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母亲阿妮法·阿苏拉在她大女儿下葬时，从未停止凝视天上的云。阿姐西林西娅是最新一位葬身狮口的人，狮群从几周前就开始搅扰村民。阿姐的尸骨并不完整，只能埋下找回来的部分，摆成朝左侧躺的姿势，头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脚指着南方。仪式过程中，母亲仿佛跳起舞来：她多次从亲手做的陶壶里取水，泼洒在地上，然后双脚踩过润湿的地方，就像在播种。
葬礼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可怜的母亲眼中映着太多的天空。墓地离家不远，就在村子附近。阿妮法快步瞠过里德娅河，以河水净化身心，我走在后面清除我们留下的脚印。
“抖一抖脚吧，尘土喜欢到处跑。”
如今，神圣的墓地里又多了一座十字形墓碑，标志着我们不同于穆斯林和异教徒。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在坟上立碑并非出于对死者的尊敬，而是因为恐惧，怕他们会再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竟变得大于思念。
按照传统，我们回家时走了不同于出殡时的路，但这并没能阻止一个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西林西娅的尸体裹着白布，在众人肩膀上摇晃，如同残破的翅膀。
到家门口，母亲盯着房子看：它那么生动，那么古老，又那么永恒，好像是在责怪她。我家的房子是用水泥砌的，屋顶铺着锌板，不同于别人家的茅屋。里面有卧室、客厅和厨房。地板上铺着地毯，窗边挂着满是灰尘的布帘。我的家人也不同于库鲁马尼的其他居民，母亲阿妮法·阿苏拉尤为特别，她和她父母一样，接受过同化教育‘。在回家途中，我意识到母亲有多美丽，即便是按照丧事传统剃了头发，她的容颜依旧战胜了悲伤。母亲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掂量小女儿之于她有多珍贵。我以为那蕴藏在她双眼中的是母性温柔，实则不然，另一种情绪支配着她说出这样一句话：
“你永远都不会经历为人母的悲哀。”
“别说了，阿妈，我刚失去了阿姐。”我回答。
“你永远不会失去女儿，这是上帝的意愿。”
母亲转过身，她已经脱了鞋，跨过门槛，进屋躺到床上。一个人是能够看着自己的女儿下葬的，她就做到了，但这个人将永远无法从这种离别中恢复，没有什么比死去的孩子更让母亲牵肠挂肚。
与此同时，父亲让站在外面哭泣的女人们离开，转身进屋。他抱着母亲问道：
“你怎么把头发剃了?咱们不是基督徒吗?”
阿妮法缩了缩肩膀。那一刻，她什么都不是。屋外的哭声停止后，她不知该如何面对那巨大的空寂。
“现在怎么办，团古?”
如同库鲁马尼的所有女人，她称丈夫为“团古”。男人名叫热尼托·赛拉分·贝伯。出于尊敬，她从未直呼其名。家里人虽然受过同化教育，但骨子里仍旧太过“库鲁马尼”。毕竟现在由过去铸成。丈夫安坐在妻子身边，温柔地讲话，妻子对此很不习惯。男人说的每个字都变成了一朵云，修补着天空。
“现在怎么办?呃，现在……现在，我们得活下去。女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团古。”
“没人知道，但孩子肯定想让咱们活下去。”
“别跟我说她想什么，你从来都不听她讲话。”
“别这么说!现在不说这个，女人。”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女儿身上没能找回来的部分该怎么办?”
“我不想说这个，睡觉吧。”
阿妮法稍稍坐起身，把头放在膝盖上。她的双眼布满血丝，看上去就像溺水的人。
“但咱们的西林西娅……”
“闭嘴，女人!你忘了咱们不能再叫她的名字?”
“我想知道，都埋了什么?”
“我说了让你闭嘴，女人。”
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正在和内心的魔鬼搏斗。装着大女儿尸骨的袋子仍旧在他脑海中滴血。昨夜的记忆涌上心头：他被惊恐的尖叫声吵醒，快步穿过院子，心中已料想到悲剧的发生。早些时候，他曾听见狮子围着房子转的声音。突然，咆哮、叫喊和叹息都消散在虚无之中，世界撕裂成碎片，他整个人都空了。想要忘掉那样的经历，除非从未在这世间生存过。
“埋了她的心吗?”阿妮法继续问。
“你怎么还问?我不是让你闭嘴了吗?”
