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其作品中呈现的美，以及他对社会公平的热情和他对生活的爱对我们而言依然必不可少。

《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精)》作者亚当·费恩斯坦运用巨量的书面资料，采访认识聂鲁达的人，传达了聂鲁达的生平、个性、诗歌和政治，揭示出这位大诗人的艺术创作、政治活动以及与二十世纪众多政治文化名流和情人的交往。

聂鲁达去世四十年了，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阅读。他的诗歌音域宽广：从《二十首情诗和一首悲伤的歌》的抒情和《大地上的居所》的忧伤到《元素颂》的简洁和《大诗章》的华丽。很少有诺贝尔奖得主能这样持久地大受欢迎。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在政治和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在这第一本权威的传记《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精）》中，亚当·费恩斯坦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作者揭示了驱使聂鲁达前进的各种动力，精彩地呈现了这位二十世纪偶像人物的一生。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秘密、阴影、酒和雨 1904—1920

第二章 圣地亚哥的波希米亚人 1921—1927

第三章 亚洲的孤寂 1927—1932

第四章 回家、新的战斗——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 1932—1934

第五章 西班牙的悲伤——转折点 1934—1937

第六章 救命的职责 1937—1940

第七章 墨西哥魔法、婚姻、一封悲剧性的电报、一只尖刻的獾 1940—1943

第八章 从马丘比丘最丰富的高度下降到地球上最干燥地区的贫瘠中 1943—1948

第九章 “盲鼠的一年”——潜藏中的聂鲁达 1948—1949

第十章 迪莉娅与玛蒂尔德——东欧的一场戏法 1949—1952

第十一章 英雄凯旋 1952—1959

第十二章 新的政体 1959—1966

第十三章 另一场古巴危机 1966—1968

第十四章 诺贝尔奖——以及最后一场激情的爱 1968—1972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以及一份死后的礼物 1972—1973

后记

注释

文献精选

版权致谢

索引

他们回到特木科的家，那所房子从未安宁过。首先，因为，就像当时其他诸多大型边区建筑中，各种家族分支扭结在一起。雷耶斯家族（何塞这边的）、坎迪亚家族（何塞妻子这边的）以及梅森家族（何塞妻子的亲戚）都共享着工具、雨伞、桌子和椅子。

值得回忆的时刻之一就是大家庭中的梅森家族部分所操办的宴席，有烤羊羔，芸豆沙拉，流淌的酒水和吉他音乐。羊羔在早晨被宰杀，但，令年幼的内夫塔利感到恐怖的是，他经常被要求喝接在一个盆子里的羔羊血。族长卡洛斯·梅森留着长长的白头发，相貌和诗人爱默生神似，他本人坐在长得望不到头的餐桌尽头，首席位置，旁边是他妻子卡米埃拉·坎迪亚。

造成房子里热火朝天氛围的第二个原因是何塞超常的社交性：即便他那些铁路上的酒鬼同事或其他朋友不来家里，他也会邀请大街上的人们来家里分享晚餐。这对不那么爱交际的特莉妮达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她丈夫面前，她安静、矜持、顺从但保持高度的尊严。

她需要一切她能收集的尊严：另一个秘密即将威胁她的婚姻。

何塞长期不在家，这期间，他经常去塔尔卡瓦诺港的包餐旅馆找奥蕾莉亚·塔尔拉。尽管早年奥蕾莉亚刚刚二十出头的时候，不过是他的一个密友，但此时她已经怒放成一个性感的年轻女人。四十岁年纪的何塞再次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带来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后果。奥蕾莉亚怀孕了，生下了劳拉。

聂鲁达最喜爱的妹妹劳拉（他走遍全世界都会频繁给她写信的那个“劳丽塔”，给她取昵称叫“康妮吉塔”——也就是“小兔子”的那个妹妹）实际上只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这事儿一直是对他保密的。“温柔沉静的特莉妮达并不知道，或者并不想知道这段绯闻。就像一个幽灵，她在房子里四处忙乎，在小内夫塔利和鲁道夫身上倾注爱心……”

