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惠勒、莫琳·惠勒著的《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精)》在2016年由两位作者共同更新而成，是一本全新的传记。这本限量精装版在平装版的基础上附赠一张带有独特编号的藏书票，上有作者合影和印刷版亲笔签名。照片随机，附加编码，值得收藏。

书中除了Lonely Planet和作者的故事，也有托尼对出版行业的看法、各国目的地留给他的印象等，中国旅行者、Lonely Planet的中国团队和中国作者们也都在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本书的插图从56幅增加到116幅，包括珍藏多年的工作和家庭纪念照，还重新描绘了5条重要的旅行线路地图。此外，书中能看到第1版到第18版的“黄色圣经”《东南亚》的封面，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绝版指南封面。

托尼·惠勒、莫琳·惠勒著的《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精)》讲述了托尼和莫琳夫妇人生旅途中的故事，也讲述了LonelyPlanet的成长史。

内容涵盖了对Lonely Planet和这对夫妻都非常重要的一些长途旅行：从伦敦出发跨越欧亚到达澳大利亚，创作了Lonely Planet的代表作《便宜走亚洲》；从澳大利亚重返亚洲，调研整个东南亚，并撰写了黄色圣经《东南亚》；在印度的深度调研让他们的《印度》指南获得指南书界的重磅大奖……在这些旅程背后，有艰辛也有成就。此外，在这一版全新的作品中，托尼和莫琳也讲述了更多他们离开Lonely Planet之后的故事。

Lonely Planet的故事

自序

穿越亚洲

东南亚之行

濒临破产的开始

近乎灾难

更多头疼事儿

短暂的宁静

先欧洲，再美国

有关指南书的一切

世间所有的麻烦

其他活动

有时也当坏人

起起落落

“9·11”以及这一切

Lonely Planet之外的生活

译后记

先不说加尔各答的这个插曲，我们这趟东方之旅基本上是无酒精旅行。自从把松香味葡萄酒的美味记忆留在希腊之后，我们只在土耳其偶尔有机会喝到瓶装啤酒。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伊斯法罕一起露营的几个人让我们共享了一瓶产自伊朗设拉子的葡萄酒，其葡萄品种的名称与产地名称相同，就叫设拉子。不知道那时候那位伊斯兰革命者阿亚图拉身在何处，我们每喝一口酒，他大概都会感到一阵锥心的刺痛吧。那时候在巴基斯坦买啤酒还需要出示证明显示你是个酒精依赖者，不过我们滴酒不沾的原因多半是出于更本质的障碍——买不起酒这种奢侈品。

走陆路是不可能经过缅甸的，我们只好勉为其难地搭乘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曼谷。这家公司当时享有“性感航空公司”的美名，是背包客的首选。经过了数月之久的无酒精旅行，看见空姐面带微笑一手举着红葡萄酒一手举着白葡萄酒穿行机舱，那感觉简直是到了天堂。一群非常开心的旅客降落到曼谷机场的停机坪，一下飞机，泰国就给了我们三个震惊。

第一个震惊是：天气非常热！加尔各答已经很热了，而这里简直是火炉。第二个震惊是：冷！走进候机大厅，一股冰冷的空气向我们袭来。泰国人喜欢把空调温度设置得过低，简直可以冷藏冰激凌。第三个震惊是：这里的效率非常高！经历过印度的各种慢之后，我们已经忘记效率是个什么东西了。机场灯火通明，还有个旅游服务台，当我们还没意识到它是个服务台时，我们已被告知有一家完美的酒店在等着我们，紧接着我们就被推上一辆车，向曼谷市区驶去。

马来西亚旅馆确实非常完美。与之前我们住过的那些破旧旅馆一比，马来西亚旅馆就如梦幻一样：多层建筑，有空调，还有游泳池。至少第一印象不坏。但实际上，马来西亚旅馆只是个廉价的哨房，它是当年为了方便那些从越南战场退下来的美国士兵度假而建的。我们到曼谷时越战已经缩小规模，接待美军的生意大不如前，酒店老板灵机一动，把房价压低，用他们那空荡荡的酒店来迎合新兴的背包客市场。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促销，双人间第一晚只要2美元，以后每晚3美元。豪华是真的豪华——床不会下沉，没有跳蚤和蟑螂，有独立卫生间、空调和游泳池——确实很棒，但3美元毕竟还是3美元，我们住了两晚之后就换到了另一家便宜一半的旅馆。

