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野靖夫的《反战士兵手记》是一部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军士兵撰写的自传，记叙了他参加日军，到被俘参加反战工作，战败后回国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作战中被我八路军俘虏，经过教育、感召和改造，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协助我军作了大量战场瓦解日军的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反战战士。主要内容有：走向日本军人的道路、背着双亲报名参加“志愿兵”、在厕所中哭泣、孤立的碉堡群、大败于梁山、被俘的回心转意、“要相信八路军”、反战组织的组成、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同军阀孙殿英的战斗、奔向延安、走向解除日军武装、返回舞鹤的道路等。并附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第一次大会宣言等资料。该书真实生动，可读性很强，对日本当局否认侵华战争的罪恶是一个有力的驳斥。1985年该书曾由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

《反战士兵手记》是作者水野靖夫以其本身的经历而写的一本记录性手记，情节真实，生动活泼。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期间，作者作为一个“志愿兵”来到中国，在战场上被我八路军俘虏。曾多次试图逃跑和自杀，后来在我党英明的俘虏政策感召下，终于转变了思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反战战士，协助我军做了大量工作，对瓦解日军士气起到一定作用。战争结束后回国。

作者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歌颂了我党改造俘虏的英明政策以及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书后列举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等资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言

做志愿兵的美梦

走向日本军人的道路

背着双亲去报名参加志愿兵

终于走向战场——第二次出征

在厕所中哭泣——内务班时期

正式开始的前线生活

孤立的碉堡群

见习“试斩”

大败于梁山

冲锋？还是引爆自杀？

俘虏的回心转意

“我们不杀日本人”

“你们是鬼子”

第一次审问

俘虏生活的开始

雪仇的歼灭战

决心逃跑

“要相信八路军”

奇异的世外桃源

反战组织的组成

姑娘们扣人心弦的歌声

小同志们

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

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组成

开始对日军进行工作

反战士兵是“卖国贼”吗？

“让我们为反战运动而奋起吧！”

策反间谍的潜入

令人钦佩的八路军战术

同军阀孙殿英的战斗

奔向延安，奔向延安！

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

战败和归国

走向解除日军武装

返回舞鹤的道路

资料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章程

关于设置侨民(居留民)对策委员会的

决议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第一次大会宣言

日本士兵要求书(一九四二年八月)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

日本工农学校总则

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上日本学生的誓词

年表

后记 缅怀日本老八路水野靖夫先生

做志愿兵的美梦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五月初，东京芝浦港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为出征士兵送行的人群，从清早起就挤得水泄不通。

“这回我可真的要出征了”，我从内心里感到无比激动。

我这次离开日本并不是头一次。一年前，在我入伍后不久曾去过满洲。当时，是为了训练。因为驻我家乡的佐仓部队主力已经转移到满洲。我随部队在那里接受了实地教育之后，又回到了日本。

入伍前，我在本地普通高等小学的高等科毕业以后，又在寺院住持办的村塾(攻文义塾)学习了三年，后来我主动地申请当志愿兵，由此便成了一名日本帝国的军人。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六月，第一次近卫内阁诞生。接着于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就爆发了日中两国军队的冲突事件。七月末日军在华北开始了总攻。

此时在我的家乡千叶县馆山小镇上，也感到了事态的异乎寻常。我随之也产生了“为国献身”的情感，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一八六八年始)以来，第一个荣获金鸡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竖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我家住在馆山镇郊外的一个农村里，是一个半商半农的所谓“五反百姓”，一面经营酒店，一面种地。我是在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十二月，母亲四十岁那年作为这家的末子行三而出生的。

走向日本军人的道路

我之所以主动申请当一名帝国军人，有如下几个因缘！

当时的馆山，如同今日的横须贺，是日本海军的军港。镇上到处都是穿水兵服的水兵。这个形象使得村里的青年和姑娘们都羡慕不已。当时，村里没有一处像今天这样可尽情玩乐的地方。对青年来说，唯一的消遣就是偶尔和朋友们喝杯酒或到街上的咖啡馆去和女店员逗逗笑。

