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著的《包法利夫人》全新升级典藏版！浪漫主义的终结，西方现代小说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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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终结，现实主义的开端，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受过教育的农家女孩爱玛嫁给乡医包法利，却向往更奢华浪漫的生活，在历经两次出轨，面对累累负债后不得善终。当婚姻并不能满足对爱情的期待，当新奇的魅力褪去，情爱裸露出永恒的单调。福楼拜就此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腐朽堕落的社会生活和小市民的鄙俗与猥琐。

正文

第一章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他肩膀不算宽，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抬肩似乎太紧，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非常结实，但擦得不亮。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腿也不敢跷起，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2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做法是一到门口，就把帽子扔出去，穿过凳子底下，一直飞到墙根，扬起一片灰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项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鱼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绲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项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风趣的老师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吼，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重复：“夏包法里！夏包法里！”）。吵嚷好一阵子，才变成零星的嘘叫，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忽然，一排学生之中，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

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老师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怒吼，就像涅普君的咒语一样，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不许吵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训斥，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 sum’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

然后，他把语气放缓和些：

“哎！你的帽子吗，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P3-5）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鲁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巴黎杂志》他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10月10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鲁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做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巴黎杂志》在发表这部轰动性小说时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

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自。不仅爱玛和夏尔，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甚至鲁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虽然从整体上讲，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包法利特色”。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的领域、那个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

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做的尝试，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使得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会合处”。而60年代“新小说”的主要作家罗伯一格里耶和娜塔丽·萨洛特，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艺术特色，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评价和借鉴，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经典。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法国当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都从他（福楼拜）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包法利夫人的典型。”

罗国林

完美无缺的《包法利夫人》问世后，在文坛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

——爱琳娜·马克思

“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

——左拉

在许多地方，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

——圣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