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杀头的阿Q又从头再来
1975年9月18日，我出来了。我是说，历时四年两个月零九天的“里面的故事”在那一天正式结束，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自己觉得有几分像流产版的阿Q，真人秀一般（被）历经了“（反）革命”“不准（反）革命”的风云变幻之后，到了“大团圆”一章却没有被杀头，变成了小团圆。于是，也没能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也没能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便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一个没被杀头的阿Q，虽不敢唱“人生豪迈”,却也只能“从头再来”：“优胜纪略”且从略，因为已没什么机会与人争，“优胜”自然无从谈起，“恋爱的悲剧”也可从略，因为我出狱后很快就与隔墙守候数年的恋人结了婚，悲剧没有诞生；我真正须面对的，乃是“生计问题”。
那年头，找到一个“正式工作”就等于找到一个“铁饭碗”，一辈子的“生计问题”也就基本有了保障，有“组织上”管了。但是，且不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是经济景气，也还有一道叫做“政审”的门槛要把一些人挡在门外。也就是说，“组织上”有意识地不让一些人有“正式工作”。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任何一个行业都成了“战线”，任何一个可供就业谋生的地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都成了（战斗）“单位”，任何一个职位也都成了（战斗）“岗位”。因此，政审是必不可少的，战斗要求队伍的纯洁度。当然，“战线”、“单位”和“岗位”依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有等级之分，政审的门槛因而也有高低之分。但那道最低的门槛却也是世上最高的门槛，因为就是它从根本上把你排除在那个等级系列之外。，所以也就省去了“优胜纪略”。你不在任何一个“单位”，你就在“社会上”。“社会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那个去处总是会“滋生”（当年常用语）一些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按当时的看法，几乎所有非组织的活动都迹近犯罪。做小生意叫“投机倒把”，包工队接活干叫“飞机工”……可是，被组织排斥在外的人（没有“单位”的人）总得解决“生计问题”，所以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就总是屡禁不止，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尤其活跃。
“社会上”乃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若干从劳改营刑满出来的“劳改释放犯”和（如我一般）从看守所获释的“关押释放犯”就在那里找口饭吃。释放了还是一个“犯”，那是当年的通行用语，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思维定式。那一个“犯”字跟定了你，成为一种终生待遇，别人想不歧视你都难。更何况跟定你的还有你的档案，那比古代罪犯（想想林冲！）脸上刺的金印还要厉害，因为你自己永远看不到那档案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我获释那年已有28岁，不想自讨没趣，出狱后就没有存“找个正式工作”之想，因此也就没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申请“组织上”给“分配工作”。顺便一说，当年的“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可找者，按正常程序就只能等待“分配”。这是组织原则。
我知道自己靠不着“组织上”，只能自谋生路。“社会上”的门道说来也不少，但干力气活的临时工总是“食物链”的底端，比较容易谋得。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在那个年代，建筑工地向来是吸纳被排斥在“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的最大场所。主要还不是建房，那年头建房的事很少，而是修路或建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机场。早在1964-1965年，贵阳磊庄机场扩建，吸纳的民工就恐怕上万。我有一些因家庭成分问题失学待业的朋友就在那个工地干过。有一晚我乘兴骑自行车去看望他们，只见几十顶大工棚像兵营一样排开，每顶工棚中两排大通铺至少可睡好几百人，也称得上蔚为壮观。第二天早上跟着朋友到工地观光，那种“蚂蚁搬泰山”（当时常用语）的景象也让我终生难忘。那时候的建筑机械还很少，全靠人用铁鎬挖、用箩筐抬，所以我们这里的民间习惯称这种工地上的活儿叫“挖土方”或“抬土方”。我在入狱前也曾在此类工地打过零工，但规模通常要小得太多。(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