最初，劳丽塔被安置在一个叫作圣罗森多的小镇上，谨慎地保持在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范围之外，在那里，她不停地问母亲奥蕾莉亚，她父亲在哪里。同时，奥蕾莉亚与何塞的关系似乎已经恶化，因为奥蕾莉亚日益决心要做点什么事业。她最终提议：特莉妮达也许可以把劳丽塔当作自己女儿在特木科抚养成人。

让何塞吃惊的是，当他回去找他妻子，并且坦白一切，她接受了现实，以及收养劳丽塔的提议，保持着全然的冷静。内夫塔利和劳丽塔很快变得亲密无问。每次他生病的时候，内夫塔利总是会请求她往窗外看，向他描述外面正在发生的每个小细节。但他意识到过劳丽塔的身世真相吗？他应该怀疑过。根据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乌鲁齐亚的转述，他曾试图跟她聊起这个话题，但劳丽塔突然中断了谈话，泪流满面地跑回了自己房间。聂鲁达再没有提过这个话题，为曾经伤害过他心爱的劳丽塔而戒惧。

冬天，这所房子冰冷冰冷。就像特木科其他的一样，这所木头房子是很仓促建起来的，雨水不停倾泻在铁皮屋顶上。不停地，内夫塔利醒过来，望出窗外，发现对面的房子被风掀走了屋顶。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常态。

六岁的时候，1910年，内夫塔利人了特木科的男孩学堂。他的同学范围展示了智利社会——哪怕在边远地区——的全球性特征，这要归功于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我的同窗伙伴的名字五花八门，比如施纳克，合勒，豪泽尔，史密斯，塔托，塞拉尼……还有色法尔迪，阿尔巴拉，弗朗索……我们在大屋顶仓库里用橡子打仗。你得挨一下橡子的击打才会明白它有多疼。”

吉尔贝托·康夏·里佛——后来的诗人胡文西奥·巴列——回忆内夫塔利说，他是一个心不在焉，白日做梦，安静，非常瘦小（他的绰号叫“骨架”）并且忧郁的人，可是很显然，他的继母已经教会他阅读，他甚至从那时起就是大自然的敏锐观察者。

P12－13

自成面包的面包师

拉丁美洲——这个词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移民、毒品、海盗、贫民窟、左轮手枪、逃亡者……鳄鱼、仙人掌、原始丛林……玛雅金字塔、印加传说、屠杀、复仇、纵欲、酗酒……还有海啸和火山。整个拉美的历史与地理，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神秘丛林，充满厮杀与争斗，却永远搏动着生机，从这里喷薄出诗歌的熔岩：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博尔赫斯、帕斯、巴列霍，当然，还有最为炽热的——聂鲁达。

聂鲁达首先并不是什么“诗人”。他是野蛮疯长的原始大地喷发的岩浆，所到之处，女人、男人、树木、草原，都禁不住燃烧起来。即便这岩浆冷却了，也保持着火焰的形状，而它所点燃的火种，蔓延到天涯海角。

“文学”这个词从来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落日、海浪、罂粟花、七星瓢虫、广阔星空……拥抱、分离、狂喜与阵痛。“诗”也从来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诗。农民会告诉我们：理解果子的味道需要理解土壤的成分，理解云彩的形状需要理解天气的变化。

于是我们需要传记。需要看到一首更为原本、广阔、朴素的诗，看到沙漠上带刺的石头状植物上开出的红花并不是什么“情调”“风雅”“艺术”，它就是沙漠本身的凝结，万千干枯中收集起来的一滴水。

聂鲁达远不止是什么“爱情诗人”，尽管几乎所有读者都熟悉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以及《一百首爱情十四行》（1959），尽管众所周知他拥有三任妻子和无数情人。任何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在聂鲁达的丰富与蓬勃面前都是徒劳的炫技。如果纵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阿姆斯特丹或者东莞应当是诗歌的盛产地；如果禁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军营、寺庙、修道院应该是诗人的故乡。

