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
读书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一间书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梦想。说它不大，因为比起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来，这种个人的需求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就个人来说，说它是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也不算夸张。而且在我工作的主要时期，这个“大”字还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要想拥有一间独立的书房，简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再小的事情一旦和“难”字挂上钩，也就变得“大”起来。更重要的，还因为读书人的这种需求，关系到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其实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并不是毫无关系。
一
我的书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依附到独立，经历了许多曲折，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种变化，与大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而有它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我是1959年秋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新来的助教都住集体宿舍的筒子楼。开始是三个人一间，配置一个共用的四层小书架。当时随我到北大的，除了几件简朴的换洗衣服，就是做学生时节衣缩食购买的几十本专业用书。能分得一层多一点的书架也就差不多够用了。过了一年的实习期，就改住两人一间了，一人配一个四层的小书架（资历深一点的就配一个大书架）。仍然是靠节衣缩食，又陆续购置了一些新书，一时也都能上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读书人爱书，喜欢逛书店，虽然经济拮据，看见欢喜的或者觉得有用的书，还是禁不住就想买。要买书，日子就会过得苦一些。但是买到一本好书或是特别喜欢的书，心中的快乐比吃得好一点和穿得好一点要高出许多倍。这样日积月累，也就增加了不少。于是，架上摆不下的，就放进纸箱里，只把教学上常用的留在书架上。这时候就开始感到有些不太方便了。
但是更大的不方便，是在结婚搬出了筒子楼之后。“文革”中，许多著名的老专家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勒令退出“多余”的房间给年轻缺房的教师。于是在1966年底，学校终于在北大著名的“园中之园”的燕南园里分给我一间14平方米的居民住房。原来是一家人住的独院，现在变成了五家人共住，其实是大家都不方便。不久女儿降生，岳母来帮带孩子，一间小屋，挤一挤也就凑合够四个人住，再重要的常用书也没有地方摆了，只好全部装进四个大纸箱，摞在一起，上面罩一块塑料布，等于多了一件家具，上面还可以摆放一些东西。书放进纸箱，与“束之高阁”无异。读书人，特别是一天也离不开书的教师，会把书“束之高阁”，这种无奈，至今想起来都还不免有点儿伤感。好事难全，有了独立的住房，却没有了摆书的位置。离书房是越来越远了。
在燕南园住了整整13年。1979年，搬到了蔚秀园新建的教师宿舍楼。两个小间，50多建筑平方米。那时已有了两个孩子。小孩住那个小间，我们大人住大间。扩展了一点面积，就特意去定做了四个书柜，每个六层，靠近床头立在墙边。那时书不算多，基本上都可以上架了。有了这样的条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喜。可是这间大屋主要的功能却是卧室，单是一张双人床就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地盘；有客人来的时候，就兼作客厅，吃饭时又变成了餐厅。虽然有四个书柜立在屋里，却没有拥有了书房的感觉。这间大屋，只能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问题还在我爱人也是教师，也要备课，屋里根本就放不下两张书桌。总有一个人要趴在床上，或者在小饭桌上看书、写作。这种窘迫和尴尬，当然不只我一个人是这样。金开诚先生也是夫妇二人都是教师，他住在我们对面的楼里，房子的面积和结构都和我的一样。听说他就经常坐一个小板凳伏在一个方凳或者床铺上写作。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耐得住清苦，还能坚持勤奋，条件再差也能出成果。就在这间“书房”依附于卧室的“多功能厅”里，除了讲稿，我写出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文章，还出了一本教材和一本专著。
但是在这里也终于住不下去了。从当初搬来时的欣喜，变成了无尽的烦恼。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上了小学、初中，都需要学习的地方，岳父岳母都来帮忙看孩子，六口人两间小房子怎么住得下呢？于是我晚上搬到教研室去睡觉。里边有一张单人床，也是由于同样的尴尬，早先有同事就在那里住过。这期间闹了一次叫人笑不起来的笑话：有一位德国朋友到北大来看我，无法在家中接待，就把他带到了我所在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他进屋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张床，不禁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老老实实却又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呀！他笑笑，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对中国十分熟悉的汉学家，他懂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没有多问，说明他能够理解。（P24-26）
