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徐义生回忆录)(精)》作者徐义生在简要叙述其童年经历之后，从在周公庙中学求学、初次接触书画艺术写起，用详尽的笔墨，生动再现了自己在书画艺术上的探索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石鲁、李可染等艺术大师的风采。在记述的同时，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者对书画艺术的理论探索和思考，作者以画家之眼光，谈丹青之圭臬，论艺术之真谛，有直觉感悟，有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启迪后学。

徐义生是当代著名画家，他先后师从石鲁、何海霞、李可染三位书画大师，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生动记述了他的艺术经历。《四十年(徐义生回忆录)(精)》包括童年剪影、初识石鲁、无奈其间、峰回路转、中央美院研修、教师生涯六章。

第一辑 童年剪影

 逃走

 猴灯

 验尸

 逼丁

 厅堂

 战争

 妖狼

 抄家

第二辑 初识石鲁

 在周公庙中学求学

 初识石鲁

 西安学画

 岐山采风

第三辑 无奈其间

 到美协学画

 去常宁宫听课

 集训会

 十八岭

 殷殷鸣雷在深渊——记石鲁先生

第四辑 峰回路转

 蔡家坡纸厂工作

 高考前后

 初见李可染

 在省医院侍候石鲁

 北京来人了

 范进式的辛酸

第五辑 中央美院研修

 大梦成真

 香山秋色浓于染

 清苦岁月见高谊

 世间不乏陈世美

 在北新桥华侨宾馆作画

 回老家过年

 老朋友

 桂林写生

 不一般的朋友

 星星画展

第六辑 教师生涯

 到西安美院任教

 张家界一大凉山写生

 与恩师永别

 “八五思潮”的影响

 恩师李先生辞世

 伦敦画展

 焦头烂额办护照

 紧张的通关

 旅途

 异域风情

 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

 参观康斯太勃尔一生回顾展

 画展盛况

 伦敦讲学

后记

厅堂

童年的第五个记忆，是唯一影响我一辈子的记忆。

那座高约十米的大厅堂里有三个暖阁，暖阁的门额是垂花雕檐，雕檐上端附悬着三块硕大的牌匾。正中那块黑漆金字，只有简洁的贴金纹饰裹着四角；靠北是一块大红匾，宽厚的包边上镂刻的浮雕缠枝牡丹全用一色赤金包裹；南边那个匾也是黑色填心，只是边框上包金的高浮雕之下，铺垫着翠嫩的石绿色。给这些工艺做陪衬的是支撑暖阁的一排明柱上挂着的板对，板约丈二高，髹漆错金的花边映衬着，黑底金字，清穆而富贵。前檐一排雕花隔扇或开或掩，檐口滴水之下，是一溜飞檐，这就使廊下宽大敞亮，厅堂里的花草纹样、戏剧人物便沐浴在充足的光线之中。我一眼看出去，总能尽情地观赏。

院落的大门很宽，妇女们在二门外的前院骑上骡马或是坐上车出进大门通行无阻。大门前有个竖挂的斗匾，红底金字，周边拱起的云牙上有彩绘浮雕，全都剥落得模糊不清。它很古老，听说跟屋脊上的张口兽相配。民国时期，人们已经不理论这些等级徽号了，但是这个剥落后的石绿猩红在我心头留下了永远揣摩不透的神秘感。

以上所记叙的事物，其工艺的精磨细镂，其用材的贞一不二，给我的童心灌注了难以估量的美感。还有妇女们的衣裙首饰也是丝上镂金、银上镶玉，华美而神秘。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积年累月，百思不解，遐想和好奇与日俱增，还有这种考究的生活方式及其日用器物所衬托出来的派头，也给我以异样的刺激感。更有意思的是，她们当中竟有几位善画，这种事体我能直接仿效。至于五彩缤纷的刺绣，则是她们共有的长项，剪纸那就只能用争奇斗胜来形容了。所有这些东西充斥在日常生活中，使我既觉司空见惯又不胜陶醉。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童年的这一组镜头所富含的特殊意义，我一辈子都在怀念它、复制它，而且不厌其烦，永无休止。因为它里面没有是非，只有美。

农业文明在中国传承了三千余年，其间的经典和杰作浩如烟海，无论是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学，还是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都是本着宇宙原始、天人合一的大框架循序渐进、装点人生、导推理性的。在这种文化大框架的制约和导引下，中国的美学也始终贯穿着古老而朴素的哲理，以至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样的美学思想导引下的各种工艺，也就，必然折射着尊重自然、崇尚大道、歌颂安宁康乐的健康向上的精神，并提出测幽微、助人伦的积极进取和严肃负责的建设性口号。人类发展到今天，曾千方百计地扫荡它，最后终于发现这种扫荡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伤及自身，所以又回来翻腾它。对此，它都对以沉默。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往往被野蛮摧毁，到一定的时候，文明反过来又去同化野蛮。如此往复，文明已经面目全非，要高于原来的水平，人类又得付出若干代的努力，所以文明老是处在初期阶段而艰于向前发展。这种可悲的轮回不知道还要演绎多少遍。我怀念童年的那枚光斑，那一枚金子般纯净而璀璨的光斑。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碰到过那种单纯而精彩的诉说着美的光斑了。P11-14

怎一个“真”字了得——《四十年·徐义生回忆录》序

侯 军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大书，只不过书的情节不同、情调各异、写法和结局也迥然有别。而回忆录则是这本大书的浓缩版。因此，写回忆录就如同从记忆的库房里翻检出最要紧的零件，由本人来拼装成册；读回忆录则好似面对面倾听主人公的自说自话，或侃侃而谈或窃窃私语或娓娓道来或欲言又止……

