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屡经动乱和政治运动，李埏家族的宗谱尽皆丧失，先世情况已无从查考。现在仅知的是李埏的祖父李文星，住在路南县城。李文星早年家境贫寒，但努力学医，逐渐成为当地名医，人称“李三先生”。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常常免费为穷人治病，因此深受路南各族人民的尊敬。在咸丰、同治时期，路南社会动荡不已，在一次动乱中，李文星不幸去世。
李文星的去世，使得他的妻儿陷入了绝境。他身后留下妻子李潘氏和两个幼小的儿子。李家原有一点薄田和一处旧房，但主要经济来源是李文星行医的收入。此时，孤儿寡母三人仅能靠李潘氏做针线勉强维持生活。然而祸不单行，长子李映庚11岁、次子李映乙9岁时，路南鼠疫流行，一家三人都病倒了。因为无钱医治，李潘氏不幸去世，两个孩子则逃得一条性命。
母亲去世后，原有的薄田和旧屋都被亲戚霸占。兄弟俩只有相依为命，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们栖身于一处破庙，夏天蚊虫猖獗而无蚊帐，就用竹子编筐，用衣服蒙在筐外，罩在头上防蚊叮咬，冬天寒冷而无棉被，就拾来柴草生火取暖。没有生活来源，他们就将破庙后面的一小块荒地辟为菜地，种菜出卖，赖以糊口。因为卖菜所得太少，买不起米，他们就尽量节衣缩食，每天只吃两餐，每餐都是饭少蚕豆多，一颗菜要吃两三顿。
兄弟俩人穷志不穷。他们渴望读书，但无力投师上学。当时有一位塾师尹开舟，在离城六七里的私塾教书，李氏兄弟路过那里，每每站在窗外，静静地听学生朗读。时间一久，他们对听过的儒家经典段落居然也牢记于心。尹先生也注意到这两个孩子。一日，他把李映乙叫进课堂，让他背诵《论语》中的一段文字。李映乙声音朗朗，倒背如流。爱才的尹先生大喜，于是主动接纳这对无依无靠的兄弟入塾读书，不仅破例免去他们应交的束惰(学费)，还让他们在自家的薄地上种菜吃。兄弟二人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他们勤奋好学，成绩皆为上乘。
李映乙聪明好学，品行优良，虽然贫穷，仍被路南县内中医徐道成看重。徐道成认为李映乙小小年纪就有志气，日后肯定会有出息，于是把爱女徐竹筠许配给李映乙为妻。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李映乙结婚时几乎一无所有，连新婚的被褥都是向邻居借来的。但知书达礼的徐竹筠是极有志气的女子。她看重的是人品和学问，决心和夫君一起奋斗自救。夫妻二人就靠做豆腐维持生活，生活极为清贫。后来李映乙去教私塾，她继续做豆腐卖，还替人做针线。
皇天不负苦心人。李映乙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不仅儒家经典烂熟于胸，而且精通古文诗词，能吟诗作赋，写得一手漂亮的唐宋体文章和一笔好字，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映乙兄弟同时考州学，李映乙考得第一，李映庚考得第二，均成为州学生员(俗称秀才)。随后参加澄江府试，李映乙以第一名补廪为廪生，得食廪饩，每月有2两银子，并且取得了私塾教书的资格。由于李映乙的学问人品均为人称道，许多家长慕名送子来李家私塾，于是他的学生日渐增多，时称“旺学”。李映乙依然省吃俭用，把廪饩积攒起来，逐渐买了一点薄田，家景开始逐渐好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映乙赴省城昆明参加乡试，中了拔贡。在昆明，他接触了当时的“新学”，非常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是他最喜欢的读物。宣统元年(1909年)，李映乙赴京参加朝考。由于交通闭塞，从云南到北京须步行和乘坐车船，耗时数月之久。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故乡云南。此行他周游了半个中国，大大丰富了他对国内外局势的了解。（P4-5）
自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于1911年灭亡之时起，至今已是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个世纪里，中国的社会、学术和知识精英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了今天，这段历史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很大程度上仍在支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只有真正总结历史教训，目后才不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因此对这个世纪进行总结，乃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今天，由于社会变化迅速，这段历史已经在人们记忆中开始褪色，在年轻一代中则更淡漠，因此抢救这段历史记忆刻不容缓。
然而，对这个风云跌宕的世纪进行总结又谈何容易！在这个世纪中，中国发生的变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在世界历史上都罕有其匹，因此对这个世纪进行总结绝非一人之力可为。同时，关于这个世纪诸多大事的第一手记载资料尚无由得窥。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世纪发生的变化至今尚未结束，人们对这些变化的看法干差万别，尚未有共识。因此，总结这段尚未完全变成过去的历史，应当是下一代人才能做的工作。
由上可见：一方面，我们急切地需要对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另一方面，进行这个总结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了解决这种困境，一个办法是做“小历史”，即对个人或者小社会群体在这个世纪中的经历进行个案研究。今天，有不少这样的研究已经或者正在进行。这些“小历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个世纪中国的变化，因此将成为日后撰写“大历史”的基础。本书属于这种“小历史”研究，但是在以下方面与通常见到的学者传记有所不同：第一，本书传主李埏(幼舟)先生，生于1914年，殁于2008年，几乎与上述的一个世纪相始终。因此，他作为一个亲历者，现场目击了这个世纪中国种种剧变；第二，本书传主接受过20世纪中国最好的教育，此后又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因此也是这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与精英学术演变的真实见证人：第三，本书传主是一位“纯”学者，其一生的生活是从校门到校门，他的人生经历可以代表那一代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经历；第四，本书传主生活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昆明，因此他的经历可以更多地反映大多数北京之外地区的中国知识精英的情况。
本书的主旨，即是力图通过传主李埏先生的一生经历，展现中国社会、学术和知识精英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真实状况。为了达到真实再现历史的目的，本书采取宏观介绍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将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简要介绍，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了解这些事件，大体知晓事情发生的背景；另一方面，对传主本人的实际经历进行细致叙述，使读者能够通过具体的例子，体会到这些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学术和学者(不仅包括传主本人，也包括他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家人等)的影响。也正是因此之故，本书力图通过传主的经历，表现在这个世纪的剧变中，中国的社会、学术和知识精英群体的真实状况。
