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尔顿·康利、詹森·弗莱彻著王磊译的《基因(不平等的遗传)》探讨了很多引人入胜的话题，比如，基因如何导致了遗传上的不平等？又如何同环境结合起来相互影响。每个人的智商、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教育水平、配偶选择上的差异到底源自哪里？又如何才能进行改变？

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对遗传学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先天与后天之争快要到了终结的时刻。在过去十年里，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掀起了一场基因组学革命，他们无所畏惧，力求勾勒出一幅人类社会的蓝图。

道尔顿·康利、詹森·弗莱彻著王磊译的《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展示了在基因学、遗传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所发现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因祖先血统不同而产生的遗传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不同于我们所称的黑人、白人之分；遗传基因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社会地位高，而有些人社会地位低。

遗传基因并不总是为“基因统治”推波助澜，反而常常是社会流动的引擎，抵消了社会的一些弊病。越来越多的人如今选择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似的人结婚，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当下人们的择偶与繁衍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混乱且复杂。这些例子只是这本兼具启发性与趣味性的书的冰山一角。此书还涉及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譬如探讨基因个性化教育以及未来的生育方式。在将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基因测序公司提供的廉价基因分型服务来了解自己和后代拥有哪些基因。

此书展现了基因组学如何改变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如何试图从个体与社会层面结合先天与后天因素，融贯、全面地来理解人类行为。

第一章 欢迎来到社会基因组革命的时代

第二章 遗传力的稳定性：基因与不平等

 遗传力估计哪里出错了

 遗传力的第二春——为什么它对政策很重要

 学习与遗传力共处

第三章 既然遗传力这么高，为什么我们找不到？

 冲击一：候选基因研究

 冲击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遗传力缺口处的碎片：需要时间去推敲的计算法则

第四章 美国社会中的基因分拣和变动

 你愿意嫁给我和我的基因吗？

 笨蛋进化论会成真吗？

 后乌托邦噩梦还未来到

第五章 种族是否有遗传基础？用全新视角看待世界上最惹人非议、最荒谬的问题

 从当今的美国看历史上的遗传进程

 量化基因多样性

 祖先差异是重要因素还是随机误差

 各大洲祖先是真的，说明了什么？

第六章 基因国富论

 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织

 国家发展理论的新议题：遗传学因素

 基因经济学的出现

 向理论深处探索

 遗传学和战争与和平

 自然选择、突变和健康

第七章 环境的反击：个体化策略的机遇与挑战

 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智商为例

 基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

 另一个挑战

 利用基因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来改善生活

结论 走向“基因统治”？

 想想孩子

 遗传学与择偶

 迈向个体化环境与政策

 敏感遗传信息的公开性

 越匹配，越幸福

后记 遗传统治的崛起—?

附录

 附录1 什么是分子遗传学？

 附录2 降低遗传力估算值的另一种尝试：采用全

 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方法

 附录3 一种尚未实践的思路：主成分分析与家庭样本结合

 附录4 表观遗传学及其在遗传力缺失中的潜在作用

 附录5 环境因素对种族间不平等的影响

 附录6 基因型填补

致谢

注释

索引

你愿意嫁给我和我的基因吗？

那么，与传宗接代有关的命题二又如何呢？在婚姻市场上，我们真的已经开始更加倾向于按照基因型给自己定位了吗？毕竟，与任何时候相比，配偶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与社会阶级相关的表型指标上都更加相似。虽然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依据表型成双结对——因为这是他们彼此观察了解后的结果——但其实他们是越来越依赖基因型来配对。这种看法很直观，特别是当表型能真正指示某些深层次信息的时候。例如，身高能显示遗传健康度，而学位能代表智力。因此，当人口统计学家观察到，当今大学毕业生相比1960年更有可能选择与另一名大学毕业生结婚时，这可能意味着配偶越来越重视智力水平的一致性而不是身体

素质、宗教信仰或种族的一致性。事实上，在1960年，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中，只有32%的配偶同样拥有大学学位；在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5%。