然而，诗人的旺盛创造力与性欲、爱情之间，又似乎有着正比关系。我们一定还记得约翰·邓恩如何赋予情欲以思想的深度，惠特曼如何歌颂带电的肉体，雨果如何把欢爱之时的女人称作上帝本身，劳伦斯如何让原始的性爱来拯救文明社会的虚伪与疲软……

是的，通过聂鲁达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不仅爱而且性的纯洁、坦荡与美好。但我们更看到了一种更高的能量，生命本身蓬勃的热度，来自太阳蓄积在地球内部的岩浆，一切生命赖以永恒轮回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河水奔腾、花朵盛放，推动男人走向女人，也正是这种力量，推动诗人唱出他的歌。

如果一个人只在二十多岁写情诗，他可能只是个发舂的动物；但如果他到六十多岁还写出遒劲的情诗，那么，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在人们心目中从来不曾呈现一个老年人的形象。直到六十九岁，他依然是一座活火山，同时撰写着八本著作。

这是一本良好的传记所应该告诉我们的：聂鲁达是谁？一个不倦追求女人者，情欲旺盛的雄性，沉醉于原始森林的甲壳虫热爱者，披着黑色斗篷浪迹于圣地亚哥的穷酸享乐主义青年，辗转于南亚热带潮湿国度的落魄外交官，钥匙与海螺收藏家，热爱美洲历史与地理的旅行家，共产党员，代表智利最贫瘠省份的参议员，工人运动的热烈支持者，被通缉的逃犯，穿越安第斯山的冒险家，无数正义人士的终生好友，终生敞开家门的聚会热爱者，几千难民的拯救者，日常平凡事物的爱好者……然后才是，用精巧贴切的文字之容器收集上述这一切生命经历的创作者，这些容器分别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大地上的居所》《我心中的西班牙》（（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伐木者醒来》《马丘比丘高地》，还有《元素颂》……

所以，聂鲁达说：我写诗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在写诗。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一个诗人的“底细”，远远不是好奇而已。我们有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期待：期待他的诗所带给我们的，也曾带给他本人。否则，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误会。虽然，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论调，宣称人品与诗品的分离，强调艺术独立于人格。是的，艺术可以独立于道德教条，但它不可能独立于它自己所歌唱的事物。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诗歌是生命的“成果”，而不只是“蓝图”。因此，一个叫拜伦的唐璜为解放希腊而拿起了枪，一朵叫做华兹华斯的水仙毅然返回山水之间的家乡，一艘叫兰波的醉舟随洋流漂泊到了原始部落……

因为我们不相信诗歌只是水晶花瓶、镶钻的戒指、裙子上的蕾丝花边……所以，聂鲁达不断地把诗歌比作面包。从生活的面粉中，我们烘焙出真正的粮食，可以减轻饥饿、忧虑与营养不良，让人恢复精力与信心。

固然，我们甚至更同情那些跟聂鲁达相龃龉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博尔赫斯、帕斯，当他们明确反对诗歌直接跟政治挂钩。我们也相信，诗歌的政治意义，并不需要像聂鲁达所认为的那样直接。诗歌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其独立性（独立于时政），而在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类政治进化史中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聂鲁达依然和他所不（被）理解的诗人同胞站在了一起，用自己的生命热忱去写诗。

我们发现，聂鲁达不仅歌颂女人的嘴唇、大腿、乳房、“腹部的阴影”……更多篇幅里，他胸怀中的爱人化作了蜜蜂、蝴蝶、浆果、落日、海浪、面包、风信子、紫罗兰、苹果、麦子、火山……毋宁说，他用全世界来爱他对面那个女人，他因为爱情而爱上了整个大地与天空。

很少看到谁有聂鲁达那么丰富的诗歌词汇。并不是说，他掌握或发明了比我们更多的词，而是说，他掘开了一扇扇敞亮的门窗，让万千世界都进入他写作的房间，聂鲁达很少说“我爱你”，在本该说“爱”的地方，聂鲁达说起了“采集”“挖掘”“耕种”“撒网”“航行”“盛放”……毋宁说，聂鲁达用他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还原了爱情的真相，那源自鸟兽草木天空河流的力量本身。