那时候，不像今天的年轻男女可以自由交往。我在小学从入学起到毕业止，这一整个期间，没和女同学说过一次话。男的和女的就像不属于同一生物。偶然也有因为老师有病休息把女生分到男生班进行男女合班的情况，但女生却不愿和男生坐在一起，很多人请假不到校。即使到了青春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情趣。在年轻人来说，只是盼望能早日离开学校，渴望能有个职业，哪怕去当个小徒弟也好。

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迎接着自己的青春。

一九四○年秋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十一月末满洲国获得了三国的承认。这样一来，全国人民都切实感到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的日本，而且对日本的前程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当时我也曾想过：如果自己只是作为“五反百姓”的第三子待在乡村的一角或当个佣人而度此一生，那对自己的青春来说，未免太遗憾了。

与其这样虚度一生，远远不如做一个日本帝国军人，献身于日本的光辉前程。

我有一个亲戚叫铃木，是骑兵中尉军官。我对他那带有羽毛绒穗子的红色军帽、金丝缎带装饰的军服和那威武雄壮的姿态，简直着了迷。他的飒爽英姿，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了是“直接保卫天皇”的精英，如同今日的超优分子。

“要当兵，就要当骑兵。”

这是铃木中尉的口头禅，也成了我的愿望。

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反正到了二十岁，要去接受征兵检查，既然要当兵，何不早去……

说起当时的征兵制度，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不论是征兵也好，还是志愿兵也好，恐怕都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可是在当时来说，男子一到了二十周岁，就要接受征兵检查。检查主要看体格和体力，根据体质的优劣，按等级分成甲乙丙丁四种。然后再由甲种兵里选优依次入伍受训。能被定为甲种兵，则是日本男儿的光荣。被定为丙种和丁种的人，由于都是些体质虚弱或者是重病患者，所以被看做是日本男儿的不光彩，连在街上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P1-5

一个日本反战士兵的心声

朱冬生

水野靖夫1939年参加日本侵略中国的部队，不久到了侵华前线。他到中国时间不长，就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1940年，他在山东八路军杨勇部队发动的梁山之战中被俘，那个时候他20岁。此后，他参加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在延安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不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日本。所有日本战俘回国后的境遇都不好，既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击和迫害，也受到极右势力的排斥和冷遇。

美籍女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写过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著作《菊花与刀》。她认为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她站在理性和哲学的立场分析大和民族的著作，成为世界关于日本问题研究的权威性作品。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认为，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反战士兵手记》，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再现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作战，回顾了一批日本反战士兵进行反战活动的情况，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罪恶的侵略行径。

1983年，杨勇同志的夫人林彬向我推荐了水野靖夫的日文版《反战士兵手记》。一个日本人敢于在其国内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很难得。这类图书在中国国内也很少，很快我就请日语翻译巩长金进行翻译。译文稿出来以后，为表示慎重，我又找到中国语言大学，请两位日本籍教授作了核对和校对。此书出版后，各方面反映都很好，连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也买了几百本。

1985年11月初，水野靖夫到中国，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到了我，我赠送了他20本样书。

11月3日晚上，林彬同志在后元恩寺茅盾先生故居对面北京最好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宴请了水野先生，我和翻译巩长金陪同。水野靖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和老百姓的宽大优待，感谢杨勇夫妇在抗战期间的关照和教育，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书。同时，他还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中国老百姓受到的残害表示深刻的忏悔。他希望日中之间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他作为日本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愿意为日中世代友好尽微薄之力，贡献自己的下半辈子。

在宴会上，我将我亲手签名的样书，赠送给了他。在此次见面之后，他来过几封信，开始几年的春节还给我寄过贺年卡。但因为我是军人，与外国人交往和联系是有规定的，我也没有给他回信。不过他几次来北京，我都见到了他。