人生有故事的人大多不愿写回忆录，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见识过波峰也跌入过谷底，品尝过大喜过望的甜蜜也吞咽过生无可恋的苦果的人们，往往不会轻易把那些早已深埋心底的往事重新倒腾出来，把酸甜苦辣百味人生再从头细品一遍。这对过来人而言，与其说是充满人生满足感的回味，毋宁说是一种撕裂旧伤的痛苦，恰如曹孟德所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既然如此，那又何苦呢？

徐义生绝对属于人生有故事的那类人，他对写回忆录也一度十分抗拒。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他曾有一次难忘的英伦之旅。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横跨东西，朝夕相处，同声同气，无话不谈。那是我第一次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知晓他的复杂身世、坎坷经历和曲折的求学奋斗历程。我为之惊异为之震撼为之感动为之叹息——他以乡村少年的天分，赢得石鲁的青睐，随后又相继成为石鲁、何海霞和李可染三位画坛巨擘的人室弟子，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一次次从困顿中奋起，最终成为著名高等学府艺术学院的创院院长，并被誉为“长安画派”继往开来的传承者和开拓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艺史传奇。我当时曾力劝他把这些经历写出来，让所有怀揣艺术之梦的青年人都来读读这些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但徐老师却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

不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十多年间，我每次见到徐老师，几乎都会重提撰写回忆录的话题，也算是锲而不舍不厌其烦了。慢慢地，我发现徐老师开始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撰写一些童年趣事；又从追忆恩师的角度，逐渐撩开了尘封多年的珍贵记忆；还以艺术见证者的身份，不时回望昔日画坛的风霜雪雨……直到年近七旬之际，也就是到了孔夫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才开始将以往所记的片纸零篇串联成章。那是在2012年吧，他终于把一沓文稿交到我的手上，说你不是总劝我写写回忆录吗，我开了一个头，你看看怎么样。我当时真是惊喜异常。毕竟，此时距我们的英伦之行，已经过去近十五个年头了。

那是这本回忆录最初的篇章，也就是本书第一辑的部分文稿。此后，徐老师每写出一批文稿，就以电子邮件发送给我。就这样，我陆陆续续读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

……  不久，有一个高级记者找上门来动员我，对我的人品画品赞誉有加。我问他誉辞何来，他说是外面风传已广，声言若能做乘龙之婿，以后前途必然远大。又说我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而偕一农妇为妻，若不另择高门而就，将来便无背景，无有 背景，以后在北京如何发展？似我难得之才，对社会、对个人岂不因小失大？

如此振振有词，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反传统婚姻的喧嚣，似乎我不离婚便是有负众望，有违进步潮流而自甘下贱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教室的清灯之下拿出妻子的照片，这时候，她的形象已成了某种社会牺牲品的符号……

我用墨笔在照片的背面写下这样几行字：

糟糠之侣，濡沫之情。

高天厚土，永鉴此心。

徐老师的妻子我见过多次，还吃过她做的素臊子面。读到此处，我真心为她感到高兴，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待她如此真诚的丈夫！

艺术家本以追求真善美为夭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搞艺术不就是满世界追寻美，以毕生心血和才智创造美么？而求善之心发乎天性，人之初，性本善，一个被恶念浸染的生命，又焉能具备美的慧根？唯有真，才是统摄善与美的机枢和灵魂。世间可以有美而不善者，如艳丽的罂粟和斑斓的毒蛇；也可以有善而不美者，如《水浒》中的武大和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然而，有谁见过不真而善而美者？决然无有也！这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一旦失真，则全盘皆毁。无论是至高的真理至纯的真情，还是睿智的真知无价的真诚，皆以真为终极之归依。在此，我不禁要套用一句易安女史的名句：怎一个“真”字了得！

《四十年·徐义生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说真话写真人动真情见真心的书，能为这样一部真实不虚的好书作序，是我的荣幸。

2017年3月18日-19日，于深圳

(侯军，文艺评论家，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深圳新闻学会副会长)

为了减少前进中的失误，为了更进一步地净化和提升，为了抚平无法弥补的遗恨，我们必须去礼赞那些虽已远去但灵迹尚在的真善美。

当我们离开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能平静而客观地回首往事吗？我们可能免不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但是，我们不妨坦荡地唱上几句散板，让达观伴随着生命的轨迹去迎接跑道的终点。这难道不是更加富于理性吗？

这本书前后拖了近十年，自觉都是一些生活中的零碎，即使回忆了几位老师，所提供的有限的材料和粗陋的记叙笔法，也很难使人满意。因此曾数次动念，数次放弃。无奈社会上曾有一些无聊的传闻，逼着我不得不把这本书整理付梓。当然，回看一下生存的艰辛和诸多遗憾与无奈，也可能会给画界的后学者带来某些启示和借鉴。我生于1943年，到1950年也就七岁。这个回忆录从七八岁记事时写起，写到1991年我离开西安美术学院为止，也就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以《四十年》作为书名，既是习惯口语，也图个简明直观。

这些材料的整理、保存，侯军先生曾下过大力气。杨文忠同志在搜罗遗件、组合章节、完善电子版文稿的工作中，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关爱和支持。编辑胡选宏老师严谨负责的精神，也让我感铭至深，这里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徐义生

丁酉仲春于长安南隅黄英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