进入11月，我们的钱包快要空了。如果打算在圣诞节前赶到澳大利亚，而且还要剩下点钱，就必须加快脚步。我们决定向南快速穿越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等我们在澳大利亚工作赚点钱之后再回来慢慢玩也来得及。

几天后我们坐上公交车来到曼谷郊外，竖起大拇指试图搭车向南穿越泰国和马来西亚去新加坡。我们在距离曼谷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刚过佛统不远的路边站了几小时，看着卡车不时呼啸而过，非常羡慕泰国人骑着小小的日本摩托车，轻轻松松地从我们身旁经过。直到黄昏才终于有两辆载着吵闹的泰国学生的卡车拉上了我们。往南行驶几小时后，卡车在路边餐馆停下，我们在这里初次领教了正宗泰国菜的火辣，所有人都围在一张圆桌旁吃饭，从公用的碗里夹菜。午夜时分，他们把我们放到泰国半岛西海岸拉廊城外的一家路边旅馆，那天晚上我们不仅第一次吃到地道的泰国菜，而且见识了泰国人的友善——学生们在继续上路前甚至帮我们砍了房价。（P38-39）

当年写下第一本Lonely Planet指南，是因为人们好奇地追问：“你们是如何从阿富汗到印度的？”“没生病吗？”“还可以搭游艇？”他们不停地向我们打听。今天我们写下这本书，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一直在问我们：“两个身上只剩下两毛七分钱的背包客，是怎么做到能够拥有一家跨国公司的？”

我们早年的旅行经历激励了大批怀有旅行梦想的人，LonelyPlanet的故事也一样，任何一个梦想把自己的兴趣变为事业的人都会在这个故事里找到共鸣。这些年来，我们在许多次访谈和讲座中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旅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多大比重？我们是如何做到同时维系商业伙伴和夫妻这两种关系的？我们又是怎样把亲子关系和这种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

有时我觉得做生意就像养育小孩，他慢慢长大，自立门户，而你始终放不下对他的那份牵挂。Lonely Planet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岁月，虽然我们已经退休，但仍然觉得自己还像一对既骄傲又担心的家长。从当年那两个二十多岁、没什么钱的背包客一路走到今天，时间让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对旅行的激情依然如故。

Lonely Planet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经历着、感受着、热爱着它，虽然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或有趣的事情，但我们从未厌倦。这几十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赚钱，关于工作和生活上的共处，关于承担风险、努力工作，以及当你满怀好奇、张开双臂去拥抱世界时，你会迎来什么。这个故事包含了这一切：旅行、工作和感情关系。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我负责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和莫琳有过热烈的探讨，甚至激烈的争论。但也有一些特别的小插曲，也许由莫琳以她的角度来述说会更好。

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把Lonely Planet托付给新的主人。1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不断地旅行。尽管让许多其他的事务占去了不少时间，我仍然会抽空做些与Lonely Planet相关的事情。而且我们仍然相信鼓励人们走出去看世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依然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没有广大旅行者对Lonely Planet的信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每一个使用过（或滥用过）LonelyPlanet指南的读者、每一个在路上给我们写信的旅行者，以及每一个会在出发前往包里放一本Lonely Planet指南的人，我们都要对你说一声：谢谢！

托尼·惠勒

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6年

我和托尼·惠勒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3年7月，Lonely Planet全部股权都已售给BBC环球（BBC Worldwide），过上退休生活的托尼以全球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来山西平遥考察，然后去走那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在北京华侨大厦，我有幸扮演记者对他进行了1小时专访，当时的实际心情近于粉丝拜见偶像，后生拜见前辈。我拿出10年前在瑞士一家二手书店淘到的1984年第一版《中国》指南请托尼签名，他在书上写：“赋格，你有一本古老的书！”

确是一本古老的书，也是一本好玩的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向外国自助游客打开一条门缝，老外们必须通过香港的“野路子中介”获得中国签证，凭这种“看起来很可疑”的签证只能去有限的一些城市，要去其他未开放的地方就需要公安部门签发的“外国人旅行证”。托尼和莫琳在《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第9章里写到一段趣闻，当年中国某些地方的公安部门经常拒绝承认其他地方签发的旅行证，结果，他们不断听说旅行者因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而遇上麻烦：

