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精)》中，凯蒂·洛芙记录下六位伟大作家生命后的场景：苏珊·桑塔格曾奇迹般地两度击败癌症，但这一次，生命不再眷顾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研究死亡、拥抱死亡，却至死与烟瘾玩着危险的游戏；厄普代克通过体验和书写性爱来死亡，他求而不得的便是描摹出死亡时刻的真实形态；狄兰·托马斯活得热烈，向死而生，他的生命在女人、酒精，以及他迷恋的名利之中消逝了……人生的后时刻，一切身外事变得十分渺小，只留下爱与自我。如果能体验一次死亡，或许我们的人生将全然不同。

十二岁那年，凯蒂·洛芙有了次濒死体验。长大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遭遇了父亲毫无先兆的自然死亡。她没能见他后一面。自那之后，死亡开始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决定通过研究死亡，来探寻人生后时刻的真相。她称之为：查看死亡。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几个名字跃入她的脑海：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这些伟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似乎都处理好了死亡的问题，拥有某种死亡智慧。洛芙认为，假如用语言捕捉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是有可能做到的人。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她在纸页上了作家们的后时刻。《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精)》便是这样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缓缓地展开了。

序言

苏珊·桑塔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约翰·厄普代克

狄兰·托马斯

莫里斯·桑达克

尾声：詹姆斯·索特

致谢

资料来源说明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里，她和朋友莎伦·德拉诺一直到深夜还没睡，听着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还足够好，给莎伦讲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笑话。“将军把他的部队放在什么地方？”莎伦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里。”桑塔格一边说，一边微笑。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伦来的时候，苏珊正在读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少年读物，接着她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莎伦不得不频繁地按下暂停键，因为苏珊整部电影从头说到尾，不停地评论和注解。

苏珊同莎伦相识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时候莎伦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当时，苏珊正处于第一次癌症的恢复期，她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打电话给莎伦，后者赶了过来，在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里同她做伴。

莎伦曾经是《名利场》、兰登书屋以及《纽约客》的编辑，在这些地方她负责苏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伦给人感觉很强势，但是对于她的朋友而言，她为人温暖有趣，并且极其忠诚。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状开始显现，她的女管家苏基·琴坎——她已经同苏珊相处十年有余了——在给苏珊放洗澡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背上有淤青。苏基一周为苏珊工作五天，搞搞卫生，做做饭；她们之间不停地闲聊，而别人则一头雾水。

2004年的3月，诊断出来了：骨髓增生异常，可能导致一种特别凶险的血癌。桑塔格的儿子，戴维-瑞夫——一名五十二三岁的记者——在最初的检测结果出来后，陪着她去医生那里做了一次复查。

戴维很高，非常优雅，就像罗马硬币一样英俊。他的神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皇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民主国家。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P24-26

我忘了怎样呼吸。我正被拽到水面以下。那位出租车司机把我送进急诊室，因为我在车上昏迷了，而我母亲抱不动十二岁的我。

在《死亡的脸》（How We Die）一书中，合温·努兰描述了肺炎对身体的影响：“那些被称为肺泡的微型气囊肿胀起来，并被炎症所破坏。结果就是，正常的气体交换受阻，血氧因而降低，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会堆积起来，直至重要的功能难以为继。当氧气水平降到一个关键点以下，大脑会通过更多的细胞死亡来体现这一点。”

有人给我戴上一个面罩。我尝到了氧气的甜美，就像品尝天空一样。

我发烧107度。在家的时候，母亲把我放进浴缸，里面放着冰块。在重症监护室，我的手臂上插着各种管子或者蛇形物；护士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一个实习生把一根针头插进我的动脉，测量氧气水平。旁边一张床上，一个婴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三周后，我出院了，但没有彻底地好起来。

咳嗽非常严重，就像有一头动物睡在我床上，如影随形。最糟糕的日子里，母亲试图让我待在家，不去学校，但是我非常固执，一定要上学。

每到傍晚我都要发烧，浑身颤抖地吃完晚饭，做好作业，洗完澡。毫无疑问，这就是将永远伴随我的感觉了；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形容发烧之后的状态，或者说，即使有这样的方式，它也是苍白的，难以令人相信的，因为发烧就是一个世界。