作者力求把本书写成一部信史，因此对传主在这个世纪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及传主与这些事件的关系，都秉笔直书，不回避事实。对于传主本人的表现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隐恶扬善。传主是知识精英，但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家，也不是一个生活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因此，在这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他也经历了渴望、追求、迷信、迷惘、绝望、觉悟等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些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了各种常人的情感。他力求远离政治，洁身自好，在面对政治迫害时，他往往表现出软弱和顺从，在“文革”中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即不违背良知，不趋炎附势，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因此在他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没有发表过“大批判”文章。相反，在1975年，他公开与口衔天宪的杨荣国当面激辩，并发表文章挑战当时的“主旋律”。1977年，他更成为云南学界最早在全国大报上发表重头文章批判“四人帮”的学者之一。到了晚年，他不仅对中国学术、高等教育，而且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上这些，都是他所处于其中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中许多人的共同情况。因此，从他的具体的经历和感受中，读者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代知识精英复杂的精神世界，不至于从一种脱离中国现实的理想高度上去苛求他们。同时，读者也可以看到，这些知识精英是如何在困境中努力探索中国和学术发展的道路的。
为了把本书写成一部信史，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广泛搜集了各种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公开发表的，也有非常私人性质的。作者以历史学家的专业手段对这些史料进行了筛选和审核，从而使得本书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在写作这部传记时，虽然我们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写作时依然有一些局限。这里要申明的几点是：
第一，这部传记中涉及许多人，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本当一律直书其名。但是有一些不知名或者不很知名的人(特别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在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不同的原因，做了一些今天看来很恶劣的事。李埏是这些人所作所为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对这些行为深恶痛绝。但是对于这些人，李埏却认为责任不能完全归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作为，也有时代的原因。因此，“文革”结束后，这些人中有些人对过去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讨，向李埏请求原谅。李埏也对他们予以原谅，在后来的职称评定等工作中，李埏不计前嫌，对他们的职称晋升等都依据政策，予以支持。他的宽容和公正，博得了各方面的赞誉。李埏不希望这些人过去的错误再被提起，因此我们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在必须提到这些人时，也将他们的名字略去。
第二，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名人传记和回忆录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讲得很简略。本传记力图避免这种倾向，但是在写作时依然有一些情况不得不从略。要补足这些从略之处，当俟之他日。
第三，在本书中，依照中国古代学界“临文不讳”的传统和近代西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习惯，对于所提到的所有人物，一律直呼其名，不加任何头衔和尊称。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会，在此特作说明。
经过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但是历史是延续的，现在植根于过去，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马克思说：“一切己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中国人只有正视过去，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这一点，就是通过本书认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学者的时代、学问和人生的意义。
李埏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埏先生自1943年起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云南大学教授会第一任主席、云南大学筹捐委主委、云南大学工会筹委会主席、昆明市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委、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云南大学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李埏先生执教六十五年如一日，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昌盛，为云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做出了卓越贡献。黎孝谦著的《李埏传/九三学社人物丛书》由其子女执笔，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审稿，记载了他丰富多彩的一生。
黎孝谦著的《李埏传/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力图通过传主李埏先生的一生经历，展现中国社会、学术和知识精英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真实状况。
本书采取宏观介绍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将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简要介绍，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了解这些事件，大体知晓事情发生的背景；另一方面，对传主本人的实际经历进行细致叙述，使读者能够通过具体的例子，体会到这些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学术和学者(不仅包括传主本人，也包括他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家人等)的影响。
本书力图通过传主的经历，表现在这个世纪的剧变中，中国的社会、学术和知识精英群体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