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