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而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这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而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

加缪著的《局外人》是作者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堪称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局外人”也由此成为整个西方文学-哲学中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他在小说中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指出在绝望中要坚持真理和正义。

正文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很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归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P3-5

在加缪的全部文学创作中，《局外人》从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上来说，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不久之后即开始动笔，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年5月。这时的加缪刚过二十六岁的生日不久，还不到二十七岁。小说于1942年出版，大获成功。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创作与功业的黎明。事实上，《局外人》正是加缪文学黎明的第一道灿烂的光辉，在完成它之后，加缪才于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了他隽永的哲理之作西西弗斯神话》，他另一部代表作鼠疫》的完成与发表则是后来1946年、1947年的事了。因此，从加缪的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局外人》是他一系列传世之作中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当然，应该注意到加缪很早就开始写作，并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正面与反面》，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可鄙的年代》、《阿斯杜里的暴动》、散文集《婚礼》，以及一些零散的评论、诗歌、散文如《论音乐》、《直觉》、《地中海》等等，为数颇不少，其中有若干也被收入了伽利玛经典版的《加缪全集》。虽然文学史上以其早期的作品就达到创作高峰的作家不乏其人，而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中，《局外人》之前已有不少作品历历可数，但无可置疑地居于优先地位的作品，仍然要算《局外人》，毕竟时序的优势并不保证地位的优势，加缪本人就曾一直把他早期即使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列为他的史前时期。世界性的经典作家加缪是从《局外人》开始的。

对于一部作品在作家整个创作中价值的突现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品所获得的文学声誉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作品符合实际、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在这些方面，《局外人》较加缪的其他文学创作包括他日后的名著与杰作）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局外人》于1942年6月15日出版，第一版四千四百册，为数不少，出版后即在巴黎大获成功，引起了读书界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是加缪的作品过去从未有过的，作者由此声名远扬，从一开始到几年之内，报界、评论界对它的佳评美赞一直“络绎不绝”。日后将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马塞尔·阿尔朗把它视为“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批评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存在”文学权威萨特的文章指出，“《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反复说，这是几年来最出色的一本书”，并赞扬它“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现代主义大家娜塔丽·萨洛特在她的现代主义理论名著中认为《局外人》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货真价实的作品一样，它出现得很及时，正符合了我们当时的期望”；一代理论宗师罗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

“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用他的话来说，他很想从监狱的墙壁上看见上帝的面容浮现，但他“没有看见浮现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把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神父一切的说教当作维护真理之举。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这句话几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关于人的生存荒诞性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不可否认，默尔索整个的存在状况与全部的意义仅限于感受、认知与彻悟，他毕竟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形象。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属于《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神话》的性质也仅限于宣示一种彻悟哲理。思想的发展使加缪在五年后（1946年）的长篇小说《鼠疫》里，让一群积极的、行动的、有为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出他们对命运、对荒诞、对恶的抗争，而且加缪又紧接着于1950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个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为法国二十世纪精神领域里与萨特的“存在——自我选择”哲理、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超越”哲理交相辉映的三大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