“一个旅行者说，他从A地前往C地途经B地时被抓，当地官员警告他不能去B地，必须马上被遣送回出发地。

“‘你从哪里来？’官员审问他。

“这位旅行者脑子倒是转得快，面有愧色地回答：‘C镇。’

“于是他很快被送‘回’了他想去的地方。”

这本书里可以读到很多这类旅行者特有的“路上的智慧”。托尼在第11章里写到他和莫琳1974年第一次去缅甸时如何应对荒谬的“官方汇率”：只需在飞离曼谷时每人花10美元在机场免税店买一条香烟、一瓶威士忌，飞到仰光后卖给缅甸人，就能换来相当于200美元的当地货币。这笔钱“不仅足够在签证允许的7天内周游缅甸，剩下的钱还可以在旅程结束时吃顿大餐或买些纪念品”。

读这本书，像跟随托尼和莫琳走过一段四十多年的精彩旅程，我发现自己不断与他们的足迹相遇，却总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于是，这段四十多年的旅程就像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隧道一样。

2002年，我第一次进入缅甸境内，只是到了大其力这一个地方一日游。2005年才有机会从南到北穿越缅甸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旅行。当时缅甸依然处在军政府统治下，但针对外国游客的“荒谬汇率”政策已经取消，旅游签证有效期也早已放宽到1个月，不再是当年让旅行者抓狂的7天签证。我手上拿着第7版Lonely Planet《缅甸》指南，那本书的特别之处是用了一个跨页的篇幅来探讨“该不该去缅甸旅行”的问题。熟悉Lonely Planet的读者都知道“负责任的旅行”是LonelyPlanet所坚持的立场，本书第11章可以说是有关这个话题的“延伸阅读”，托尼的观点也反映出Lonely Planet的态度：禁运制裁、抵制运动只会使平民的生活更艰难，而独裁者的地位却很难因此有丝毫的松动，“去一个政府令人反感的国家旅行其实可以变成一件好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游客是目击者”。

2000年，我在喀布尔目击了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平民的日常生活：电影院被炸成废墟，没有电视，禁止音乐，录音盒带被“剖肚抽肠”，长长的磁带缠绕在路障栏杆上“曝尸示众”。在这本书第1章里读到托尼和莫琳1972年那次历史性的欧亚“壮游”，我很感慨。当年的喀布尔竟然是“嬉皮之路”上关键的一站，与西方接轨到了何等程度：“平克·弗洛伊德周一在伦敦发了新专辑，周五就能在喀布尔听到。”

回想自己的旅行经历，最早的一次“Lonely Planet式”旅行是在1992年夏天，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Lonely Planet《尼泊尔》指南，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到加德满都。那年的我，比1972年的托尼还要年轻一些。在背包客扎推的加德满都Thamel区或是博卡拉山区，我遇到许多西方年轻游客，几乎人手一册Lonely Planet指南，简直像一种特殊组织的接头暗号。按理说，如果人人使用相同的指南书、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走同一条路，那会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可是1992年的尼泊尔之行留给我的全是美妙的记忆，Lonely Planet恰恰是这段难忘记忆的一部分。

在北京的那次采访中，托尼对我说：“Lonely Planet不是圣经。”他在这本书里也这样强调。我作为Lonely Planet的老读者，可以说同Lonely Planet一起从二十来岁步人中年，我把这套书看作一个见识丰富的旅伴，随时可以向它取经，但好的指南书从来不是“攻略”更不是“圣经”，它应该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让读者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领悟旅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北京，中国读者对Lonely Planet表现出来的热情让托尼印象很深。他对我说，目前中国年轻人渴望旅行的心情很像二三十年前他遇见的澳大利亚和德国旅行者，或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个时期的韩国年轻人，大家都刚刚开始往外走，异常兴奋。托尼觉得中国这一代人与西方同龄人的差别在于，在西方，已经不止一代人有过大规模旅行的经验，西方年轻人从小就能从长辈或哥哥姐姐那里耳濡目染地获得旅行见闻，而中国年轻人大多不具备这种条件。

翻译《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是一次愉快的旅途。我要感谢托尼和莫琳给我带来阅读上的快感，同时要感谢我的搭档滕左，她的细致工作使这本书更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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