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华著的《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讲述了李鸿章一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二是实际主导“同光新政”。他生前身后，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谤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有所交叉。作者天资聪颖，思想敏锐，浏览广博，视野开阔，兼之文笔清畅，因此书稿条理明晰，繁简得当，议论平允，生动可读。

徐锋华著的《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讲述了在晚清大变局中，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为了延续清王朝通知而不得不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中国的复杂情况不是一个执著的人所能左右的，李鸿章的努力往往被愚昧无知的朝廷中枢与各级官僚所浪费了。幸运的是，他留下的除了若干重要的洋务企业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之外，还给20世纪的人们留下了关于近代化的记忆。

跨出中世纪，迈进大变局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经济“变计”——李鸿章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师夷长技”——李鸿章与中国科技文教近代化

对外“和戎”——李鸿章与中国外交近代化

“变法图强”——李鸿章与中国政治近代化

鞠躬尽瘁——庚子年最后的努力

成乎？败乎？一生在路上

参考文献

后记

跨出中世纪，迈进大变局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文明的进阶做出过巨大贡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都曾一度处于领先甚至达到巅峰地位。然而，或许正因为此，统治阶层长期以“宇宙中心”自居，唯我天朝独尊，不屑与边外“蛮夷”各国交往，更无意学习新知识取长补短，醺醺然故步自封于夜郎式的陶醉之中。当西方资本主义欣欣兴起的时候，中国仍是闭关锁国的传统社会状态，在突如其来的撞击之下，恍惚得竟不知身处于何等世界，一时间不由得手足无措。

1769年开始于欧洲的机器工业革命，在短短的五六十年内，不仅使英、法等国的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交通运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实力也大大增强。资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幅员狭小、资源稀缺的西方列强迫切向外寻找新的原料供应基地和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对外通商贸易就无可替代地成为当务之急。在欧美资本势力的侵略性扩张下，整个世界随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逐步分裂为两大政治经济体系。

从18世纪末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次第打开了亚非拉各国的大门。在这一冲击与反应的过程中，不少落后的国家都以训练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起点，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于1805年实行改革，在开罗兴建了规模较大、设备较新的兵工厂，大炮和枪支车间分别有1500名和900名工人；1829年建立了亚历山大造船厂，拥有8000名工人；1831年埃及自造的第一艘兵船下水。阿里还注重修建为军事工业服务的炼铁厂和机械铸造厂等，以保证军需供给。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类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外国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招募、训练军队。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拥有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其中半数军舰是本国制造。

在埃塞俄比亚，提奥多罗二世于1855年执政后，热心倡导学习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尤其重视近代武器的制造，力求通过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他锐意改革，采用欧洲的制度，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有良好纪律的按欧洲模式装备、训练有素的正规常备军。提奥多罗二世聘请欧洲匠师和技工到埃塞俄比亚传授工艺，并派本国人充当助手制造大炮，最终造成一尊万余斤的重炮，造炮成功当天他宣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提奥多罗二世还改革司法、行政、宗教和税收，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受西邻鸦片战争失败与“黑船叩关”的震动，也开始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下半年，德川幕府就试造洋式枪炮，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使用荷兰赠送的一艘小型蒸汽军舰，聘请荷兰海军士官传授近代海军学，并抽调一批幕臣、藩士参加集训。到1860年，幕府海军已经能驾驶木壳蒸汽军舰往返太平洋。1864年横须贺造船所建立，开始试造新式军舰。此外，在荷兰技师指导下建设长崎钢铁厂，1862年全部竣工。从1866年开始聘请法国工程师作指导，在横滨等地建成了小规模炼铁厂和造船厂。在明治维新之前，这一系列活动在西南各强藩都不同程度地渐次进行，并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早期各国的这些举措无论成败，都是有益的尝试，尤其阿里改革是亚非国家实行近代化改革的先驱，对落后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该事件都有介绍和评述，并分析了阿里改革受挫的原因。林则徐在广东海防上采取了类似阿里的做法，注意借鉴其经验教训。

