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现代汉语中，“萍水相逢”这个成语用浮萍和水流的关系比喻素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但是在民国的新闻报业界，这个成语表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义。
邵飘萍和林白水，被一个古老的成语捆绑在一起，进人到中华民国，成为中华民国正直报人的道德和理想口碑。
邵飘萍和张季鸾志同道合的交集，滥觞于1916年的秋天。他们以记者的身份分别被《申报》和《新闻报》派驻北京。他们用“北京特约通讯”的形式为各自的报纸撰写文章。他们揭露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文字汪洋恣肆，每一个汉字都像刺穿皮肤的针尖，让权力执掌者疼痛。国人传诵，洛阳纸贵，这些如今常见的俗语是对那个时代邵飘萍、张季鸾评论的客观真实描述。
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邵飘萍和张季鸾，进京之后，各自开创和拓展了事业。邵飘萍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而张季鸾，则兼任了北京《中华新报》的总编辑。
然而，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并没有让张季鸾施展太久，军阀们用拘禁惩罚了张季鸾揭露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借款的内幕。走出铁窗之后，张季鸾被驱逐出了北京。而邵飘萍则继续留在北京，创办《京报》，用辛辣的文章，不留情面地抨击军阀。
离开了北京的张季鸾，常常在《京报》的字里行间看到邵飘萍的身影，那个同他情同手足的书生，用文章报国，在披露时代真相、揭斥黑暗的队列中，始终站在最前头。张季鸾听见了邵飘萍的声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记者是独立的，记者是超越政治的。记者应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经济、思想、人格的独立，既不参与任何党派团体，也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只许‘坐而言’，不许‘起而行’，保持客观的态度。”
邵飘萍的新闻观在读者中流传的时候，远在天津的张季鸾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张季鸾说：“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张季鸾表达观点的时候，他想到了袁世凯的铁窗和段祺瑞的牢房，只是，他还没有看到鲜血。
对于此刻的邵飘萍来说，鲜血的腥味隐约可闻，死亡的脚步正在慢慢走近。
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萍这些发表在《京报》上如同投枪匕首的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手握生杀大权的军阀。所以，邵飘萍的死亡就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4月的那个深夜，在墨一般的黑暗中，刽子手宣布了邵飘萍的罪状：“京报社长邵振青（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
邵飘萍毫无惧色，用爽朗的大笑回答了权力的判决，他用拱手礼对监斩官说：“诸位免送！”
林白水的生命同样终结于这个被称为刑场的天桥，同样是浓酽的夜色。军阀们选择了暗无天日夜深人静的时辰，因为他们要用黑暗掩盖刽子手们的罪恶。
林白水的《新社会报》因为揭露了军阀黑幕，被勒令停刊。三个月时间，林白水毫不悔改，在报纸的复刊号上，他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枪声响起，林白水倒在了血泊中，同样一个地方，天桥刑场见证了两个正直报人生命的终结，相隔不到百日。两个报人用热血和生命，为一个古老的成语注入了崭新的含义。
张季鸾在天津听见了北京天桥刑场凄厉的枪声，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暮春里不寒而栗。张季鸾无法想象，一介书生的文字为什么会被鲜血浸染。
我是一个灵魂的信仰者。邵飘萍死后，他的灵魂飞翔起来了，时间与空间都不构成灵魂自由飞翔的障碍，我看到了邵飘萍的灵魂附在了他的朋友和同行张季鸾身上。最好的人证是邵飘萍的母亲，这个失去了依靠的老人，她经常在张季鸾的身上，最近距离地看到儿子的影子。
邵飘萍死后，他的母亲和遗孀就被张季鸾接到了天津。离开了北京那块伤心之地，她们的生活日渐安稳而有规律。张季鸾成了老人的儿子，他每个月送给她一百元生活费，每个星期必请她们吃一次饭，嘘寒问暖。带着张季鸾体温的百元钱币，在那个时代，就是《大公报》一个正式编辑的月薪。至于进入梨园的戏票，张季鸾更是经常性地送上门来，让失去儿子和丈夫的两个女人在善恶忠奸的人世间感到人性的温暖，那些心灵的伤口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愈合。邵飘萍的每一个忌辰，张季鸾都会出现在母女俩的住所，他在邵飘萍的遗像前诵读祭文，然后在泪光中焚化。这种让母女俩感到宽慰和温暖的日子，如水一般地流过，不知不觉就三年零一个月了。其实，邵飘萍的在天之灵，早已感受到了人世间最真诚的情感，他泪流满面，他的母亲和妻子，看到那不绝的雨丝，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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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是现实的观照
我是一个在小说里虚构了二十多年，却突然转向散文的小道攀爬的莽汉。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我总是惴惴不安地回望来路，“散文”，脚印里的这两个汉字时隐时现、东倒西歪，有的时候，与自由选择无关，更多的是一种机缘巧合。