于是，我们可能会期望在基因配对上也发现这样的趋势。然而，我们已经惊讶地发现，教育方面的遗传效应总体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因型的婚配选择作用已经下降，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反思上述假定的理由。首先，在 2005 年，夫妇双方均拥有大学学位的数量是 1960 年的2 倍，这是由两个独立的动态变化导致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女性在这段时期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增多，因此有更多女性接受了大学教育。由于男女之间的教育分配平等化，与曾经接受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为男性而女性寥寥无几的情形相比，男性当然有更多机会与相同学位的女性结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选型婚配只是一个统计假象，不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任何男性都更有可能与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换句话说，当男性和女性教育水平整体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两性差距缩小时，即便婚配是完全随机的（即择偶完全没有偏好），上述现象依然会出现。当然，夫妇相对教育水平的这一总体变化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它会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例如，如果某一性别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而另一个性别却停滞不前）。但是就当前问题而言，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择偶时更加重视教育水平，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排除两性相对教育程度的变化，然后在各个教育层次内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

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在男女教育水平分布不变的情况下，配偶之间的相对教育水平是否变得更加相似。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篇出色的研究文献检验了多个维度的配偶相关性。该文献认为，至少两种不同的动态变化可能导致配偶间教育层次趋近。第一种是某个个体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伴侣，例如，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性格，甚至同样仇外。第二种是如果所有追求者都根据某个维度去寻找伴侣，例如，收入高或长得漂亮，那么，我们就会按照这个维度从高到低对号入座，就像医学院毕业次序和居留权获取一样。如果第一种占主导地位，我们就会发现，在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财富和智商）上，配偶间的相关性会较高；而在没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宗教、种族、性格）上，相关性

会较低。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生理性状如身高（0.23）、体重（0.15）以及个性性状（0.11~0.22）方面，配偶间相关性较低，而在认知能力（0.40）和教育（0.60）方面则高了不少。这可以表明，人们在择偶时会尽可能选择在这些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上相关性较高的人。

然而，一些性状虽然没有明确高低之分，但配偶间相关性反而更高，如政治倾向（0.65）和去教堂的频率（0.71），这似乎有悖于先前的假设。当然，由于配偶的交叉社会化效应（cross-socialization effect），在相处的过程中，婚姻双方可能会在一些维度上趋同，比如，上述的政治倾向和去教堂的频率。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在一些维度上追求最大化（不管自己智商有多高，都要找尽可能最聪明的配偶），在另一些维度上追求与伴侣一致（如宗教信仰），而对一些维度则要求不高（身高也许是一个例子）。

为了弄清楚以上哪种过程占主导地位，我们需要排除随时间推移产生的交叉社会化效应。为此，两名科学家在线上约会网站注册了一些账号，为它们随机分配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实验人员发现，参与实验的被试者对和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好感度更高。

研究还发现，一个全国性的实名在线约会社群数据显示，男性用户更有可能向拥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女性发送信息。同样地，女性用户也更倾向于回复政治倾向相同的男性的信息。 这项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自由主义者结婚生子，而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保守主义者结婚生子。这样的正选型会导致全体人口的政治倾向更加分化，并将个人推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极端。换句话说，正选型可能会推动政治走向极端化。

虽然婚姻市场可能会部分解释当代美国的政治对垒，但对阶层结构的变化似乎影响不大。然而，高学历、高收入男性日益倾向于迎娶高学历女性这一事实的确部分解释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当然，相较于这种情况，收入不平等更多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不及男性，因而也无法最大程度地兑现她们的受教育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解释美国加剧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方面，两性受教育回报的持续提高相比教育分选重要得多。事实上，从 1980—2007 年的配偶间教育层次或专业相似度来看，尽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分选择偶的情况有所抬头（比如，本科以下人群在择偶时更加倾向于考虑对方的教育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如大学毕业生中），分选现象反而有所下降。

最终结果表明，几十年来配偶相关性几乎没有改变，根据一些估计，甚至可能有所下降。 在当前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下，认为配偶相似性可能下降并不算是多么疯狂的想法。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家庭模型，一方负责为家里带回培根，而另一方则专注于煎培根。配偶双方的职能区分会导致某些性状呈现出负选型。也就是说，如果教育水平、技能、初始能力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的经济回报存在巨大差别，

