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中，特别有影响的十家，分别是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商鞅、韩非子和吕不韦，《提问诸子丛书》正是以这十家作为提问对象，依孔子“每事问”的探究精神，采朱熹“或问”的访谈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大量精彩的图片，对诸子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身后纷争和后世影响进行别开生面的介绍和趣味横生的阐释，让读者在与诸子先贤“面对面”的交流中体味诸子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商鞅，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导的变法运动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深远影响。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商子(矢志变革法家英豪)》为问答体，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全方位的与商鞅进行对话，深入探讨了他变法的得失、一生的功过，对秦国在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下实施变法的前因后果及曲折过程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商鞅生长在一个变法浪涛激荡的大时代。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百年之间，力主变法的英雄式人物一个又一个鲜活地站立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变法的一部部力作，他们为变法而不惜以身殉法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后起的商鞅。商鞅接过前人变法图新的接力棒，奋勇前行。“法者，所以爱民也。”这是他的掏心之论，也是他毕生从事变法事业的精神支撑。为了民众，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上壹而民平”理想社会的实现，商鞅什么都不怕。

商鞅依靠着明君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带领秦国百姓出演了威武雄伟的历史变革剧，一度在秦国出现了“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的壮观场景。正是这一场伟大的变法运动，把一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对后进的“戎蛮之国”，建设成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的富国、强国。

商鞅个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他被继位的秦惠文王处以车裂的酷刑。然而，就在他死后百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华大地首次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商子(矢志变革法家英豪)(精)》采用问答的形式，分悲喜人生、矢志变法、农战为本、修政作壹、千秋功罪五章，全方位、多角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商鞅法家思想，使读者感知到形象、立体的商鞅变法家、改革者的形象。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悲喜人生

第二章 矢志变法

第三章 农战为本

第四章 修政作壹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后记

五问商子

说到商鞅的生年大致上可定为公元前390年，突然在我们的脑际跳出另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学者也大致上考定其生于公元前390年。两人真可说是当时并世的思想界两颗巨星了。可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人一生于鲁国的邹地，一生于卫国的王城，可说是毗邻而居了；两人后来都到过魏国，接触的是同一个魏惠王(即梁惠王)，可是，在您的煌煌巨著《商君书》中，为何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呢？

商鞅：这一问问得好，问到了点子上了。从中可以窥见我的变法学说的特征。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的《商君书》中，不只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对其他的所谓诸子我也大都不着一笔。为何那样？就是因为我根本上反对学者之间的无休无止的辩论，尤其是反对孔孟儒家之徒的那一套。我在《商君书》中多次表明了我的观点。我在《垦令》篇中写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我认为，孟子这些人到处与人“辩慧”，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到处“游居”说事，我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皆无得为。”就是你自以为是在“作为”，实际上是根本“无得为”，我认为就是“为”了，也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在《农战》篇中，我更尖锐地指出：“务学《书》《诗》……民以此教者，其国必削。”在这里我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等学者的诗书礼仪之教，那么，我对并世的孟子等人的不着一笔也就不难理解了。

六问商子

您一生只活了五十来岁，就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只能算是“中寿”。您用这有限的寿数，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一番大事业，这是令人敬仰的。可是，班固等人又说您是“衰周之凶人”，语带讥刺之意。如果要您对自己的一生作回顾的话，能不能概括出若干的阶段来？

商鞅：已经有学者给我作过大致的概括了，称之为“商君人生十步曲”，我想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这十步曲是：第一步是“少好刑名之学”，这是人生迈出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在魏国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初步显示了我的才华；第三步是毅然“西入秦”，求见正在“求贤者”的秦孝公；第四步是舌战群臣，“定变法之令”，实施第一次变法；第五步是“立木取信”，争取广大民众支持；第六步是严惩违法者，积极推进变法；第七步是孝公封我为“大良造”，给予更大权力。迁都咸阳，实施第二次变法；第八步是以计大败魏军，孝公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事业达到顶峰；第九步是应答赵良批评，对其劝阻表示不能接受，决然涉险前行，将改革事业进行下去；第十步是孝公亡，公子虔“发吏捕商君”，“车裂商君以徇”。

这人生十步曲，蕴含着的是“悲”“喜”两字。其中有大悲，有大喜，亦有大悲与大喜的交织。不管是“悲”也好，“喜”也罢，都是与我执著变法矢志不渝的品性相符合的，因此，不管后人怎么评说我(特别是包括班固在《汉书》中对我的批评)，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这一生过得值！

P6-7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i）》）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