2012年这位反战老人去世，消息到了2013年我才知道。我为失去这位60年来一直从事反战和日中友好的日本老人表示惋惜，我相信老人一生致力于反对侵略战争和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事业，并不会因他的离去而中断。

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今天日本极右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反战士兵手记》的再版，借以告诉世人，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把侵略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加以全面展开和实施，它对中国、朝鲜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的荼毒和杀害，世界人民有目共睹。从1868年起到1945年的77年中，日本对中国、朝鲜及亚洲各国人民发动的所有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都是经过精心策划、预谋而后发起的。而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发起，常常都是经过了几年或十几年的精心准备。这种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特有的耐力和韧性，是世界上所有抱着和平主义幻想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已经远去，日本侵略者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作为中国人必须牢牢记住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

(2015年5月1日)

缅怀日本老八路水野靖夫先生

殷占堂

2012年9月26日，我收到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即“八·四会”)顾问，老八路水野正昭国际电话，他沉痛地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八·四会”第一任会长水野靖夫先生，因病于9月24日仙逝，享年91岁。听到这个噩耗我惊呆了，心中充满悲痛。人生无常，在六月份我回国之前，还去探望过水野先生，老人只是因为跌了一跤，右腿有点毛病，但是拄着拐杖还可以行走。分别时，他一直送我到公共汽车站，还相约过些天在北京见面。怎么一下子就走了，真是让人：院惜，心痛至极。失去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老前辈，就如同失去自己家人一样的感觉。我与老人亲密交流的往事，一件件在脑海中闪过。

虽然我对水野靖夫先生的事迹十分熟悉，并写了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我还是取出老人家赠我的《反战士兵手记》，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也算是睹物思人吧。这本不厚的书籍，是我藏书中的珍品。那是1981年金秋之季，水野先生携夫人飞到北京，拜见他的恩人，老首长杨勇将军，并将他写的日文版《反战士兵手记》赠给了杨勇将军。杨勇将军回赠水野先生一幅赵朴初会长的墨宝。没想到1985年，通过杨勇将军的推荐，解放军出版社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水野先生收到样书后非常激动。在战争岁月他受到杨勇将军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杨勇将军尊为兄长和亲人，看作是指引他走上新生道路上的明灯；现在自己的书又得到杨勇将军的关怀，老首长在百忙之中还为一本小册子的出版而劳神。他立即给杨勇将军写了感谢信，并将少量样书分赠给“八·四会”的战友们，大家都十分高兴、激动。他们认为：中国的首长、中国的战友、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认为参加了八路军是一生中的幸事。

2006年8月12日，我去日本船桥市拜访水野靖夫先生时，先生不顾年高天气炎热，给我详细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经历，特别是他与杨勇将军的交往的感人事迹，我都仔细做了记录。临别时，他将珍藏20多年的《反战士兵手记》一书赠送给我。我看了一阵子提议说：“因为是20多年前出版的书，装帧有些简单，将来有机会我想帮您再版一次，再增加一些照片等内容。”他爽快地回答说：“好。我这里只剩一本了，送你编写再版时参考吧。”随即他郑重地在扉页上题词：

赠殷占堂先生，水野靖夫

二oo六年八·十二于船桥市。

我接过书仔细看，原来这本书是当时一名叫朱冬生的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题赠给水野靖夫先生的。朱先生的题词是：

水野靖夫先生中日友好  《反战士兵手记》

责任编辑朱冬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啊，这是多么值得珍藏和有纪念意义的书呀！于是，我将此书带回了北京，在家中珍藏，时间一久，忘记了此事。

