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著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精)》史料翔实、健全，叙事论理辩诬更趋学术性。

本书以黄源同志担任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化战线干部11年间亲见亲闻，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众多高层领导人对鲁迅的认识，特别是全面传承、弘扬鲁迅精神的一系列举措，有着颇为到位的描述。

秋石著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精)》由两部分组成，上篇为长篇史实考证《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作者秋石曾70余次赴各地自费调查考证，访问了尚未谢世的许多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档案，基本上廓清了一些传言。下篇为《毛泽东与鲁迅》，作者通过长达数年的研究，从茫茫史海中寻觅了大量材料，传神纪实地钩沉了毛泽东与鲁迅彼此神交的心路历程和基本情况，由此印证毛泽东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历史结论。

1975年，毛泽东盲写了一首诗

信仰的力量———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感言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第二章 1957年７月７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第三章 2005年7月4日夜晚，天气实报

 第四章 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聆者说

 第五章 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第六章 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第七章 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第八章 赵丹为什么未被获准出演周总理

 附录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会的各界人士简介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毛泽东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

电影《武训传》批判始末

本书作者质疑“毛罗对话”著述一览表

民间流传的“毛罗对话”五个版本

下篇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一章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章 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章 诗心相通出神入化

 第四章 与鲁迅书长相随

 第五章 对“阿Ｑ”的独特理解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第七章 开启全面传承民族魂的崭新里程碑

 第八章 爱屋及乌扬鲁迅

 附录：文史界最早质疑“毛罗对话”的三篇评论（按发表先后顺序）

谢泳 辨析一个历史细节———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陈晋 “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

秋石 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

后记：求是正未有穷期

在引述完黄宗英笔下的这段“依稀记起”的文字，笔者深感有必要替黄宗英女士纠正一个事实，那就是文章中强调的关于“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的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确切的历史场景这一细节是：“身后”，应为“身后”那一桌！这样的提法，更能与历史真实存在保持一致。检视已知的所有的照片，包括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历史上存在尚未公布于世的，尤其是已经为万千读者熟悉了的刊于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和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报眼重要位置的照片，结论是均为“身后”那一桌。只不过，《光明日报》头版由侯波老前辈拍摄的那幅，使用的是拉近了场景的镜头。无论是这幅拉近了的镜头，还是黄宗英女士不辞劳顿地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翻检出来一脸欣喜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黄宗英女士和赵丹所坐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赵丹坐在黄宗英女士的右侧，纹丝不差！而当毛泽东、柯庆施莅临黄宗英女士这一桌时，黄宗英女士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赵丹依然坐在她的右侧，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则挨坐在赵丹的右旁！黄宗英女士的对面，也就是正在讲着话的毛泽东的左侧，坐的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妻子、电影演员黄晨，一桌坐了两对从影的夫妻。至于黄宗英女士文中指证的那个“右角背影”、“右下角一”，笔者将在稍后一些提供详细论证——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他不是罗稷南先生。

为什么笔者会将这个所谓的“显赫位置”的说法，谓之以“会发挥无与伦比的‘历史现场效应’”呢？这是因为黄宗英使用了“在‘毛罗对话’后”的这一含有特定时间意义的用词。作者关于“后”的这一时间概念用字，是在告诉所有关注此文的读者们：当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一场不过短短一两分钟，然却引发45年后开放了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知识界剧烈震荡，有关已经死去21年的鲁迅是否会被捕人新中国班房的惊天话题时，黄宗英和赵丹，从其原本落座的那张电影人围坐的小圆桌，挪到了几近零距离的毛泽东身边，……于是，他们不但“确实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众所周知，一张喝咖啡的小圆桌，至多也只能坐那么四五个人，如今由于毛泽东、柯庆施等人的加入，则就挤得满满囤囤的了。那么，又何来赵丹、黄宗英夫妇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史实”或说法呢？黄宗英唯恐读者读不懂她这么杜撰背后的故事，又特特地地给所谓的显赫位置四个字加上了独具定义的双引号。

座谈中，为着方便，也有将两张小圆桌并在一起的，但黄宗英、赵丹他们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落座的电影人小圆桌，并没有和别的小圆桌并在一起。毛泽东莅临时也是如此。因此，他们还是听不到那个所谓的“毛罗对话”内容的。不过，我们倒是见到了那么一两幅近景照片上，坐在所谓罗稷南他们后一桌的后座上的赵丹先生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探前身子，侧歪着脑袋，满脸堆笑，且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毛泽东和几位人士之间的对话，但黄宗英依然在远处，其目光也只是张望而已。