醒来时睡衣被汗水浸湿，床单也因为汗水而湿透。汗水是令人感到羞辱的，是某种要加以遮掩的东西；发烧同样令人羞辱。

咨询了一些医生，也开了一些抗生素，我频繁进出医院。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一在那些医生说话的时候，非常安静。没有一个说法能解释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天，当我咳嗽的时候，纸巾里发现了血。口中有血的味道。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死了，于是我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父亲、姐妹们，以及我的医生。

在现实世界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十二岁孩子。在我第一次得肺炎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用纸板盒为我做了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只毛皮做的玩具老鼠，穿着一件蓝色的方格花布裙，还有小小的床罩、扶手椅、衣服以及书本；我喜欢这幢房子并拿它做游戏，尽管我早过了那个年龄。我是一个依然会和穿裙子的毛皮老鼠玩耍的女孩，努力地想要理解咳血这件事。

我母亲千般设计，万般恳求，打电话给各种各样的医生朋友，为我预约了一位著名的肺科专家。当我最终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母亲对医生说，我每走上一段楼梯都会上气不接下气。那位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只字未提我正在咳血的事情。我只是说：“我感觉很好。”

与此同时，我阅读一些奇怪的书籍。我读的书，无一例外都有关种族灭绝：普里莫·莱维，埃利·威塞尔，还有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第一手记述。对于这些书籍，我有着一种巨大的、永无止境的胃口，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死去，还因为死亡的数量惊人，包括儿童、战争、大屠杀，以及壕沟里赤裸的尸体。我一本接着一本地读这些书。我阅读时，带着某种类似于欲望的东西。我想要看到儿童死去。

……

当你离死亡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呼吸到它的气味时，是什么感觉？我无法回到我能够明白的那一年，但是我想要尽可能来到离它最近的地方。

在被诊断出食道癌之前，希钦斯的健康也许只不过稍微有点糟糕罢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要直视死神的眼睛。”正是这种直视，我们罕有人能做到。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一个人无法坚定地看着死亡，就像无法直视太阳一样。”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甚至不能想象我们自己的死亡：“想象我们自己的死，真是不可能的；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察觉，自己实际上依然是作为旁观者而在场的。”当我们所爱之人死去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失落、爱以及害怕之中，那样难以自拔，以至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更别说直视了。

有趣的是，想象力非常迅速地把死亡变成某种别的东西；我们非常迅速地逃离，聪明机智、手段多端。“你的父亲沉睡在五英寻的水下……那些珍珠就是他的眼睛。”。我们能够（假如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把死亡变成珍珠。不然，假如诗句是“那些不是珍珠的就是他的眼睛”，会是怎样？

但是，如果不直面相对，又怎样去看？在我的脑海里，我把我正在做的工作看成逆向的传记，一个从死亡开始展开的整个人生。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试图避免浪漫化，而是紧密注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改变方向使其成为慰藉之物，或者委婉表达，或者回避躲闪，或者齐整结局。我一直避免任何朝向抒情、不够诚实以及虚假救赎的冲动。我想要非常安静地、清楚地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毋庸置疑，人们在浏览这些死亡的时候，暗地里想学习的东西是如何彻底地避免死亡。那就是人们正在寻找的些许信息。然而，除此以外，想想《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在一块墓地里幻想引诱一个女子的段落：“爱在墓碑之间。罗密欧。快乐的香料。死亡之际，正是生命之时。”

一部绝妙的启示录……这是凯蒂·洛芙至今好的作品。她让人们看到，对于死亡，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结果，不是后那些事，不是名利与后代；相反，是这过程中如何与死亡相处，家庭和友情如何维持。一句话，就是在死亡之中如何活着。

——《巴黎评论》

精彩至极！我躺在床上读，站在厨房读，走在路上读。谁会愿意跌跌撞撞走入那个静寂而神圣的领域呢？答案是，我们都想进入。这本书以优雅的姿态把我们带入那片神圣之地。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