好的诗歌，是输油管道、太阳能集热板、时空之门、森林地质公园的步道，领我们抵达热力、能量、风景与神奇的日常。

……

聂鲁达的生命哲学在这首诗中展露无遗，聂鲁达置于爱情和政治两端之间复杂的诗歌光谱，在这里调制成最绚烂也最令人信服的渐饮渐醉的鸡尾酒。

谜底终于揭开，驱动这一切的、让看似无关的事物紧密嵌合的，无非是生命本身。聂鲁达继承了他的先驱诗人克维多对生命的痛感，但并未停留在悲伤与虚无中，他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是永恒轮回的信仰者；也因此，一个貌似与存在主义相仿佛的诗人，却与萨特格格不入，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意识到存在之虚无后，聂鲁达所感到的不但不是恶心，反而是酒神般的沉醉，“既然人生如梦，就让我梦下去吧”——弗里德里希－聂鲁达如是说。

于是，一条写诗的大河毫不犹豫地奔腾而下，他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有来生，我仍将这样度过。”

无疑，他是诚实的。他的来生，正是我们的此刻。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说：他的声音，此刻正在我们的脉搏里律动；他的丰沛，此刻正在我们血液里奔腾。毋庸置疑，这就是尽管命运阴晴不定，生活充满苦痛，我们依然需要诗歌的原因。它不是消遣，不是文艺，本就是我们血中的血，肉中的肉，必需中的必需。

这就是眼前这本亚当·费恩斯坦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所带给我的思绪。迄今为止，在中文世界，流传最广的当属聂鲁达的自传（另有一本所谓《聂鲁达传》其实完全改编自聂鲁达自传，加了一些小说性杜撰）。聂鲁达的自传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更像是一本精彩的散文，他并非注重事实的还原，而是各种感受的收集，其中描写自然、史实与他人的部分，往往超过对诗人本身的交代。因此，他的自传被人戏称为“未必可信”的传记。

而费恩斯坦的这本聂鲁达传记，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翔实的一本。他吸收了我们几乎能想到的全部聂鲁达著作、书信、文章、遗稿，其妻子及亲朋好友的回忆（录），采访了幸存于世的聂鲁达朋友亲人，咨询了众多聂鲁达研究专家（典型的如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普林－弥尔，军政府期间流亡莫斯科的最全面聂鲁达传记作者博洛迪亚。泰特博姆，另一个重要的聂鲁达传记作者玛加丽塔·阿吉雷，聂鲁达作品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者埃尔南·洛伊拉等等），他直接或间接从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相关的大学、档案馆、专家那里索取文献资料，也因此带来了此前任何一个传记作家所未能触及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聂鲁达前两任妻子离婚后的状况，最后一任妻子在聂鲁达死后的作为，很晚近才出版的个别遗作，聂鲁达死亡之谜的新近调查等等）。这是一种严谨的历史态度。一本好的传记，首先要提供给我们足够丰富且可信的历史资料、客观角度、事实基础。然后，读者才可以据此作出各自的判断与反思。

因其冷静、细心、翔实，我们得以进入诗歌背后，把握聂鲁达用六十九年时光写出的最为重要的一部鸿篇巨制。

这本传记的翻译以准确为最高标准，查对信息所花费的时间超过语言本身的转译，尽管如此，好几次校读，依然发现了错误和不一致之处，译者愿意为译文中任何纰漏承担责任，对批评建议充满期待。我也相信，作为一个忠诚的研究型译本，它带给其他读者的收获，一定不会比带给这篇序言作者的更少。

最后，感谢编辑赵波先生的信任与耐心。

杨震

2017年3月31日于昌平

在巴勃罗·聂鲁达去世四十年后，不断有人对他的死因表示怀疑。很少有人怀疑：聂鲁达因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政变而感到的痛苦加速了十二天后他的死亡，但还有更为凶险的观点。2011年5月，聂鲁达的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带来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很多年来讲述过很多次，但却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可是，这一次，他的证词被安排在一系列事件的链条之中，它们不断让人联想起聂鲁达曾经喜爱的犯罪小说。

