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著的《东林书院/符号江苏口袋本》精选最具代表性、最具符号意义的江苏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图文并越、深入浅出的中英文图书，剖析历史与现实内高，凸现江苏的人文底蕴，扩大江苏的文化影响力，形成江苏文化品牌。全书以精炼简洁的文字配以精美别致的符号图片，言简意败地介绍每个江苏符号的起源、发展、现状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兼具故事性与实用性，可读可查，让中外读者迅速掌握对江苏符号最基本而广泛的认知，并获取可进一步了解、考察各符号的信息渠道，些称精巧便携的图文版“江苏符号指南”。

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自然风光旖旎，环境幽雅，人文积淀厚重。由北宋名儒杨时初创，是理学“南渡”的重要桥梁，至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到了明代后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复兴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同时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张革除积弊，振兴吏治，产生了持久而又深远的影响。陆阳著的《东林书院/符号江苏口袋本》从发展沿革、教学管理、历代先贤、书院建筑等方面对东林书院进行了通俗而又全面的介绍，以便读者从中清晰地了解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引言

一、东林春秋

 创建

 振兴

 被毁

 余韵

二、倡道东南

 东林会约

 力倡原儒

 志在世道

三、历代名贤

 “播火者”杨时

 “东林先生”顾宪成

 “景逸先生”高攀龙

四、书院揽胜

 中轴线

 书院大门

 石牌坊

 旗杆石

 泮池

 东林精舍

 丽泽堂

 依庸堂

 燕居庙

 三公祠

 东轴线

 道南祠

 东林报功祠

 再得草庐

 还经亭和正心亭

 时雨斋

 西轴线

 晚翠山房

 来复斋

 寻乐处

 心鉴斋

 东西长廊

 小辨斋

五、千古名联

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意识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迫切感到必须创设一个更为有效的联络同仁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有组织的统一活动。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顾宪成和一批同道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聚众讲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

追溯历史，理学由程颢、程颐兄弟开创，并由杨时传播南方，到南宋分立门户。朱熹一支主张“理”是超绝的、独立存在的实体，是先天地而生而又派生万事万物的，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另一支是陆九渊，他主张“心即理”，理在心中，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在人门方法上，朱熹主张“道问学”，由格物致知而上通天理，先做读书的下学功夫；陆九渊主张“尊德性”，要求直指心性，先立其大者，反对搞支离破碎的传注工作。

朱学在南宋受到推崇而成为官方哲学，并在元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到了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王学在明中叶以后盛极一时，大传天下。但到了末流，王学已经远离了王阳明的初旨，完全跳出了名教范畴，开始出现玄虚内省、无善无恶的片面、极端现象，放荡无所归宿，任性自适，一切无是无非，不务实学。加之王学本身流派众多，且互不为伍，导致当时儒生思想陷入混乱。

对此，痛心疾首的顾宪成极力兴复宋明理学，立志将儒家学说重新归置到对习经、研经、传经的正轨之上。《明史‘顾宪成传》记载：顾宪成“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明史·高攀龙传》亦云：“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在知行观上，顾宪成等东林学者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 “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较多，内容丰富，主要采取“讲会”的形式。讲会活动定期举行，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隔三日，推选一人为主持。讲会之日，必举行隆重的仪式，讲学内容主要为“四书”。讲授时，与会者“各虚怀以听”，讲授结束，相互讨论，会间还相互歌诗唱和。 无论是“讲会”的形式，还是“求实”的内容，东林书院的盛装登场，让文化视野久已滞涩的明朝士林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天下响应，四方来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远近绅士、邑中父老子弟，或来相请，或来聚观，其盛况为自古以来所未有。”

东林书院闻名于当时，不仅是因为学术上的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原因是东林学者“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他们瞄准庙堂高处，针对时弊，直陈沉疴，大胆发言，率尔指责，提出了“利国”、“益民”的改良建议和设想。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提出“恤穷人、体富民”，主张“曲体商人之意”，惠商恤民，减轻赋税，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突破。

一时，海内士大夫仰慕应和，闻风响附。不满时政的天下清流君子，以小小的东林书院为精神地标，彼此呼应，同声谐频，隔空致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说天下大事、清洗乾坤的话语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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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传统教育机构，书院发轫于唐，盛于宋，明清逐渐向官学化发展，到清末改为学堂。

北宋初年，后来并称为“四大书院”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都已初具规模。由侯遗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的茅山书院(又名金山书院)，是江苏境内目前有记录可查的最早创建的书院，一度为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据统计，有宋一代，江苏境内有书院22处，元代有13处，明朝因前期建都南京，书院更趋发达，计有7l处之多。

清初，朝廷大力建立各种官学。雍正时期，江苏分别在省会江宁(南京)及苏州两地各设一处书院，即钟山书院、紫阳书院。此举带动了全省书院的发展，到乾隆时期江苏书院总数达42处之多。据统计，在整个清朝，江苏有各类书院总计167处，不但超过前代的记录，在全国各省中也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历数江苏近千年间的书院，名声大、影响广者，莫过于东林书院。柳贻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 “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

北宋政和元年(1111)，理学家杨时在无锡结舍讲学，是为东林书院之始。

近500年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重建复兴了东林书院，发起东林大会，聚众讲学。

作为官学的对立和补充，书院之始出，即倡导自由讲学的精神，阐发文化。但自元代中叶以后，书院逐渐官学化，讲学的精神和个性逐渐消隐。书院从读书讲学的地方，演变成科举预备学校。复兴后的东林书院继承并发扬了自由讲学的传统，要求学人尊经立志、明辨是非、分清学脉道统、纠正时学之偏。同时提倡摒除谈空说玄的陋习，关心国事、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张革除朝野积弊、振兴吏治。

一时，东林书院成为议论朝政的舆论中心与江南学术活动区会，受时人称誉不已，甚至到了“凡一论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的地步。

由于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阉党擅权，东林士人受到了阉党的疯狂报复和血腥镇压。在灾难面前，东林士人并没有退缩，也没有逃避，而是挺身而出、慷慨赴死，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信念。

东林书院也在一片腥风血雨中被拆毁，但一个精神家园却从此傲然屹立，至今崔巍。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所撰的这副脍炙人口的对联，今天依然悬挂在东林书院依庸堂内。这副对联流传数百年，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挥去的政治文化情结，成为以时代、国家、民族大义检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一副名联，一群知识分子，一段可歌可泣的往事，造就了一座千古流芳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