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土著
命运为我安排了一条反常的道路。
在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我是纯学生出身。从小学门进中学门，又从中学门进大学门，而一出大学门就专业创作。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共和困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者。
然而，一九五七年把我赶出了文艺界，也远远地抛出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赤子而来，赤子而去，叶落归根，回到我呱呱坠地的农村当农民。
所以，我有生四十四年，倒有三十年以上是在农村度过的，我对农村比对城市熟悉，对农民比对知识分子熟悉。三十一年来我发表和出版的三部长篇、八部中篇和上百个短篇，不但主要写的是农村题材，而且多半是在农村写的。
因此，我是一个土著，一个土著作家，写出的是土气的作品。
土气，在我看来，就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气派。我还没有真正做到，但是我想努力做到。
作家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围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中。脱离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传统，脱离本困和本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写出的作品，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耀眼夺目，但是转瞬即逝。我们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仿造，而是要吸收和融合其某些可用的艺术技巧，以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法。然而，任何形式必须取决于内容的需要，而不能削足适履，强使内容屈从于形式。
许多优秀的外同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作家必须熟悉生活。
对于一个作家，怎样才算是熟悉生活呢？我认为，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他所反映和描写的生活的过去与现在，也看得见未来；必须具体而形象化地熟识他所描写和刻画的人物的身世、历史、相貌、性格、心理和语言；必须通晓他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与环境景色。
我个人有个偏见，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首先看语言。
一篇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大同小异，甚至相同而无小异，也就证明作者并不了解他所描写的人物的“这一个”。不了解就是不熟悉；不熟悉生活中的人物，也就并没有真正熟悉生活。
身在其中，朝夕相处，而只见共性，不见个性，只见一般，不见特征，描写和对话抓不住鲜明的特点和差异，归根结蒂也还是对于身在其中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人物并不真正熟悉。而只见共性、一般和相同，不见个性、特征和差异，便不会有所感动，也不会产生具体形象，只能从概念到图解，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作家手中的傀儡玩偶。
《蒲柳人家》是我进入八十年代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激发我创作欲望的不是哪一个概念，或什么样的丰题，是何满子和望日莲这两个人物，激动我写《蒲柳人家》。
何满子的性格和“业绩”，大半取自童年时代的我。
去年，我改正了五七年问题以后，又回到北京城里来住，但是，强烈的思乡情绪，时时在我心中骚动。我常常回想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往事，而童年时代的生、？舌最令人悠思难忘，打鸟、摸鱼、掏螃蟹、偷瓜、过家家、认字方、花兜肚、滚喜床……都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童年的我，在村前村后、田野河边、渡头路口，欢蹦乱跳地嬉戏。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回忆往事必然怀念故人，于是其他叭物便一一浮现出来。头一个，便是翩若惊鸿的望日莲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掉的姑娘（这个姨母是开小店的，跟我家相隔一户）。在我六七岁时，这三个姑娘都是十七八岁，她们打青柴、拾庄稼、编筐织篓、推碾子推磨，受婆婆和姨母的气，我都亲眼所见，当时就对她们充满同情。我满河滩野跑，常跟她们搭伴，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她们是那么美丽，那么好心眼儿。现在，她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对于她们少女时代的身姿和面影，连她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然而却活生生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因此，我是怀着要写这些我所熟悉的人的激情，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