近代化运动是中世纪没落以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总的趋势下，不同国家的近代化，尽管因为国情迥异而各具特色并经历着不同的道路和发展阶段，但是，由于遭到军事侵略凌辱的相似性，军事改革和工业化过程大都是它们的最初步伐和基本内容。(P1-2)

序言 熊月之

在世界各国各地千差万别的近代化(现代化)模式中，中国是在极不情愿、极不自觉的状态下，万般无奈地被逼上近代化征程的，牛不喝水强按头，是典型的被动、后发、外源型近代化国家。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寻求开埠通商，遭到严词峻拒。睥睨一世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机遇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上海等五口通商，但是，清朝统治者仍没有全球眼光，仍没有觉解到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次发展机会，压根儿没有人去规划开放事宜，没有人思考如何利用开放发展自己，而是一味敷衍，继续昏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圆明园被烧，外国公使进京，西方势力渗透到沿海、沿江各地，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领土等方面的侵夺空前加强，清朝统治者这才仓促应付，设总理衙门，开同文馆，办兵工厂，派留学生，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的近代化运动。《南京条约》签订上距马戛尔尼来华，五十年；两次鸦片战争相距，二十年。这七十年，世界科学技术有了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欧美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依然风动云动星不动，“年年岁岁花相似”！先师陈旭麓先生说，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一个“轰”字，传神地摹画出中国近代化的被动状态。

中国近代化启动阶段，中央层面上，主持其事的先是恭亲王奕与军机大臣文祥，稍后为醇亲王奕譞；地方层面上，实干其事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整个“同光新政”中，历时最久、经事最多、成效最著、影响最大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二是实际主导“同光新政”。他生前身后，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谤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有所交叉。

李鸿章在近代化启动阶段所干实事，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实业、教育诸方面，本书已有详细论列，兹不赘述。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李鸿章的行事特点与个人气质。

综观李鸿章在“同光新政”中的实践，以下四个特点相当明显：

一是摸索前行。李氏所办之事，无论制造枪炮、创立新学、制造铁路，还是雇佣洋人、交涉教案、谈判条约，大多史无前例，无案可援，有些甚至是突兀而来，猝不及防，如天津教案、马嘉理案。如何面对，如何办理，只能一边了解，一边思索，走一步看一步，有时甚至是进一步，停一步，想一想，再进一步。1877年，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是西洋长技不只是坚船利炮，其根本在于政治体制，提醒李留心政治改革问题。1884年以后，崔国因等也提出这一问题。1891年宋恕向李鸿章提出变革政治体制、改变服饰等更加激进的主张，被李斥责一通。对于政治改革问题，李鸿章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只是存而不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李鸿章较之一般书斋型思想家，更多的是在理论与现实、应当与可能之间寻找连接点与平衡点。

二是侧身前进。历史给李鸿章提供的舞台并不宽敞，也不坦荡。外有列强欺凌勒逼，内有政敌倾轧攻讦，稍不留神，就会误国、病民、害己，乃至身败名裂。在聘用洋员时，他从来都是用、管兼施，既要让洋人为我所用，又要防止被洋人所制。他利用华尔、白齐文等洋人组织的洋枪队，又百计防止尾大不掉或太阿倒持。他办理任何一项洋务实业，都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利益，一只眼睛防着来自政敌的冷箭。他办理招商局所遭的弹劾，修筑铁路所受的阻挠，参与《马关条约》谈判所受的屈辱、所挨的子弹，在在说明，很多时候，他能施展拳脚的空间相当有限。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诏命他北上，以纾危局，他一会儿推托老病缠身，一会儿借口情况不明，一会儿托词路途险阻，从广州而上海而北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到局势明朗才领命行事。身处危机四伏的政治风涛中，他不能不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