我于1959年到北京大学工作，迄今已经58年，接近一个甲子。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时间多次说过，我虽说是在北大任教，其实是既当老师又当学生。我在北大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和培养。几十年间我在这里从知识、学养、思想、情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而且身体也不好，但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一息尚存，我还会不停地从北大吸取知识和养分，还要继续在北大当学生。
我在课堂上的全部授课和我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渗透着北大的传统精神，打下了北大思想的深深印记。正如在北大工作的每一位教师一样，我也首先是北大思想精神的接受者，而后才有资格成为教育者和传承者。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在北大漫长岁月中所体现的全部的知识和思想精神的接受与传承，才成为我在未名湖畔留下的人生足迹。
这本小书是我在北大工作、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录，是一份历史的见证，同时也是一份我对北大感恩的表达。
谨以此书献给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先生和北大培文的周彬先生对此书出版的热情支持。本书的责任编辑于铁红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她不仅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而且工作非常认真，对她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谨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2017年10月1日
序
燕园回眸
融进一滴水
——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
世事沧桑话住房
我的书房
草棚大学纪事
难忘最是师生情
当教师是幸福的
——在八十诞辰祝寿会上的致辞
感怀与纪念
本色人生
——季镇淮教授印象
吴组缃先生的文品与人品
学问与童心
——忆念一新先生
乡音·乡酒·乡情
四十年苦短
教学与治学
文学史教学的活力和生气
指导研究生的两点体会
推荐我最喜爱的十种书
漫谈治学
书和读书人
让心灵和生活同样美好
——关于审美教育的随想
做精神富有的人
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
感悟与人生
适性
摄影的魅力
——益智·健身·娱心
艺文杂说
要让人还手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点感想
人们为什么认可并欣赏《空城计》？
不平等的偷情
书里和书外
——关于曹学与红学的断想
蒲松龄的反贪小说
解读和欣赏古典诗歌的津梁
——评《全唐诗典故辞典》（增订本）
序与跋
《聊斋志异》欣赏前言
《古典小说鉴赏》前言
走进古诗文的艺术世界
——《古诗文的艺术世界》序
《中国文学十五讲》引言
《中国四大古典悲剧》序
《细说聊斋》的写作动因和成书与出版的机缘
阮温凌《艺术形象探赏集》再版序
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序
《文学名著选读》序
《唐求诗探》序
镜像之美
——李镜散文集序
李畅培《野老诗话》序
跟“找乐子”有关的两篇短序
语文漫话
语文素养与中学语文教学
《简笔与繁笔》的写作体会
迟到的回应
——答余绍秋先生《〈简笔与繁笔〉的语病》
培养兴趣
——中学语文教学给我的影响
词语使用与文化传承
——从“文通字顺”和“入围”谈起
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
——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两个新增词后的感言
对恢复繁体字之我见
一份遗落民间的教育文献
——读一册解放区编的小学《国语》课本
雪泥鸿爪
洪堡大学——柏林的骄傲
神奇的山茶
艺术之宫瓦特堡
访巴赫故居
柏林的全国青年联欢节
美丽的斯德哥尔摩
瑞典——一个理想主义的福利国家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传统
韩国外大的中国文学研究
汝矣岛上赏樱花
后记
我今年12月5日满八十周岁。用传统的典雅一点的说法，是到了杖朝之年；换成时下带点俏皮意味的说法，则是成了另类的“80后”。人已经活到了这个年纪，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该是对逝去的岁月作一次回顾和对此前的人生行迹作一次盘点的时候了。从过去写的散文随笔中，选出一部分今天读起来觉得也还有些意味和保存价值的，结集成书出版，这也是回顾和盘点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处于相似的大环境之中，人生也会各不相同。和一些人比起来，我没有他们的成功、荣耀、地位，以及因此而带有的绚丽色彩；和另一些人比起来，我没有他们的坎坷、沉沦、苦难，以及与此相伴而生多半会有的传奇色彩。我的一生只是简单的六个字：平凡，平淡，平安。平凡是出自本色，平淡是基于事实，平安是因为我的命好。
打从我成人开始，阶级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亲身经历而于我最为惊险的，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但我都没有被恶浪卷走、淹死，而只在身上溅了几点泥水。刚入大学的时候，赶上过一段很短的好日子。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广大学生热烈响应，掀起了很高的学习热潮。学校为了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第一学年结束后还进行了评选三好生和优秀生的活动。我因为在第一学年中全部课程都得了优等，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不错，成为全年级八十多人中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可是时过不久，风向就突然大变。1957年春夏之交，在党号召大家大鸣大放之后不久，就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我们年级在二十岁左右的同学中，竟划了八个右派分子，比例是十分之一。政治风向一变，我的角色也就跟着朝相反的方向转变。