“埋了心吗?你知道它们会把心……”
父亲深吸一口气，盯着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他感觉自己和走形的旧袍子别无两样，都没了魂。他找回了声音，比之前稍显平静：
“女人，你得这样想：对于孩子来说，并不存在坟墓。”
“我不想听，我要走。”
“走?”
“我要去外面找孩子没能下葬的……”
“别去。你不能离开。”
“没人能拦我。”P2-5
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非洲文学。——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科托透过深邃而精准的语言，书写文明与野蛮。他将传奇、诗篇和颂歌之中鲜活的传统编织成篇，在纸页上绽开一幅幅令人惊奇的画面。——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推荐语
作为葡语非洲年轻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科托用饱满而细腻的情绪描写了遭受穷困之累的莫桑比克日常。——英国《卫报》
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Mia(20uto)是当代葡萄牙语文坛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也是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杰出代表。然而对于国内读者来说，这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米亚·科托于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中，原名安东尼奥·埃米利奥·雷特·科托。自1983年出版首部诗集《露水之根》以来，米亚·科托始终活跃在文坛之上，笔耕不辍，为葡萄牙语文学贡献出大量优秀作品，包括诗歌、故事、长篇小说和杂文，体裁丰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科托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以独特的语言及精妙的叙事重现莫桑比克内战时期的历史，小说一问世便引起极大反响，被评为“20世纪非洲文学最重要的十二部作品之一”。米亚·科托也凭借此书获得了享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洲葡萄牙语作家。2013年，科托因其新颖的叙事风格及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深厚的人文精神，荣获葡萄牙语文学界最具分量的卡蒙斯奖。时至今日，科托创作了长篇小说共计16部，其作品在22个国家发行，成为被翻译出版最多的莫桑比克作家。
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的葡萄牙移民后代、一个在莫桑比克成长的白人，特殊的身份对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亚·科托通过写作向世界介绍莫桑比克，虽然小说具有虚构性，却都基于莫桑比克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莫桑比克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地，其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葡萄牙文学，但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在殖民地时期，反对殖民主义、探寻国家独立文化身份是莫桑比克文学的重要主题。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解放战争，并成功获得独立后，莫桑比克文学的主题回归到“斗争与革命”，通过书写战争回忆来还原历史。青年时期的米亚·科托与反抗殖民统治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有着紧密联系。解放战争后期，正在上大学的科托放弃医学专业，成为一名记者。独立后的莫桑比克遭遇内战，科托作为新闻社的通讯员多次到各地走访，感受到国家内部语言、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复杂多样性，意识到莫桑比克的国家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它包含着多种声音。在此期间，科托发表了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其中诸如《身份》、《大地的口音》等诗作对殖民活动造成的“混血文化”进行思考，试图为“莫桑比克国家身份”这一命题找寻新的意义。1985年，米亚·科托放弃了记者职业，重返校园学习生物专业，主攻生态学。在以环境生物学家身份到莫桑比克各地进行考察时，科托收集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故事以及民间风俗、神话传说，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在每一部作品中，米亚·科托都尽力描述战争给莫桑比克人民带来的伤痛，展现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米亚·科托以葡语进行书写，将非洲土语及莫桑比克方言与葡萄牙语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形成了鲜明的“非洲性”的叙事。科托坦言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巴西著名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影响。罗萨在描写巴西内陆腹地时，应用内陆方言俗语创造新词汇，令语言恰如其分地服务于主题。在阅读了罗萨的小说《河的第三岸》后，科托感受到了“地震般的触动”，意识到以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口语化、多元化的表达来还原当地风貌正是构建莫桑比克独立文化身份的立足点。