历史的真实也告诉了我们，罗稷南先生不是“电影界”人，与他同桌坐在一起的，也没有黄宗英女士引以为傲的“电影界”人（有多张现场照片为证）。既然黄宗英女士和丈夫赵丹并非与罗稷南先生同桌围坐，又何来在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惊天地泣鬼神，导致“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这个“对话”时，你们却坐在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再问，你们又是如何从自己落座的“电影界”人的专桌，挪至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正谈着话的这一桌的？如果不是，又何以会出现你笔下强调的“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一说法？

黄宗英女士也许会这么说：呵，那文章里我还有一个“依稀记起”的词哩！……

“依稀”，可以视作为梦幻，也可以视作为老年人脑海中似是淡忘了的渐远渐去的某种记忆。

当然，黄宗英坐在“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说法，在1957年7月7日的那个夜晚，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是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不管这个“对话”内容是些什么）时，而是在毛泽东莅临她和丈夫所围坐的这一张小圆桌时！

P16-17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在2011年4月《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书初版面世时，出席1957年7月7日夜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举行的与毛泽东小圆桌面对面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尚有四位仍健在世。时至今日，除经年累月在上海华东医院高干病房疗病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一文作者黄宗英女士外，那三位前辈也一一离开了人世。而且，其中的两位前辈都是中国戏剧电影界的元老级人物，历史上也都与黄宗英女士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两位德艺双馨的前辈是：上世纪40年代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一手扶掖“甜姐儿”黄宗英走红影坛的伯乐、著名戏剧电影导演、新中国首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鲤庭先生，他于2013年8月在上海去世，终年102岁；以及历史上被黄宗英亲热地呼之为大姐的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她于2012年3月在上海去世，终年99岁。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数十年来，陈鲤庭、王元美两位戏剧电影界前辈，与黄宗英生活、工作在同一个上海。

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可钦可敬的前辈，在黄宗英高调弹唱，之后持续数年被一些媒体及各色各样的好事者狂轰滥炸式渲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附和意见！据了解，当有人向陈鲤庭前辈通报（其实，一向耳聪目明的老人有天天读书看报的习惯，焉能不知半个多世纪前自己一手扶掖的这位爱徒掀起的这场狂风暴雨吗？）此事时，老人只是笑了笑，不予置评一个字儿。今年9月，于获得一份颇能说明1957年上海电影界反右真实情况的历史当事人口述资料时，听另一位业内人士提及，14年前，在黄宗英女士于京、沪、穗三地同步高调推出《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后不久，陈鲤庭老人是看过昔日爱徒黄宗英写的这篇轰动整个华人世界的所谓“亲聆”文章的。面对他人的求证，时年92岁的老人将双手一摊，诙谐地说道：我不是“不在世”了吗？哪，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而同样迈人了九旬之年的王元美前辈却纹丝不为这位昔日小妹的惊天动地举止所动，依然是执拗地坚持每个月向离休前所在的党组织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直至四年后的2006年，以93岁高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顾十多年来，在笔者一次复一次赴东邻上海寻踪考证的过程中，有人（不止一个人！）向笔者转述上影厂一些老人对黄宗英此举的不解看法。在讲述了当年（即在1957年7月7日与毛泽东比肩而坐亲切谈话的次日上班前后）黄宗英赵丹夫妇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尤其是黄宗英本人更是欢呼雀跃一般，逢人便讲她们夫妇二人见到了毛主席的幸福情景与心情。对此，人们至今历历在目。因而，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黄宗英笔下的那些一波又一波的莫名惊恐自何而来？！

据了解，陈鲤庭先生对一些描述真实历史与人的纪实作品，有着极为严谨的视觉思维模式。据朱孝廷先生在其《晚年陈鲤庭的读书生涯》（见2014年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10版）一文中这样写道：

夏瑜在陈先生还在世时，写了本《遥远的爱·陈鲤庭传》。夏瑜写这本书时，未直接采访过传主，书定稿后，亦未让陈先生过目，直到出版了，才送上门去。据友人说，对这本书，陈先生在书的天地头也用铅笔写了不少批语。我听说后也曾想问他要过来读一读，转而一想，陈先生晚年淡泊处世，不会如伟人般写出震世的眉批，终而作罢。不过我曾当面问过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淡淡地对我说：“这书的写法，令人想起解放前那些爱追逐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惯用笔法……”这话似乎让我咂出一点辣味，或许是我舌尖的味蕾有点过敏，是不好算数的。