1958年，当时我还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反右斗争还没有最后结束，又掀起了拔“白旗”和批判“白专”道路的运动。在政治的风起浪涌中，我这个不久前的“优秀生”突然又变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并且还要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成名成家思想。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说，因为走“白专道路”，周某人“险些陷入右派泥潭”。家人看了心惊肉跳，我却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反而比较安心了。“险些”就是“险些”，直白地说就是“还没有”，这算是暗中给了我一个不会“再滑下去”的结论。不过因为思想“右倾”，还是被撤掉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还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
除了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不好，这次又加上了我本人的“政治污点”，装进随着自己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档案袋里，是一辈子都甩不掉也洗不干净的了。
但是家庭出身不好也罢，本人的政治污点也罢，虽然在我自身已经成为一个很沉重的思想包袱，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时期，对我却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从四川大学毕业时，尽管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到新疆（当时这样填报的人不止我一个），却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这样的近乎鬼使神差和阴差阳错的安排，若不是因为命好，怎么都无法解释。
那时候的北大（其他院校也大体一样），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基本上都是“近亲繁殖”，也就是师资几乎都是清一色从本校的毕业生中留用，不像今天有了硕士、博士培养和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可以实现全国的大交流。像我这样从外校分配到北大来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除了这一年，可说是史无前例。幸运的是，我到北大工作后，没有因为是“外来户”而受到歧视，更没有被调离，而是一直心情愉快、顺顺当当地工作到2001年退休。这当然是受惠于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北大兼容并包的历史传统。
更加幸运的是，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环境十分恶劣，劳动极其紧张，两年后我竟又平安地回到了北大。那里大堤外的水面比大堤内我们居住的房顶还要高，时常有惊涛骇浪令人闻声色变，也确有人被恶浪吞没而葬身湖水，而我也同样幸运，没有被巨浪卷走。开门办学，同行的师生中有两人因为翻车而罹难，我因坐在另一辆车上又与死神擦肩而过，安然地躲过了一劫。细细想来，这一切好像都是因为有上天眷顾，真的是命好。
从1959年到北大中文系担任教职，至今我已经在未名湖畔的燕园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集子中的这些文章，清晰地记录下我在未名湖畔留下的人生足迹。
全书按内容的不同分为八辑。前三辑主要是直接写在北大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既有鲜活的生活场景，也有终生铭刻不忘的内心感受，还有我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切身体验。可以看出，几十年的熏陶和濡染，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北大精神的印记。“人生感悟”以下各辑，虽多数不是直接写北大的，但也都与北大的血脉相通，都是从未名湖的思想清泉中流淌出来的。
文中所写其实都是有关我生活的这个大时代的内容，只是个人角度、个人视野、个人体验。这当然不免琐细零碎。但特点和优势正在于这“琐细零碎”四个字，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细部，也会感受到历史血脉的搏动。中国的史学传统，个人撰著的野史笔记，向来是官修正史的补充和重要参照。我的这些“琐细零碎”的类似笔记的记录，对于研究北大的校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研究知识分子的生态和心路历程，甚至对研究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某些侧面，或许都不无小补。
写于2015年10月20日
定稿于2017年7月15日
周先慎著的《未名湖畔的足迹/北大记忆》清晰地记录下周先慎先生在未名湖畔留下的人生足迹。全书按内容的不同分为八辑。前三辑是直接写在北大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其中既有鲜活的生活场景，也有终生铭刻不忘的内心感受，还有作者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切身体验。可以看出，几十年的熏陶和濡染，在作者灵魂中留下了北大精神的印记。“人生感悟”以下各辑，虽多数不是直接写北大的，但也都与北大的血脉相通，都是由未名湖的思想清泉中流淌出来的。从书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细部，也会感受到历史血脉的搏动。这些“琐细零碎”的笔记体记录，对于研究北大的校史、中国现代的教育史，以及研究知识分子的生态和心路历程，都不无小补。
一位“老北大”用眼睛观赏未名湖的美，用心接近未名湖象征的精神，从精神上融进未名湖。从书中看到历史的细部，感受历史血脉的搏动。
周先慎著的《未名湖畔的足迹/北大记忆》所写其实都是有关作者生活的这个大时代的内容，只是个人角度、个人视野、个人体验。这当然不免琐细零碎。但特点和优势正在于这“琐细零碎”四个字，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细部，也会感受到历史血脉的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