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然而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只有解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创新与产业升级(精)》作者陈清泰同志既曾长期担任企业主管，又有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经验，还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素养，所以他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分析总能贴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引起多方有识之士的共鸣，让企业家、创新者受到鼓舞，使决策者认识到责任。他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并不“中听”，但切中时弊，发人思考。读者还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呼吁构建一个激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的急迫之情。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即将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直接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竞争地位。

《创新与产业升级(精)》作者陈清泰经过多年的跟踪调查与研究，得出基本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后发跟踪优势逐渐消失。中国要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要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同时，我们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理清思路、改革不适应的体制、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如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才有可能把蕴含的创新能量充分释放。最终，通过创新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序言

导言

第一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第二章 转变增长方式，改变发展环境

 第三章 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篇 技术创新的思路和政策

 第四章 技术追赶的挑战

 第五章 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

 第六章 几点政策思考

 第七章 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

第三篇 产业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

 第八章 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

 第九章 培育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

 第十章 产业升级中的政府作用

第四篇 深化国有经济的调整与改革，推动自主创新和

 产业升级

 第十一章 国有经济的定位和战略性调整

 第十二章 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十三章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与整体改制

 第十四章 有关国有经济若干问题的讨论

第五篇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十五章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经济

 第十六章 中国制造业要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班车

 第十七章 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第十八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十九章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六篇 供给侧结构改革

 第二十章 特斯拉汽车公司创新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十一章 对长春光机所体制机制创新的讨论

 第二十二章 对长春光机所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

 第二十三章 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模式

 第二十四章 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反思与改革

 第二十五章 实现公平竞争需要制度保障

 第二十六章 关注制造业新型生产模式的兴起

附录

 电动汽车的发展形势与展望

 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几个政策问题

 新能源汽车：争夺未来的竞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在哪？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柱

 大力培育新能源产业

 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参考文献

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许多产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结果，或陷人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虚拟经济。

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两者截然不同，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求发展环境必须改变。为此，需要深刻地理解创新增长的特点。

第一，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审批干预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华为、阿里，但更多的创新却以失败告终。可是市场的强激励却会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倾心于创新。

第三，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只能在大量进人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因此应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

第四，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破坏”。革命性的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会引发新旧替代。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及时以新的标准替代旧的标准，及时更新规制和游戏规则。

第五，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承担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者的角色，并为大公司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要素。

第六，创新的风险性，使其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发展环境要从适合投资驱动向更加适应创新驱动的转型。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追赶阶段的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总和的话，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它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并加快淘汰落后的企业。正是创新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替代旧的创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例如，苹果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型公司从皇冠上坠落，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移动互联信息革命。因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及扩张，同时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其目的是使失去竞争力企业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高效生产力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此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只有建立“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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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快进入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主要任务就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的过程，奠定工业化基础。实际上我国是三条主线交叉并行地展开的。一是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企业改革，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活力；二是以大规模资源投入，借助引进的技术，建设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加工业的生产能力，积累工业化铺底经济存量；三是以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较大程度上融入国际产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在这期间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这就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发挥到极致，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已工业化国家近百年经历的过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这种“压缩式”增长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粗放式增长。在技术空心化的条件下，速度优先，过度地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付出较大的增长成本。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在产业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一些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却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他们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与此同时，以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行政审批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体制惯性。强政府、弱市场体制的持续运作、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所有制歧视逐渐固化、市场分割若隐若现、行政性垄断打而不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最终导致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速度，效益不高。这些都成了经济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一时间国内外对中国能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这期间我国经济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2011—2012年我国越过年度投资的峰值期；从2012年起我国进入劳动人口绝对数递减阶段；2012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一半，相应地，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