正如马里奥·阿莫罗斯在（2012年）详细地对聂鲁达最后岁月的研究中指出的（这本书叫做（（黑岛阴影》）：玛蒂尔德一直认为，聂鲁达的前列腺癌得到了控制，治疗他的专家——罗贝托·巴尔哈斯·查拉查尔，当时智利最受人尊敬的泌尿科专家——向她保证聂鲁达至少能存活五年。

阿拉亚坚持认为聂鲁达被皮诺切特的特务部门注射了毒药，那是在该诗人在圣地亚哥圣玛丽亚医院躺在406房间’病床上的时候。阿拉亚的看法如下：1973年9月22日，星期六，聂鲁达在医院病床上跟他的秘书奥梅罗·阿尔塞一起工作。第二天，阿拉亚和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在黑岛的房子里，突然他们接到来自聂鲁达的一个痛苦的电话，时间是下午四点，说他受到了一个神秘的“腹部”注射。阿拉亚和玛蒂尔德返回了圣玛利亚医院，在那里，一个医生要阿拉亚去给聂鲁达买些药。就在他去药店的路上，阿拉亚被皮诺切特的警察扣留了。

有一些点是无可置疑的。1973年9月20日，墨西哥驻智利大使冈萨罗·马丁内斯·科尔巴拉在医院看望过聂鲁达，给他一封来自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的邀请函，让他和玛蒂尔德飞出智利，到墨西哥去。聂鲁达马上拒绝了这个请求。可是，马丁内斯·科尔巴拉说服他的政府派一架飞机到圣地亚哥，特别部署来满足诗人的治疗需要。在9月22日星期六早上，该大使回到了医院，目的是想要带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直接去圣地亚哥机场。可是，诗人要求推迟去墨西哥的日期到星期一，也就是9月24日。聂鲁达死在星期天（9月23日）。阿拉亚认为：诗人是应皮诺切特的命令被谋杀了，以阻止他逃亡到墨西哥去，在那里他显然会代表一种反对军人政府的强有力的声音。

马丁内斯·科尔巴拉——在一份发过誓的声明中，该声明是由智利共产党的律师爱德华多·康特雷拉斯在2011年11月交给马里奥·卡洛扎（他是法官，负责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案子）的——聂鲁达根本不至于死：“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会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已经起草了他在墨西哥新生活的活动计划。”

智利保守派的日报《信使报》指出：1973年9月24日关于聂鲁达之死的报告中，提到一次注射造成了休克。这个看法完全从官方诊断报告中消失了。官方报告只是写了根源于前列腺癌的营养不良和身体衰弱。可是，官方的医院医疗记录，关于聂鲁达死亡的医疗记录也消失了，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

玛蒂尔德本人唯有一次表达过她本人对聂鲁达死因的怀疑：那是在1975年的夏天，怀疑对象是护士罗萨·努内斯——她是在聂鲁达生命最后几个月内照顾过他的人。在努内斯2005年给智利日报《国家》的讲述中，她提到了一次致命的注射。

应马里奥·卡洛扎的命令，聂鲁达的遗骸在2013年4月8日从黑岛的坟墓中被挖出来，被智利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的法医专家进行鉴定。有一些遗骸在7月份转运到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大学做进一步的检测。最初的鉴定结果在5月初公布，确认了诗人的确罹患过前列腺癌，但研究者继续寻找毒药的痕迹。参与法医鉴定合作的人，帕特里奇奥．布斯托斯．斯特里特——智利法医中心的主任——告诉《自然》周刊：主要问题是缺乏医疗记录，“它会提供关于聂鲁达服用过的药物的细节，以便把它们从有可能的毒药中区分开来。”