2014年底，解放军出版社的刘施昊先生来北京家中看我收藏的关于二战图书资料时，偶然在箱底翻到了这本《反战士兵手记》。他一看十分兴奋，感叹说：“真是有缘呀，这本书是我们老社长朱冬生编的！真是奇缘，这本书传到日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北京。”说着，他急忙掏出相机，将书拍了照，说带回去让朱社长看看，一定很高兴……春节前，我接到刘先生的来电，他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也为了缅怀水野靖夫先生，我们决定再版《反战士兵手记》这本书，请你写个后记，也想请朱社长写个前言。听到这一喜讯，我自然十分高兴，水野先生在日本还有一儿一女和一个外甥女，出版后我一定多带几本书送给他们和那几位健在的日本老八路。

大约是十几年前，我便开始追踪报道日本老八路的事迹，陆续写了一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拍了几部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我常常参加他们的会议，逢年过节或是他们的生日，我必邮寄贺卡或邮寄令他们怀旧的小米、杂豆、大枣、月饼之类的小礼品，渐渐地与他们成了忘年之交。因为我是1962年入伍的兵，对这些为抗日战争胜利而作出特殊贡献的日本老八路，从心里十分崇敬。我曾带领他们到山东、内蒙古、山西等地参观访问，寻找当年的老战友。特别是带领水野靖夫到八宝山为杨勇夫妇扫墓，到平谷北京军区某旅参观……

水野靖夫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记忆却非常的惊人，他与杨勇将军交往的细枝末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十分崇敬杨勇将军，当得知杨将军夫人林彬女士逝世后，就一直想到北京为他们扫墓，可是他不知道林彬的墓地在哪里。于是让我打听，我通过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箭，得知林彬已与杨勇在八宝山合葬。于是，2007年lO月，我陪同水野先生来到北京，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到杨勇将军夫妇墓前扫墓。

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整个墓园肃穆而整洁。在绿树环绕下，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令人肃然起敬。我们顺着坡路从南向北拾阶而上，在高坡的左侧，我们找到了杨勇、林彬夫妇的合墓。巨大青灰色大理石墓碑，安放在茶色的碑座上，碑的中央长方形的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着金色的隶书“杨勇、林彬”四个大字及小字体出生和去世年月。碑的中央上方有三颗五星，大概代表上将军衔，碑的左侧是折挂的军旗，右侧刻着五个弹孔，孔边是放射性炸弹痕迹，就像是怒放的五朵菊花，代表着杨勇将军从红军到解放战争的赫赫战功。碑的背面是子女们为父母刻的纪念碑文，碑的设计可谓大方、庄重、奇特，内涵丰富。

水野靖夫慢步走到碑前，虔诚地将两束鲜花敬献到墓前，行三鞠躬，双手合十默哀了几分钟，祈祷杨勇夫妇的在天之灵。然后他走到墓碑后面，仔细、逐句朗诵了碑文。之后，又走到罗荣桓墓前默哀悼念。因为，水野靖夫在山东部队时的最高首长就是罗荣桓。

关于水野先生在战争年月的事迹，在《反战士兵手记》里已有记述，这里就不多叙述。补充一点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水野先生返回阔别七年的日本，当时他从一个十九岁的无知青年，已成长为一名为正义、为人民而终生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当他回到日本刚刚下火车，不是急于回家与亲人团聚，而是径直走到日本共产党总部报到，要求分配工作。从那之后，他为了日中友好，为了两国邦交，为了反对军国主义复活，水野先生一直奋斗在最前线。他担任船桥市日中友协会长几十年，年高退休后仍担任该会的最高顾问。他到大、中学校讲演，到“三光作战会”连续讲座，一切资料都由自己编写复印。他还为七八名中国留学生当保证人，对他们极尽关怀和帮助。由于他在日中友好事业中的突出贡献，日中友协总部多次对他进行表扬，并发了奖状。

日本人老八路在那个年代刚刚回到日本时，有200多人，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可敬的老人，渐渐离我们而去。目前健在的只有几位了，最年长的是99岁的前田光繁先生，今年春节我还收到老人家寄来的贺卡，询问我与杨文彬(中国老八路)合作的《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一书的出版事宜。

(殷占堂：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

2015.7.7改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