经济上这些重大趋势性变化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转型已刻不容缓。多年来我们利用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已经做到了极致，潜力逐渐消失。这时，无论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支持投资扩张的那些产业的投资空间都在迅速缩小或逐渐消失，在诸多领域进入了投资回报递减的阶段；劳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增加劳动投入已经没有来源，加之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种种迹象表明，规模扩张驱动型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多样化的变化；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发挥作用的有效期逐渐过去，靠投资拉动，我国很难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以持续的效率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源泉；一个是资本投入，一个是劳动力投入，第三个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就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生产的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包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效应、甚至负效应。如目前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就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没有天花板，人的知识积累越丰富、技能水平越高，产出的效率越高。这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但是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一个门槛较高的发展过程，顺利跨过这个门槛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种内生性的经济活动，需要的是各个市场主体的内在动力。因此，经济的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有专家测算了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越接近市场，行政干预越少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效益表现越好。比如民营经济和互联网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它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决定价格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而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价格体系、政府的管制、行业垄断、市场分割、所有制歧视，以及产权保护不严格、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法制不健全等。从这个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思路是顺理成章的。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很快确认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由重速度转向重效益，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把创新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冒险决策的市场行为。因此创新需要的环境条件比一般投资更加苛刻。企业改变不了外部环境，但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大多数市场主体就会有怎样的市场行为。如果少数企业不创新是其自身的决策，如果多数企业不创新那就是发展环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的问题就是发展环境转型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府对投资的干预、项目审批、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资金融通等总体上都是为不断扩大投资和出口而设计的，并不适合创新驱动的发展。

构建适宜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实施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积极性的政策，严格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适合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创新服务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针对这些问题有了一系列的政策突破，为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习近平主席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说：“营造让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土壤”，“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这些话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国家支持创新的温度。

种种情况表明，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渐衰退同时，我们已经站到一个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产要素结构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创业已成气候，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二是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三是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提高，多样化市场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促进创新发展相关政策落实的步伐加快，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智力型人力资源结合，使我国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较快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提高到56.2%，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部分技术和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16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超过77.5%，涌现出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美国创投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名单，截至2018年2月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共有230家企业，其中113家位于美国，中国以62家紧跟其后。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交融，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群体性突破。其中信息已经成为基本生产要素，“信息生产率”成为各个部门生产率的“乘数型”生产力。它将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将改变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与此同时，资源成本优势的重要性减弱，产业的规模优势将被弱化，各个国家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将此消彼长，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重新洗牌。

一些先进国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引起了高度关注，纷纷制定“工业互联网”“再工业化”“工业4.0”等应对战略。一些未来学家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未来学大师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历史上的经济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新的通信技术、新的能源技术和新的交通技术三者融合的结果。它们的融合将构建出新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里夫金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达到顶端，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所能带来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现行各类改革已经很难克服经济增长的停滞。需要采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网络组成的新的工业基础设施，使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新经济在这个基础和平台上健康发展。

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能源是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普适性、标志性技术；3D打印、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是标志性装备；电动汽车是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核心产品，是继智能手机之后功能极为强大的移动智能平台，是对接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主要载体；是拉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未来出行的主要途径。新能源、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交通是支撑新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信息、万物互联，而万物的连接和信息发布、传递、收集、处理的成本几乎为零，这就带来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

我国经济转型恰恰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交集，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非常可喜的是经30年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完全具备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如在数据为王的时代，我国不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层次市场，而且有全球规模最大、上网人数最多的互联网，有全球最丰富的数据资源；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电动汽车、3D打印等核心技术和产品已有较好的基础，有些已进入世界前沿；智力型人力资源数量充裕、“科技人口红利”开始显现；创新创业深入人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技术来源正从引进为主转向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不断突破；在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核心产业已经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工业化国家。影响是双向的，把握不好将再次被淘汰；把握得好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历史性超越，彻底改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当前，转变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就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会，看准新工业革命的方向，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理论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奠定了基础，为释放改革红利，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本书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途径；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讨论。问题大都是在调研中提出的，对问题的讨论也力求务实和具有针对性。其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特别是政府人员和企业家的思考，或能从中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