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生前就出版了小说集《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玫瑰的刺》，散文小说集《灵海潮汐》，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去世后又出版了散文小说集《东京小品》和长篇小说《火焰》，还有大量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可谓著作等身。

《象牙戒指（插图典藏本时代经典）》是庐隐的中篇小说集。当年她的小说深受青年知识男女的喜爱，赢得他们的表睐，唤起他们的同情，触发他们思索，今天是不是仍能为都市知识男女所爱读呢？相信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象牙戒指（插图典藏本时代经典）》是一部中篇小说集，收录《灵魂可以卖吗？》《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父亲》《房东》《象牙戒指》七部作品。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灵魂可以卖吗？

或人的悲哀

丽石的日记

海滨故人

父亲

房东

象牙戒指

灵魂可以卖吗？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卤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的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仰着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作什么，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呵！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像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

我决定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不幸的运命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侠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所有的钱，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我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走路都不像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呵！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真像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你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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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新文学女作家之一。她擅于书写知识女性的情感波折，笔调兼有浪漫感伤与率直激切，在当时形成了所谓的“庐隐风格”，受到了不少读者的推崇及模仿，影响力颇大。

庐隐入读北京女高师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庐隐在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天然有着“五四”的烙印。茅盾曾撰《庐隐论》一文谈及她对“五四”的呈现：“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茅盾也因此惋惜庐隐的创作未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向前”而形成“停滞”。然而，鲜明地伫立于“五四”的风景中，也正是庐隐的独特身姿，同时也正是我们今天不断重读庐隐的原因。

庐隐较早的习作，有很蓬勃的青春色彩：多动，多变，轻浅，有细腻的世俗情感，也流露出基督教的宗教气息，笔触是相对散漫的，又带着探索的好奇。

庐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她的女性情感书写，从《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到《海滨故人》，再到后来的《象牙戒指》等，有一条连贯的线索。通过这些作品，庐隐塑造了一系列令人过目不忘的知识女性，同时也使自己富于个性的“现代女作家”形象得以凸显。

就第一代现代女作家的谱系而言，比庐隐略早的是冰心。冰心围绕母爱、儿童等题材形成的清丽典雅风格，已经建立起一个评论家、读者对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接受空间；而庐隐的出现，则多少逸出了这一空间。她个人生活的遭际，她作品中忧郁感伤与激越颓废杂揉的风格，都显示出某种“另类”特质，也拓展了女作家的写作路径。以个人化的身体（如疾病）和情感为核心，写歧路彷徨的心灵，写这敏感心灵与不那么明晰却又无疑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思潮变换间的撞击与隔膜，我们在稍后继起的女作家如丁玲那里也可以见到。

庐隐笔下的人物，多为忧思善感的年轻女性，她们情感畸零，身体病弱，但往往有着不合流俗的孤傲性情，不免以“游戏人间”为苦闷内心的破解之法。亚侠（《或人的悲哀》）如此，丽石（《丽石的日记》）亦如此。《海滨故人》中的四五个年轻女孩子，本都是无忧的少女，两年间或嫁人或远离，经历了爱情波折、家庭变故，于是失意之人更觉人生惨淡，前途茫茫。这些女性形象，现在读来未免有点儿单薄之感，但胜在真挚动人，带着“五四”文学要呕心沥血将个人表达出来的恳切，同时，也带着庐隐自己的影子。这里就涉及庐隐创作“自叙传”的问题。

所谓“自叙传小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兴起的一种创作潮流，尤以“创造社”的郁达夫为代表。自叙传小说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都是他们的“自叙传”，其中强调的不是作家的“生平自传”，而是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精神自传”。如郁达夫小说《沉沦》，里面的支那留学生形象虽有郁达夫本人的影子，但绝非郁达夫本人，但那种弱国子民的敏感多愁、家国之痛，确是作家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从而引起了二十年代读者们的心理呼应。庐隐的小说也是如此。

庐隐作品的自传性是鲜明的，例如她的好友刘大杰曾说“《海滨故人》是庐隐前半生的自传，露莎就是庐隐自己”；同学苏雪林也根据庐隐女高师时期好友们（号为“四公子”）的性格特征，将她们从《海滨故人》中一一指认出来。庐隐个人的婚恋有不少波折，先曾有过毁掉婚约之举；二十四岁时，庐隐顶着各种非议，嫁给当时已有妻室的郭梦良，却受尽夫家的冷遇；两年后，丈夫因病去世，留给庐隐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这一时期的庐隐，赖以度日的是烟、酒、写作，她笔下的女性都带着她的艰辛与沧桑。二十九岁时，庐隐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诗人李唯建，但因李比庐隐年少近十岁，两人的爱情遂成为当时不少人的谈资。这些情感经历的甘苦，我们不仅可以在她的《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里读到，也可以从她的小说中读出来。

庐隐笔下的人物有庐隐自己，也有她的朋友家人，同时代表着特定的一代“五四”的女儿：她们有冲破网罗的勇敢个性，同时有决绝之后的困惑迷惘。《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喊出了“我们游戏人间吧”这一庐隐式的口号，然而，她很快意识到：“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最后只有投湖自尽以获得解脱。庐隐以好友石评梅为原型所著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其笔墨无意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而是“灰城永远是这样沉闷着，像是一座坟墓”，热血的男女最终迎来“生命花的萎谢与僵死”。我们今天固然可以批评庐隐的调子未免消沉、格局未免狭窄，但这种“五四”落潮后的迷惘感及其表达，恐怕也恰是那个时代的情感政治所在。

与自叙传小说的主旨相关，庐隐小说的形式感也很显著，即大量使用书信和日记，这甚至成为庐隐的写作标志。书信（往往是没有回复的信件）与日记，具有私人记录性，因而更宜于倾诉“独白”，便于剖白自我的隐秘心路，是浪漫主义文学最常采用的手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庐隐的作品里，书信和日记虽然在篇幅上很大，但其实又并非独立的完整文体，庐隐将这些书信与日记置于文本“语境”中，从而在引领读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时，又“走出”了这些独白，并因此可以反观“内心”。如《或人的悲哀》中以数封亚侠的书信组成，但文末附有“亚侠的表妹附书”；《丽石的日记》在日记之前，则有类似小序，由丽石的朋友说明“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类似手法的使用，除了用以交待人物结局，还或多或少打开了一些被忽略的叙述空间。更有意思的是《父亲》一文——庐隐小说中较少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以“我”的日记展现“我”对于继母的爱恋，也是“五四”小说中并不少见的精神“弑父”之作。但是，在小说开端，则交代这是“我们”听人“用洪亮而带滑稽的声调”读出来的一本“小说”，小说内容遂与“我们”的“消遣”构成了一种含混的互生作用，其中蕴含的意识是可堪玩味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庐隐通过对书信、日记文体的借用和打破，事实上在其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回复的叙述结构，在效果上，有效地避免了作品中情感或风格的过于单一，从而产生了一种此起彼伏的丰富性，也就表现为我们品味其文字时所感到的“浪漫感受与率直激切”的杂揉。

总之，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小说叙事的角度，庐隐的作品都有重读的价值。

李宪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