三是屈身办事。梁启超论李鸿章，将他与霍光、王安石相比，事实上，李氏办事兼具霍氏外抗强敌、王氏内变成法之双重性质，但远没有霍、王所拥有的那么大的权限。对李来说，慈禧太后作为实质上的皇帝，是最大的权源，取得慈禧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百般讨好慈禧本人，百计笼络慈禧身边之人，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策略。1886年，慈禧有意训政，让奕谡面询李鸿章。对于慈禧这一违反清廷祖制的欲望，李当然清楚，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据说，李鸿章每次人京觐见慈禧，照例都要给李莲英等一班太监送上三四千两银子。由此，他可以知道慈禧的喜怒哀乐，自如地投其所好。他在遗疏中称“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这是实话。慈禧执政四十多年中，论信任之久、默契之深，无出李鸿章右者。但在李主导洋务新政的全部实践中，慈禧对李的信任、授权一直是相当有限的。李鸿章访欧时与俾斯麦对谈，李问为国家办事，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俾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与俾相比，在得君之专方面，差之远矣。所以，俾斯麦能成为完成德国统一伟业的旷世一相，李鸿章只能是壮志难酬的大清裱糊匠。

四是迂回前进。李鸿章对当时官场守旧积习之深、力量之大，相当了解，所以，对于必须要办、而一时又办不了的事情，便采取迂回战术，曲折前进。他深知科举制度妨碍新型文化输入，阻碍新式人才成长，非改革不可，但一时又无法废除。于是，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隔一两年就提出一次，或自己直接提出，或由其部下或其他同道提出；有时从增加教授西学的角度，有时从拓宽取士渠道的角度，目标都是变革科举制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软磨硬缠，终于在1888年。获得慈禧批准，在乡试中首开算学科，增加了以算学取士的名额。尽管当年仅取了一名，但这是科举改革中具有界标意义的事件。内地建造铁路一事，也是李鸿章等人十几年间不屈不挠地大力倡导、持续鼓吹，到1889年终于付诸实践。

中国近代化事业，是在前无古人、力量有限、人才匮乏、经费奇缺、荆棘遍地、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起步的。李鸿章等人创榛辟莽，忍辱负重，摸索前行，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李鸿章能够成为这一事业公认的领军人物，即梁启超所说“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与他

……信笃敬，即乃师曾国藩传授的一个“诚”字。虽然在有些场合，也要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与戈登等洋人相处，也有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处，但综观其待人接物，国际交往，整体上还是以诚待人，以敬理事。他自承，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他与俾斯麦对话，回答美国记者提问，均不避己短，襟怀坦荡。

讨论李鸿章与近代化，不能不涉及他用人与贪财这两大问题。《清史稿》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这实在是只见其表象，未及其本质。洋务运动初起时，无论制造、教育、军事还是外交，均白手起家，一无依傍，既无前例可援，更无人才储备，且清议嚣张，众声喧哗，莫之敢撄。出使大臣被视若汉奸，同文馆招生没人敢考。在这种情况下，要造枪炮，开工厂，办外交，样样要人，而人才何来？只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除了高薪聘请洋人之外，国人之中，买办如唐廷枢、徐润之流，留学生如容闳、马建忠等辈，自然就是难得的骏马。而那班科举正途出身的所谓“志节之士”，平常沉浸于章句小楷，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对于洋务完全外行，一窍不通，诚如李鸿章所言，“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不为李鸿章等人所用，表面是不屑，实质是不懂、不能。君不见大言炎炎、牛气冲天的张佩纶，到战场上一试如何？！

说到贪财，李鸿章在世时就有此名，“宰相合肥天下瘦”，后世评价他更每每述及。升官发财，倘取之有道，那无可非议。但是，李贪财出名，敛财出格，就势必影响其事功。尽管李鸿章是否接受俄国贿赂，历史还没有定评，俄方记载可以视为片面证词，但是，俄罗斯国库的那笔“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之设，却是铁定的事实。俄国设此基金，其实是照客点菜，投其所好。假如李鸿章没有贪名在外，大概便不会有此一设。假如与俄国交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以廉洁著称的曾国藩或曾纪泽，大概也不会有此一设。曾国藩谥“文正”，李鸿章谥“文忠”，其间差异，是否与律己有关？但愿李鸿章确实没有拿过俄国卢布，否则，其历史地位将大打折扣。