所以，对于昔日爱徒黄宗英将自己归人“已不在人世”之列，没有向活着的自己求证一个字，信手写出的这篇“惊天地、泣鬼神”，并险些使自己腹中胎儿“蹦出来”的宏文，陈鲤庭先生当然要不予置评一个字了。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然而，令人遗憾而又不解的是，2002年夏天，黄宗英女士在撰写令她又一次名声大震，而且是在短时间内远远超过她在电影文学领域的名声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时，竟然会“想不起”历史上对自己有恩，及与自己过从甚密的陈鲤庭与王元美这两位长者是否还活在世上！正因为她“想不起”他们还活在世上（在黄宗英于京、沪、穗三地同步高调发布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2002年，以及之后长达数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陈鲤庭与王元美身体是比较健康的，不但能够自己行走，读书看报，善于思维，而且还能够接待到访的客人并与之较长时间地面对面谈话及回忆往事），于是，远比他们要年轻得多的黄宗英女士，便以此为借口，一举舍去了向近在咫尺间的两位昔日过从甚密的长者的求证！

行文至此，令我不禁想起了为万千观众喜爱的那位“李双双”、1938年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重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演艺界前辈张瑞芳。她于2012年6月2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令人们肃然起敬的是她的一生的高风亮节，尤其是在晚年。逝世前，作为有着74年党龄，经历过极其残酷的血雨腥风考验的老共产党员，担任过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的张瑞芳前辈，不仅对党对祖国的忠贞信念始终不渝，而且，还时时、处处、事事为国家为人民精打细算，“抠门”到了极点。据一位采访过她的新华社老记者介绍，进入晚年后，张瑞芳疾病不断，住院治疗成了一件常事。但张瑞芳严于律己，往往是病情稍一好转，就出院回到家中静养。临终前的最后一次住院，也在不等病痊愈回家后，致使病情突变，不及抢救便告别了人世。在2015年1月巴金研究会换届的年会上，这位新华社老记者同我讲述这件事时，竟然动了感情，她说：“人总归是要死的，毕竟是90多岁的老人了，谁也不能保证她还能活多久日子，但至少病没有治愈便出院，是张瑞芳大姐很快就去世的原因之一。

……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早期阶段，我就直言不讳地将我正在进行的探寻进展情况及要达到的目的，告诉了贾植芳先生。我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综合毛泽东四十年如一日发自内心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能搞清楚了。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执著，或许是黄宗英女士的行文过于随意而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不那么相同，但贾植芳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支持我把这个问题搞出个结果来。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与争鸣》杂志上发表质疑黄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的辩诬文字以后。当我告诉先生，那个“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罗稷南先生，而是与他同一所复旦大学原经济系的漆琪生教授时，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那一年金秋十月挂尾的一天，艳阳高照，已是九秩高龄的先生，一时来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了轮椅，领着我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路南，距其国顺路寓所七八百米远的步行街上。下了轮椅，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先是引导我参观了在复旦学子心中颇具盛名的那家民营折扣书店。尔后，从书店出来，又轻车熟路地拐人设在书店斜对面的那个名叫“绍酒香”的假二层小酒楼，款待我喝了一通我的家乡酒绍兴加饭酒……

面对当前激烈动荡的世界格局，战祸遍地的中东、非洲、阿富汗，以及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双重阴影笼罩下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国却是显得格外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东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值得庆幸的。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历时14年，自费寻踪调查考证，为搞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不辞艰辛劳顿，不懈地进行调查考证的原动力所在。

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来面目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同样，自2011年4月《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书面世后的备受各方关注与好评（据了解，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结合该书，向学生讲授那段时期的历史，讲授治学之道），既是对38年前的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胡耀邦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对17年前贾植芳先生为我这个基层草根学者量身定制的“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著述原则，一次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成功实践。

最后，套用鲁迅先生82年前在《伪自由书·后记》中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那句话，以“求是正未有穷期”为题，是为本书序。

附注：几经反复与斟酌，并在认真听取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最终作出决定：由我自己为本书撰序。这是因为，没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内。深处在想些什么：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及其信仰，我的为人为文原则，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动机与目的，历时14年调查考证及成书过程中，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频频干扰所遭遇的艰辛、坎坷与其他，更有本书之内涵及深远影响力所在。毋庸置疑，今后撰书，原则上，我仍将奉行由自己撰序这一原则。

秋石

2016年12月29日

农历丙申十二月初一

人生整七十岁寿辰之日

后记：求是正未有穷期

本书得以圆满完成，并不是我一己之力，而是集所有有良知有理想有信仰的文史工作者的群力，自然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厚爱。对于这个结果，我是比较满意的：说明了我坚持14年叫板历史虚无主义的初衷不动摇，东进北上，自费寻踪考证70余次的努力没有白费，是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的，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面目的。对此，我深深感谢在长达14年探寻这一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所有声援、帮助过我的人，尤其要感谢上海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文汇报社、复旦大学、华东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医学院、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作家协会等部门、单位的同志，在不违反原则、纪律、相关法规的前提下，给予我的热情支持和尽可能的帮助，感谢社会的正义在复苏，在不断地发扬光大。

