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奥威尔著唐建清译的《一九八四/企鹅经典》这部作品中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独裁者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

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窜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朱丽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最终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成为“思想纯洁者”。

乔治·奥威尔著唐建清译的《一九八四/企鹅经典》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有若一个永不褪色的警示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乔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新语的原则

不能背叛的信念

友爱部真是一个可怕的部门。部里没有一扇窗户。温斯顿从没去过友爱部，也没有走近离它半公里的距离之内。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进去，除非有什么公干，而且还得通过迷宫般的带刺铁丝网、多道铁门和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它的外部屏障的街上，也有身穿黑色制服、手持多节警棍、面貌狰狞的警卫在巡查。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他表现出一种相当乐观的表情，这是面对电幕时的一种明智的做法。他穿过房间走进狭小的厨房。在白天的这个时候离开部里，他得牺牲在食堂的午餐，他意识到厨房里没有什么食物，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这是省下来作明天的早餐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瓶上纯白色标签写着：胜利杜松子酒。这酒发出一股让人恶心的油味儿，像是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出差不多一茶杯来，硬着头皮，像喝药似的灌下口去。

他的脸立时变得通红，泪水流出眼眶。这玩艺儿像是硝酸，或者更厉害，咽下去之后，感觉像是被人用橡皮棍击中后脑勺。然而，接下来，他肚子里火一样的感觉慢慢减弱，而这个世界开始看起来欢快多了。他从皱巴巴的名为胜利牌香烟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拿着，烟丝掉在了地板上。第二次他做得更稳一些。他回到客厅，在电幕左侧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大小的空白本子。本子有着红色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出于某个原因，客厅里的电幕放在一个很不寻常的位置上。通常，电幕被装在端墙上，以便掌控整个房间，而它不是。它装在那面长一些的墙上，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侧，有一个不深的凹室，温斯顿此时正坐在这儿。在建单元房的时候，这凹室也许是打算放书架的。坐在这凹室里，小心翼翼，温斯顿就能始终避开电幕的视线，不被看到。他当然能被听到，但只要他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被看到。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房间与众不同的格局启发了他眼下准备做的事情。

而他刚从抽屉里拿出的这个本子也提醒他做这件事情。本子很漂亮。它的光滑的奶白色纸张，因时间长了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有四十年没有生产了。然而，他猜想这本子经历了更长的岁月。他在一家脏兮兮的小旧货店的橱窗里看到了这个本子，这店铺在城里的一个贫民区，到底是哪个街区他现在记不起来了。他一看到这个本子马上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想拥为己有。党员不应该去普通商店（这被认为是“在自由市场交易”），但这条规定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物品，如鞋带、刀片，在其他地方买不到。他很快朝街上扫了一眼，随后溜进店铺，花两块五毛钱买了这本子。那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他做贼心虚地把本子放在公文包里带回了家。

即使本子上什么也没写，有本子这件事也不便让人知道。

他想做的事情是要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非不合法（没有什么不合法，既然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日记一旦被发现，就完全可以肯定：他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或至少在劳改营里待上二十五年。温斯顿将笔尖安在笔杆上，用嘴舔一下去掉笔尖上的油脂。这种笔是老古董，现在很少用了，即使在需要签字的场合。他悄悄地、颇费周折地搞到了一支这样的笔，只是因为他觉得，那么漂亮的奶白色纸张值得用一支真正的蘸水笔来写，而不是用钢笔来划破纸面。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写字。除非是简短的便条，通常什么都是对着述写器口述，而眼下显然是不可能用这种述写器的。他将笔蘸在墨水中，犹豫了片刻。体内一阵震颤。在纸上留下记号是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笨拙的小字写下：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人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一九八〇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