在由猎人阿尔坎如进行叙述的主线中，猎捕狮子这件事看似是重点，实则却跌落到第二位，它是把阿尔坎如引到库鲁马尼的原因，但当猎捕行动发生时，他甚至都不在场。真正伤害女人的“狮子”是父权制，这在马里阿玛的叙述中已有充分体现，所以，阿尔坎如的叙述更多是站在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去观察库鲁马尼，感受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阿尔坎如始终难以摆脱童年时母亲和父亲相继离世的影响。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在他的母亲身上也有所体现。由于童年的经历，阿尔坎如有着“存在”层面上的焦虑，他试图通过睡眠从自身抽离，却总保有动物般的警醒。他想要“不存在”，但发现即便是死亡也无法抹去一个人的存在，死者依旧能对生者产生影响。对于阿尔坎如来说，狩猎是能让他从自身抽离的一种方式，在狩猎的某一个瞬间，猎人转化为动物。在小说开头，猎人和作家古斯塔夫就狩猎进行讨论，两人均无法理解对方的观点，但随着故事的推进，猎人与作家逐渐转换了角色，阿尔坎如以书写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古斯塔夫则拿起了枪。这种转变也包含了科托关于人性与动物性的思考。在这条主线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争给库鲁马尼人留下的伤痛。在古斯塔夫对村民进行采访的时候，作者借阿尔坎如之口说出他对战争的看法：“不存在用语言可以讲述的战争。有血的地方，就不会有话语。”这与马里阿玛主线中所回忆的战争片段相呼应，在马里阿玛的讲述中，她作为一个无法走路的女性，被家人视为累赘，在别人都为躲避战乱进入树林的时候，她和一堆不值钱的器物一同被丢在家里，等待着阿公阿德吉如的拯救。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库鲁马尼的女性始终“不存在”，这与寻求从自身存在中抽离的阿尔坎如形成强烈对比。
米亚·科托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他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是欧洲人的后代也是莫桑比克人，是活在高度宗教化的国度中的科学家，也是在高度口语化的社会中写字的人。个人身份的种种矛盾令他对莫桑比克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书写国家历史与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从《母狮的忏悔》开始，科托开始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在莫桑比克农村地区．女性正是“他者”之“他者”，饱尝多种压迫。科托以这部小说融入了莫桑比克人数虽少但成果斐然的“女性写作”，为女性发声，为女性地位的改变而写作。
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帕尔马的沿海村落。那里遥远荒僻，尚未通电，位于稀树草原的腹地。作为生物学家，我刚刚完成一天的考察工作，在帐篷下休息。这时一个村民过来叫我，他说：“来吧，来看看，有个人死了。”我跟着这位老人迈入茫茫夜色，来到灌木林深处。“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道。他说：“被狮子弄死的。那头狮子还在附近呢，它会回来把剩下的这部分尸体叼走的。”我吓得赶忙跑回了住处，对于他想向我展示的画面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拉上帐篷的拉链后，我很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防护。离我不远处躺着一具被狮子撕碎的尸体，还有一头野兽杀气腾腾地游荡于四周，令我惶惶不安。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手电筒，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作，直至破晓，一刻未歇，只因为想竭力驱逐内心的恐惧感。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帐篷不是我的庇护所，小说才是。创作故事的过程就像是为自己建造遮风挡雨的房屋，那时我已经开始了这本《母狮的忏悔》的小说创作，只不过自己后知后觉而已。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得以呈现为中文，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于我而言真是荣幸之至。
米亚·科托著的《母狮的忏悔(精)》讲述了：非洲，库鲁马尼村。二十六个女人接连葬身狮口。
猎人阿尔坎如接到捕狮的任务，即将来到文明与野蛮的边缘。他幼年目睹长兄弑父，接着又陷入与大嫂的不伦之恋。往事如幽魂缠绕心头，他决定最后一次作为猎人出征。
马里阿玛的三个姐妹先后成了狮子的腹中之物。她拥有蜜色的眼睛，黑色的皮肤，如同星星挂在夜幕。这双眼睛，十六年前曾让阿尔坎如沉溺其中。从那以后，马里阿玛每天企盼猎人归来，带她逃离脚下残破的大地。
然而，村民们似乎并不关心狮子捕食人类。随着对事件的调查，猎人发现凶手另有其人，受害者之间也有某种不可言说的联系。库鲁马尼的女人背负着秘密。看似忠诚的夫妻关系，不可调和的人兽冲突，母狮与秃鹫，大地与河流，发生在库鲁马尼的一切，逐渐染上一抹神秘又离奇的色彩。
神话、巫术、传统、现实……紧密交织，扑朔迷离。
读者仿佛被施了咒语，而词汇的魔法师就站在面前。
植根于非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无比美妙、神奇。
在这本精妙的米亚·科托著的《母狮的忏悔(精)》的每一页，我们都感受到阅读科托的快感，它出现在每一处语言从“规则”令人窒息的控制下偷跑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