我的散文创作，从小说开始。在别人看来，这是违反文学创作伦理的倒行逆施，但却是我的亲身实践。在我三十年的文学工龄中，小说是主流，散文的时光不及它的四分之一。一种门槛极低，几乎人人可以进入的文学体裁，极少有人把它当成唯一的职业追求。在文学的巍峨大厦中，散文成了小说和诗歌的附庸和边角料，它站立的身影比其他体裁矮了一头。散文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被小说和诗歌巨人的身影遮蔽了。
作为一个从小说到散文的写作倒退者来说，历史可能是我创作散文的救世主。
有缘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见过几面。在最近的一次见面中，施主编对我说，你的神态有民国人物的影子。见我一脸诧异，战军先生沉思之后缓缓说道，你的形神让我想起冯至。我当然知道这是战军先生的戏言，但是，他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近年来，我用民国书籍作围城，在历史中徜徉，天天仰视那些知识渊博、气节如钢的知识分子。而冯至，则是我在散文《民国的长衫》中写到过的一个人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人能拒绝接受阳光的熏陶。但愿施战军主编的戏言成真，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面无谐谑，我们眼前，是一片三百亩的荷塘，圣洁的莲花，正在阳光下盛开。
民国史是长期被遮蔽的历史，有时甚至是篡改了的历史。它被遮蔽的时光长度远远超出了它三十八年的短暂岁月。导致民国热的那截引线，在我眼里比炸药包更有分量，更值得后人思考。
我对民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始于《义宁的源头》。由于义宁乡贤的缘故，我对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仰慕比一般人多了些乡情的因素。陈寅恪先生在身后以一座巍峨纪念碑的形式为后人敬仰，并非政治、地域的原因，他只是以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为知识分子代言，为人格的独立精神立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陈寅恪先生是我进入民国的引路人。在义宁的漫长源流上，我见到了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刘文典、胡适、梅贻琦、吴宓、李济、叶企孙、马寅初、张季鸾、梁漱溟等众多大师，虽然我不懂他们的学术和专业，但我看到了他们的坚硬气节和高贵人格。
历史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尤其是那些水落石出的记录，它引领后人穿过陈腐僵冷的文字进入到了灵魂的深处。虚构的小说和空灵的诗歌显然无法承担起历史客观再现的重负，只有散文，才是最好的盛放历史的容器。
历史散文的写作，始终风险重重。自余秋雨之后，文化散文因知识崇拜、史料罗列、题材宏大、字数超长等被人诟病，模仿者盲目跟风，形成了一种新的散文八股。而传统的散文写作，更是声名狼藉。大量充斥于报纸副刊的游记、名人印象、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儿女情长的亲情抒写、怀念故乡的陈词滥调、采风应景的浮光掠影，等等，直接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让散文在黑暗的死胡同里无法调头。
虚构的小说无法承担民国历史人物的真实、客观再现，却能够为散文的写作注人意想不到的动力。历史散文不是短小精悍、一事一议、借景抒情、结尾升华的教条，它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桎梏，借助文献资料，将历史的走向在人物的命运中逻辑化地展开，用建立在修辞之上的鲜活语言，铺陈当代散文叙事的维度。人物，是历史的主角，也是历史散文的主角。在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故事、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限制下，历史散文依然可以加强叙事的力度，用真实的情节和生活的细节呈现历史的真相，丰富人物的表情和复杂心理。
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的训练无意中为我的民国散文注人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强化细节，注重可读性以及结构的自由穿插，让民国人物活动的历史不会显得冗长和枯燥，站在人物喜怒哀乐的立场上来展示历史，这样的讲述就会缩短距离，增加温度。文学不是哲学，思想家是另一个阵营的战士；民国散文更不是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历史已被历史学家打捞了无数遍，任何思想都逃不过他们学术的篦子。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我不可能在间接的史料中找到一鳞半爪的发现，我的任务只是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历史，再现民国大师们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气节人格。
评论家谢有顺教授在同贾平凹有关散文的对话中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说：“散文要在今后的时光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话，还真的要从小说界找些启发。多数人都认为，散文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其实，真正伟大的小说也可把它当作散文来读，文体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散文同样有一个叙事问题，这是散文革命的空间所在。从现代叙事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散文应该开创一种现代叙事来与之相配。”
