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前，徐悲鸿就有去欧洲学习绘画的打算。为此他跑图书馆，想办法入震旦大学补习法文。
1915年2月，徐悲鸿为了学业，为了生存发展，也为了见世面，孤身勇敢地踏上了上海。这又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当时的上海，是经济、政治及文化艺术等最活跃的城市。他知道这里藏龙卧虎，海派画家任氏三杰、虚谷、吴昌硕，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以及黄宾虹等名家，都曾生活在这块宝地上。
当徐悲鸿下了去上海半工半读寻求出路的决心时，得到宜兴女子学校同事张祖芬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张祖芬送他一部《韩昌黎全集》并庄重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这句话成了徐悲鸿的座右铭。他称张祖芬为平生第一知心人。
上海像一座大熔炉，冶炼着这位年轻人。
繁华的大上海，漂浮着孤苦伶仃的徐悲鸿，进一步饱尝了世态炎凉的他处于谋生无门的苦难之中。
这时，同乡徐子明（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替徐悲鸿在复旦公学谋了一职，校长却嫌他像个孩童而拒之门外。接着徐子明又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又因编辑排挤而作罢。徐悲鸿徘徊在黄浦江边，深感山穷水尽，真可谓“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他曾企图了此一生，但又想起父亲的“不做懦夫”的遗言。
正当徐悲鸿走投无路之时，前后有两位黄姓人士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黄警顽先生，另一位是吴兴富商黄震之先生。徐悲鸿曾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感恩思想，一度取名为“黄扶”。
人生的机遇看似偶然，实则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比如黄震之先生之助，确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日黄在旅店中看到一幅徐悲鸿画的雪景山水条幅，极其欣赏，并确信作者是可造就的人才，进而引见，且尽力协助。这里，徐悲鸿才情出众的主观条件，遇上了黄震之先生通达惜才，且又是位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的客观因素，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了。
徐悲鸿另外的一次重要机遇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上海犹太人巨富哈同，在私家花园“爱俪园”内创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请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散原（三立）、沈美叔、冯恕等社会名流讲学。当时征集古圣仓颉的画像作品，徐悲鸿之作被选中，接着徐悲鸿又被聘为该大学的美术指导。从此，徐悲鸿进入了一个高层次的文化圈子。这对他开阔眼界、求知习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此时，徐悲鸿一面在震旦大学学习法文，一面在仓圣明智大学兼职。徐悲鸿可能由于那非凡的气质，获得了康有为的厚爱与毫无保留的指导，甚至于后来住进了康有为在新闸路十六号辛家花园的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康有为护送徐悲鸿去日本、推荐他去北京以及为他赴法留学设宴饯行。当年徐悲鸿曾对康有为向溥仪称臣深表不满，当然此时的康有为完全是学者身份，而不是维新变法、避难国外、力主保皇的康有为了。
书法，历代大画家多从已有字体中去综合求化，取前人之长并融会贯通，自创天地以求突破，如邓石如以篆入隶，郑板桥将隶、楷、行合一，何绍基以颜体为根底予以篆、隶，赵之谦由魏碑入行草，康有为以《石门颂》入行草，吴昌硕以金文入石鼓文，而徐悲鸿则魏碑兼有籀文（大篆），处处可见《龙门二十品》的神韵。徐悲鸿师从康有为后，书法明显吸收了康的笔意，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P10-12
悲鸿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艺术如生命，爱朋友、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廖静文我不是徐悲鸿先生直接的学生，我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但是悲鸿先生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我所有的老师都深刻动人，我敬他若师长。我有今天，和悲鸿先生的关怀提携是分不开的。
——李可染1948年，他患病初愈，由夫人廖静文抱着孩子陪同，在我们学校一角，坐着小板凳，对着某个军官送给他的一匹老马写生。我们站在他身后观摩，他对我们说：“人们喜欢我画的马，其实并不每张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写生。”……
——杨先让
我在美国写恩师徐悲鸿这本书，张杰又可能帮助联系再版，是我未料。当初完全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再加上在海外有利的条件，才能动笔的。每次再版，我都会补充一些新了解的资料。
的确是说不完的徐悲鸿。他短暂的一生所经历的人与事，太丰富。很多事我至今也不可能知晓。比如他与郑锦、杨仲子、吕凤子、邵逸夫、林语堂、李时霖等人的交往，以及1935年他来北平为傅增湘作像，为何下榻在蒋梦麟家中，与蒋是何关系，尤其与蒋彝的友谊。（我在美国认识了蒋彝的儿子蒋健飞，又访问过蒋彝在国内的女儿，见过徐悲鸿为蒋彝画的一幅素描像，也听说徐悲鸿给蒋彝寄过二十余封信，其中有托蒋在英国办事、在印度创作《愚公移山》时的交流信件。1953年蒋彝在海外得知徐悲鸿逝世消息，大哭后著文悼念。）由于种种原因，我都难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深感遗憾。
所以，写我的老院长，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杨先让
2016年9月
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
徐悲鸿的学生众多，第一、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
本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80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
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
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
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
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
记得1993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
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
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
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
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
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
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
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八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读完此书，没人会比你更懂徐悲鸿！
杨先让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廖静文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郁风、黄苗子我不是徐悲鸿先生直接的学生，我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但是悲鸿先生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我所有的老师都深刻动人，我敬他若师长。我有今天，和悲鸿先生的关怀提携是分不开的。——李可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