5月31日，马里奥·卡洛扎签署了一个命令，要警察来调查公诉人认为有可能毒死了聂鲁达的那个人。爱德华多·康特雷拉斯提出抗议，说塞尔吉奥．德拉佩博士——一开始发表证词说他在聂鲁达死的时候与聂鲁达在一起——改变了他的故事。德拉佩现在宣称一个叫作普莱斯的医生是陪聂鲁达直到最后一刻的人。可是，并没有任何医院记录表明有过一个叫作普莱斯的医生，在任何医院记录中也没有普莱斯医生的记录。德拉佩对普莱斯的描述是一个高个子金发碧眼的人。据说这符合米歇尔．唐雷的特征，他是中情局的双料间谍，他曾经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秘密警察一起共事。唐雷在承认他杀死了华盛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诺切特批评者之后，被置于证人保护计划之中。在6月初，美国的资料认为：唐雷在聂鲁达死那天并没有在智利。

聂鲁达的家庭也存在分歧。他的一个侄子鲁道夫·雷耶斯尤其渴望法医鉴定诗人的遗骸。在与墨西哥杂志《演变》的一个访谈中，雷耶斯宣称：巴西一个摄影记者埃万德罗·德克谢拉在聂鲁达死后几小时所拍的照片并没有显示他的身体消瘦。另一个被人提出来支持诗人被谋杀声明的证据是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死在圣地亚哥同一个医院，在1982年，表达了他对军事独裁的反对之后。弗雷的死最初被归因于一次例行手术中的可疑的休克，但是，2006年的一次调查证明：他是被芥子毒气和铊谋杀的。

可是，聂鲁达另一个侄子贝尔纳多·雷耶斯完全相信聂鲁达死于自然原因。雷耶斯告诉我：“我完全相信那些受指控的人们，相信法官，相信法医鉴定中心。这个猜测出自那个有千万种自相矛盾之处的人的头脑中，他受到那些急于制造轰动效应的记者的支持和蛊惑，而不是任何客观性要求。”

在聂鲁达生命的最后岁月到医院看望过他的人们给出了一些相当不同的证词。有些人坚持认为他的状况没有显得太严重，可是，当时的法国驻智利大使皮埃尔·德门松，在聂鲁达死那天，9月23日，看望了诗人，作为一个官员向他递交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说他来得太晚了：“我可以听到一个人在他死亡的剧痛中叹息。玛蒂尔德在屋子里陪着，在哭泣。通过她的眼泪，她让我明白：没有希望了。”

这些传闻在2013年7月底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新闻争执，当时爱德华多·康特雷拉斯要求进一步鉴定来确认遗骸是否的确是巴勃罗·聂鲁达的。他指出：这是第三次聂鲁达的遗体被挖掘出来：他1974年被移到圣地亚哥的大众公墓，然后又在1992年被埋在黑岛。康特雷拉斯补充说：“这个事实不应该被忽视：独裁者为了避免成千上万的罪证被发现，隐藏了遗体，改变了遗骸的安葬地，把其他人的遗体埋葬在他们坟墓里，把遗体扔进大海，埋别人的遗体。”马里奥·卡洛扎同意做这些检测，补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与他父母的DNA作比对——他们被埋在智利南部。

如果如他的医生所言的仍可以活很久的话，聂鲁达至少能见证他为1974年七十岁生日纪念所写的八本书的出版。这些书都是在死后出版的。

当问到为什么精确查明聂鲁达的死因如此重要，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塔——他的书《热情的毅力》被迈克尔·莱福德改编成著名电影《邮差》——他说他仍然相信聂鲁达死于癌症。“可是有一些合理的怀疑……整个事件是极端令人伤感的，尤其是聂鲁达的遗骸从他心爱的黑岛被挖出来。但智利需要确切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他被谋杀的话），凶手必须被追究。”

亚当·费恩斯坦

2013年8月

一本出色的传记。

——哈罗德·品特（英国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本书充满冒险故事、惊心动魄的困境和令人激动的邂逅。……费恩斯坦这本传记的特出之处是他对聂鲁达诗歌充满感染力的热情：本书的能量所在。

——《卫报》，安德鲁·莫申（英国第十九任桂冠诗人）

一部搜求广博的传记……读之不忍释手……费恩斯坦完满地阐明了聂鲁达生活和作品背后的驱动力量。

——英国《独立报》

费恩斯坦写出了一本关于聂鲁达的生平、个性、诗歌和政治的杰作。

——《爱尔兰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