谢有顺教授虽然对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多持批评否定意见，不赞成散文内涵的延伸和扩展，对职业散文写作充满怀疑，但他对散文同小说等其他文体结合的变革思路却是非常有见地的。我的民国散文创作，无意中暗合了他的指引，这可能和我从20世纪起就关注他的学术有某种逻辑关联。
历史散文的写作，走的是阅读写作的路子。历史无法亲历，作者只能通过史料梳理和个人感悟，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历史的诡谲和人性的幽微。这种依赖阅读的写作方式往往容易招致体验写作者的不满和批评，他们沉浸在现实生活酸甜苦辣的感受批判中而忽略了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他们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做出结论：关注历史的人，就一定会缺席现实的在场。
散文家祝勇的观点，可以作为历史散文创作最有力的辩护词：“‘文化散文’首先要合乎文学的要求。文学考验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力和艺术上的创造力。文学和世界是互相塑造的，历史文化和写作者的内心也是相互塑造的。没有内心的感应，历史和文化也就变成了僵死的知识卡片，没有了冷热，没有了活力。我曾经写过许多历史人物。比如‘袁崇焕与明代绞肉机’ ‘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还有王羲之‘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等。他们朝代不同、处境各异，但这些看似无关的人物，却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是通过他们来书写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书写我对命运的理解。落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魂就附着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们的体温、伤痛、脉动。我热爱书写历史，是因为历史无限的宽厚，可以让我的生命与想象力无限地展开。”
祝勇以故宫研究所学者、散文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观照视角写历史的故宫，其实就是关注他身边的现实，在一个研究者的心中，历史和现实是血肉关联、不可分割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是当代历史散文创作的成功实践，作者的理性表述已经为我们的阅读作了一次迷宫中的导游。“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我写了一些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经典。对于它们，发现新的线索几乎已不可能，我的写作重点就放在重新阐释上，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样会产生悬念。总之，文人写历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三十八年的短暂时光，军阀混战、外敌人侵、灾害频仍，然而这样的逆境却出现了教育的奇迹，涌现了众多的学术大师。许多被岁月遮蔽了的真相，正在民国的研究热潮中露出水面。作为散文，用纪实的手法和文学的表述再现那一段历史，正是一种文体独特的表现方式和生命力所在。
我对历史散文的写作充满了期待。历史散文的创作者，应该有建造金字塔的心态。有人认为，金字塔不是奴隶的作品，其理由是，金字塔那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怀着虔诚的自由人。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我心目中的历史散文作家，就是建造散文金字塔的虔诚自由人。
散文进步的标志是，那些被历史封神的大师们走下了神坛，一支正在确定番号的起义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字的高地，并在夜色阑珊时刻点燃了革命的烽火。
我愿意成为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兵勇。
民国时期虽是一个动乱贫困的年代，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活得有尊严，有体面，他们可以找到自己自由生长的社会空间。当时的上上下下都能对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给予极大的包容和尊敬。
詹谷丰著的《纸上的文人》是一部历史散文集，由5篇文章组成，生动地刻画了张季鸾、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民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社会、阶级矛盾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为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体面所表现出来的铮铮傲骨。
纷乱民国，大师迭出，书生意气，要靠骨头支撑！只有骨头，才能展示读书人生命的真相！他们的骨头，我们民族的脊梁！
《纸上的文人》精选詹谷丰的获奖作品，倾情打造权威历史读物。生动地刻画了张季鸾、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民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社会、阶级矛盾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为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体面所表现出来的铮铮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