有关本世纪初被某些人渲染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毛罗对话”，是一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话题。人死了，而且死去六十多年了，却出现了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话题。而且，在反复炒作的人中，居然还有享受着各种其他名人后代享受不到的特权，大把大把地花着共产党、人民政府实乃纳税人的钱财的鲁迅子孙。这，本身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人死不能复生，历史没有假如。正如把国家、民族拖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必然要被全盘否定；在“文革”中令万民怨声载道的林彪、江青两个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中世纪黑暗的反人民团伙，必然要被坚如磐石的中国共产党与亿万人民群众彻底粉碎一样。

我既不能同意一些人鼓吹的带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这个“毛罗对话”，也无法苟同极个别的学者，一方面高高在上声称自己对这个假设性的话题“没有学术含量，决不参与”诸如此类的表白。而在另一方面，却在其的演讲中炮制出另一个“毛罗对话”的内容。这些个别学者无视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对人民对国家产生了严重伤害的反右扩大化与“文化大革命”这一基本事实，甚至用“文革”盛行的时髦语言，鼓吹出另一个“毛罗对话”的版本：说鲁迅一定会被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而感到欢欣鼓舞……

右会动摇基石，无视事实、蛊惑人心的“左”同样可怕至极。

历史上不存在的问题，到头来仍然是一个不存在!决不会存在什么“假如”。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毛泽东是否讲过这句话的历史真相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历史现场：即被一些人渲染的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究竟是怎样一个内容。而在得出最终的结论前，唯一要做的，是按照1978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制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去实践、去探索。一句话，迈开双腿走出去，走到1957年7月7日夜晚产生所谓“毛罗对话”的原发地，去探它一个水落石出。

我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考证，凭借“我想”“我认为”之类的唯心推理法得出的所谓结论。我鄙夷那些拿着国家拨予的经费，从事有悖历史、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和睦与稳定，凭想象式的论证来重构历史。记得是在9年前上海同济大学举行的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竟然违背会议议程，与自己早些时候发布的预告之初衷，将会前就准备好且早已广而告之的有关丁玲研究的论文搁置一边，大谈特谈起所谓的“毛罗对话”来。我当然要予以驳斥，我驳斥的唯一内容是大声宣告：为此我已调查考证了数年，而且有了大致的结果与概貌，你呢?!

如何看待毛泽东，如同如何看待共和国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一样，都有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所持的正确态度与立场。

1980年4月1日，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同志又一次约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建国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t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所刊《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

时隔33年后，2013年12月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这一原则离场，他深刻指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当然，这是前人的说法。在当今新中国，活到八十、九十，乃至一百多岁的老人，世间也大有人在。

今天，恰好是我的农历整七十岁生日。

检视自己度过的这七十个年华，聊以自慰且倍感自豪的是，我并没有虚度，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以来，我先后同两位鲁迅学生(萧军、黄源去世后、我都为他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怀念及研究的文章)与30多位左翼文学前辈相识交往，自是获益匪浅，尤其是树立了正确的为人为文的方向。2004年2月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赴台湾访问交流，有幸抢在死神光顾之前，结识了生命已人夕阳，那个毕生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并为之奔走呼号的文坛前辈胡秋原先生。从胡秋原先生身上，我又一次经受了高昂民族气节与独立人格的洗礼。

37年的业余从文与探索，我实现了1960年苏州新民桥小学六年级行将毕业前夕做下的一系列梦：先是记者梦，尔后是作家梦，及至新世纪论著列入世界名校学术刊物，出版了9部学术专著，其中的一半专著都历经了5至10年反复调查考证的打磨，每年都有独立完成的创新成果问世的鲁迅梦与学者梦，在左翼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都留下了为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坚实而又清晰的足迹。

对于这个在新世纪初的十多年中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我深感自豪的是：纵观成千上万呼应周海婴、黄宗英等虚无主义说法的文章，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作家、学者、教授，进行过脚踏实地的调查考证。可没有一分钱经费支撑的我，却硬是做到了，而且一做就是14年，直到本书出版为止。坚持不懈14年毕其全部心血做一件事的动力十分简单：那是因为我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以及自1954年9月上新中国小学那一天起逐步树立起的初心。

在“古稀”七十寿辰到来的这一神圣时刻，我不由得记起距今整整一个甲子前，在苏州杨安弄小学二年级上语文课时，富有新中国朝气、年轻美丽的吴姓女教师饱含感情，一字一顿地向我们朗诵的一段英雄无悔的名言：那就是84年前，用钢铁一般的意志铸就共产主义信仰，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党员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中写下的一段经典论述：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一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谨以此作为我对自己的七十寿辰，对七十寿辰之后新的健康的人生之旅和学术之旅，永葆青春朝气，富有进取的进程的勉励。

秋石

于赴京出席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后

2016年12月29日

农历丙中年十二月初一

人生整七十岁寿辰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