那么更好的婚配策略可能是两性各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智力高、收入高的一方可能会选择一位家庭主妇（或主夫），为家庭做出其他方面的贡献，如理解和照顾家人。当然，无论我们发现配偶在教育层次，乃至测验成绩上有多大的相关性，我们都无法获知这些表象背后，在遗传层面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如何知道配偶间的遗传相似性比路人之间更高呢？它不像测量表型那么直接（比如，豌豆的黄色/绿色、圆粒/皱粒），即使只是评估教育水平的选型婚配，评估方式和测量标准也取决于我们想要评估的内容。现在，我们决定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解决遗传水平的选型婚配（Genetic Assortative Mating，GAM）问题。首先，我们研究了总体遗传相似性，一般来说，相比在人群中随机配对的两个个体，配偶之间在遗传学上无疑更相似。平均而言，配偶与我们的遗传相似性不及第一代堂 / 表亲，但高于第二代堂 / 表亲。虽然目前只考虑了白种人，但是即便将白种人群体的历史婚姻模式的影响分离出去，我们仍然能观察到，配偶的遗传相关性相当于第二代堂 / 表亲（遗传相似性为2％ ~3％）。事实上，高出一个标准差的遗传相似性能让你成功嫁娶心上人的机会提高 15％！

请记住，该分析是基于美国的情况，而美国是一个高度变化的移民社会。也就是说，美国可能是世界上配偶间遗传相关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以巴基斯坦这样的部落社会为例，表亲婚姻率超过 50％。缺少全球性人口长期迁徙也可能导致配偶之间相对较高的遗传相似性。直到不久前，也许就在一个世纪前，就有证据表明，许多家庭好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地区，男性的活动范围离家不超过5 英里——也就是走到干活的地方那么远。因此，历史上 80％的婚姻可能是在堂 / 表亲，乃至血缘关系更近的亲戚间缔结的。虽然在当代美国社会，人们不再明目张胆地与近亲结婚，但从遗传的角度来看，实际结果并没有多大区别。

一对大龄父母在医疗机构的某间办公室中，屋子里摆满了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模型，墙上也挂着社会分层关系的图解。但它却不是妇产科医生或者儿科医生的办公室，而是属于一位生育遗传分析师的。遗传分析是于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新兴医疗专科，凡是高端的生育诊所都至少有1名相关人士坐诊。在最新一轮体外受精中，医生已经获得了32个有活力的胚胎，父母要从中选一个出来。怀着焦急的心情，他们仔细阅览了诊所对于每个胚胎各项指标的评测结果。这些胚胎中半数都有心血管疾病或是精神分裂症高发的可能，所以很容易就把它们排除了。这样还剩下16个胚胎可供选择，其中有10个是女孩。由于这是二胎，所以这对夫妇想生一个男孩来跟他们2岁的女儿瑞塔做伴。在剩下的男性胚胎中，医生认为其中一个的寿命会显著地短于其父母和姐姐，同时还有一个胚胎有超过1／4的可能患有不孕不育症。考虑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希望尽可能抱上孙子，不愿承担这份风险。

现在还剩下4个可以选择的胚胎。这几个胚胎的患病概率、身高与BMI的评测结果几乎一致，区别在于大脑发育情况不同。其中预期智力最高的一个可能达到150左右，最差的一个则“仅有”130左右。若是在数十年之前，130左右的智商足以保证他在任何行业游刃有余。可到了如今的自主选择胚胎时代，智商130只不过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只有智商达到140以上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高智能的领导者。与21世纪初的“从娃娃抓起”棚比，培养孩子的美貌、运动和表演能力可是要“从胚胎抓起”了。

鼓励自主选择、自我指导的优生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生育遗传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步，但依然免不了权衡一番。例如，假如你想要尽可能提高孩子的智力，那么得到高智商的同时，他／她罹患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或者从社会性状的角度权衡，高风险、高回报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生育遗传学。智商可能对人生成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为了获得这些高认知水平的遗传性状，你可能就要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比如情绪不稳定或者缺乏同情心。

在这种背景下，智商最高的胚胎同样也更容易患上高度近视乃至无法逆转的失明，这可是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自1988年《人类遗传学》开始刊登相关文章以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智力与视力之间这种顾此失彼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有根据的假设。但是这似乎无法阻止过去数十年人们对于智力最大化的疯狂追求。’在控制大脑与眼睛的基因作用下，智商会与其他性状产生关联，从而导致高智商畸形儿的出现。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抑制追求高智商的热潮。(当然，也有人说既然晶状体还在，戴不戴眼镜与智商有所联系这一说法就只是个笑话)：