李鸿章研究，已是成果很多、起点很高的学术领域，论文数以百计，著作数以十计。特别是前些年翁飞等安徽学者整理、出版了39卷《李鸿章全集》以后，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尽管已有那么多的论著，徐锋华博士的这部作品，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书稿全面梳理了李鸿章与近代化的关系，对于所涉政治、经济、军事、科教、外交诸方面，均条分缕析，述其背景，叙其梗概，析其得失，对于其创办洋务的心路历程，剖析尤深。锋华毕业于复旦大学，来上海社科院工作以后，在古籍整理、近代史研究方面，均用功很深，成果卓越。此前，他已出版《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对李鸿章与上海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广泛、细致地研读过李鸿章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写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这一题目，便轻车熟路，收放自如。锋华天资聪颖，思想敏锐，浏览广博，视野开阔，兼之文笔清畅，因此书稿条理明晰，繁简得当，议论平允，生动可读。

锋华为皖人，李鸿章为其乡先贤。多了这一缘分，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也多了一份亲切，少了一层隔膜。这也是我当初推荐锋华从事李鸿章研究的原因之一。

2015年6月6日

这是我撰写的第二部有关李鸿章的书。

2011年夏末，当《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的书稿正进行到一半寿右时，浙江大学出版社在熊月之教授的举荐下找到我，谢焕编辑详细介绍了他们最新研发的一套近代名人丛书的出版计划，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尝试能用严谨的态度、通俗的手法创作出一种不一样的名人传记，并表示希望由我承担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撰写工作。作为一个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李鸿章的研究门槛其实已经非常之高，对于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青年研究人员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作！尽管此时已经有了一些前期的相关知识积累，我还是有点信心不足，但在熊老师的鼓励慰勉下，我壮着胆子接下了这项任务。

熊老师是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也是我在李鸿章研究上的引路人，每当我在研究过程中碰到难题，总是习惯性地去找熊老师请求指点迷津，而熊老师也总是耐心开导，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茅塞顿开，产生新的想法或思路。书稿初成后，我第一个就呈送给熊老师审阅，熊老师予以肯定评价的同时提出了几条建设性意见，并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拙稿作序，顿使《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一书的枯涩文字隐隐然有熠熠生辉之势。所以，在此要特别感谢熊老师的大力推荐！

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整个策划、出版、发行过程中，用心良苦、运筹帷幄。谢焕编辑奔波于沪杭之间，联系商洽各种具体事宜，电话、短信、邮件、快递往来，十分辛苦。尤其在全文的编辑、定稿及排版上，颇费一番神思，最后才呈现给读者这本设计独特、印刷精美的作品。在此，对浙大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致以真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相关论著，才逐渐形成了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看法，根据行文需要也有不少征引。但由于此书属于丛书系列之一，必须服从统一的格式和体例安排，以便于非专业人士的阅读和欣赏。故此，所有注释部分从略，都以参考文献的形式，附在全书后面。如专业人士需要查证，可以稍加核对，烦琐不便之处，尚盼理解。另一方面，虽然笔者尽可能把阅读过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收录在内，以示对前人成果的尊重，但遗漏之处或许也在所难免，在此一并敬请海涵。总而言之，文责自负。

学界有一种说法：只有年轻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我并不企图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学力不逮作辩护，虽然在父亲熏陶下，自幼热爱文史，也算是读过几本书的人。“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从中学时代起，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座右铭，并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和工作。如果读者诸君对小书还算满意，则笔者自然倍感欣喜，并引为新征程的起点；假如各位觉得还有待完善，那笔者则自当仿效古人意志精神，继续努力，孜孜以求寸进。

徐锋华

2016年春于美国休斯敦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梁启超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

(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伊藤博文

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

(李鸿章)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

——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