生殖遗传学早期的拥趸并未考虑到基因多效性这一基础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同一个基因会对多种表型产生影响，而不只是一种。一个人在身高方面的遗传潜力越高，同样也意味着他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越大。罹患癌症的风险与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成反比，这种现象有两大原因：第一，你若是被其中一种病困扰，另一种就不会再来折磨你(即一个人不可能被不同疾病杀死两遍)；第二，一个人若是在细胞再生(如再生神经元)方面有很强的能力，那他的细胞也更容易分裂过快，乃至失去控制(也就是癌症)，反之亦然。。在对诗人与画家等艺术家进行研究后，我们也发现其基因组中创造力分数与抑郁症分数密切相关。

早在21世纪初，科学家就已经能预测家庭的动态机制了。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指出，相较家庭之间，多基因分数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家庭内部更强一些。遗传分数在预测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若是预测随机个体间的差异便稍逊一筹。以教育情况为例，就平均情况而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的分数如果有一个标准差的优势，那么他或她可能就会比其他人平均多接受半年的教育。但是，如果是两个陌生人之间，这个数字就要缩小到l／3年了。

社会进程的巨大变化不只体现在家庭中。近年来，高度专业化的寄宿制学校得到了长足发展，寄宿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考虑到自己的遗传分数会影响到孩子，从而产生未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送孩子进入培养机构，以便根据基因型为孩子提供更适合的教育环境。这种形势是受遗传学影响而形成的。人们越来越重视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的环境，这也是21世纪初旧金山、曼哈顿等地私立幼儿园遍地开花的原因。研究表明，除了父母或孩子自己的基因型外，整体的基因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基因型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其实也取决于身边人的基因型。

与长得较高的罂粟或是色彩更加亮丽的野花更易得到授粉不同，“与众不同更有利于繁殖”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这个时代的人。研究揭示了基因型的同伴效应，也就是说，和那些基因型与你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更有利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到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不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婚姻。2000年，医疗是同行结婚比例最高的一个行业，有30％的护士选择的伴侣也是护士。

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不应该持续下去。进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有性生殖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种群中的差异性。相比无性生殖的物种，有性生殖的物种繁衍后代时只把自己的一半基因传递下去，这也使它们更容易产生遗传漂变，或受到环境影响(如快速进化的寄生虫)。减数分裂产生的精子和卵细胞会进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后代身上会集中优势基因，同时有害基因也随之剔除。这就是有性生殖为何会促进自然选择。当然，这也是生殖遗传学快速实现的基础。  让我们回到最初提到的那个诊所，社会遗传学顾问建议这对大龄夫妇选择与大女儿瑞塔最相似，而不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胚胎。如果这个孩子与姐姐的免疫特征比较接近，那么将来输血和器官移植就会比较方便，不必担心引起排斥反应。可惜的是，这对父母终究没有听取医生的建议，还是选择了智商150的胚胎。

两位作者掀开了社会科学前沿领域一个令人激动的新篇章，谱写了一卷精彩纷呈、洞悉万千、匠心独具的好书。

——史蒂文·平克 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心智探奇》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研究基因的作用一直是阻挠重重又备受争议。此书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探索，是对贫困、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性感兴趣的人必读书目之一。

——格雷戈里·克拉克 著有《后代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史》

基因组学已经改变了很多科学领域，更可能带来全社会的进步。康利和弗莱彻出色地介绍了基因组学，并深入分析了它对于一系列重要话题的潜在影响，包括种族、智商、医学、社会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等。

——吉恩· E.鲁滨逊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卡尔·沃斯生物基因研究所主任

社会科学家需要基因组学，不过他们更加需要一种能尊重人类个体和文化活动的心理复杂性的基因组学。虽然目前尚未实现，但是此书为这条道路带来了曙光。

——艾瑞克·特克海默 弗吉尼亚大学

据我所知，这是一本把遗传学和社会学的交叉领域中浩如烟海的材料出色地整合在一起的著作。阐述精妙、富有想象力、知识含量很高。

——迈克·J.沙纳汉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这是一本视角新颖、恰逢其时的书。康利和弗莱彻利用全新的研究成果，辅以精选的逸闻趣事，将宏大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是蓬勃发展的社会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一部著作。

——科尔特·米切尔 密歇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