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红卫、孔寒冰主编，臧健访谈整理的《回首四十年一个女汉学家的逐梦之旅(德国校友罗梅君教授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不仅是罗梅君人生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跨时代口述传记，也是第一部对于她四十多年学术成长经历的全面总结。本书有助于了解外国人，包括西方人眼中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夏红卫、孔寒冰主编，臧健访谈整理的《回首四十年一个女汉学家的逐梦之旅(德国校友罗梅君教授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详细记述了德国女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四十多年投身汉学研究，作为北京大学的资深校友,为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并为搭建中德两国交往与合作之桥，奉献毕生经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从孩童时期的梦想，到大学选择学习历史、中文和汉学专业，再到成为教授投身汉学教学与研究的事业，一路走来，罗梅君以极具女性特色的视角讲述、解读了她所见证和亲历的中国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跟随她的讲述，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德国女汉学家眼中的真实、精彩、又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发展史；更可以感受到一位女汉学家坚强的性格和不畏艰辛的人生追求，以及为中德两国人民增进了解与友谊、为两国合作关系发展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我从不后悔我自己的选择”，罗梅君这样说，“我想引用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说法,来总结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在许多治理工作的模式之中，毫无疑问，只有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让我十分幸福！”。

前言

Foreword

第一章 一个遥远的中国梦

第二章 初到中国

第三章 走进北大

第四章 与著名史学家见面与对话

第五章 见证改革开放

第六章 成为教授——新的教学科研之路

第七章 21世纪初期——多元性的活动

第八章 学术生涯的延伸与扩展

第九章 一生的追求与收获

编后记

为了学习汉语语言，我决定自学并制订了学习计划。我买到了1959年在北京出版的德文版《汉语教科书》，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编的。每天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我自学一小时。学了两本以后，我参加了读报纸的课，就是一些阅读课，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是那时我的汉语还不怎么好，只能慢慢地读报纸，再自己一点点翻译出来。当时很多学生都没有坚持下来，因为没有汉语基础，看报纸也不行。可以说，60年代德国的汉学学生，都没有机会进行完整的、系统的汉语口语基础学习。

在我们大学的东亚系委员会，1971年9月有过一个很热烈的讨论，就是关于现代汉语课怎么落实的问题。有学生要求让一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师作为助教，用现代的教学方法讲现代汉语课。当时我们还没有什么学习计划，也没有详细的考试规定，所以问题是，我们所学的课程应该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可不可以用中国台湾出版的教科书，或者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教科书，作为授课的基础教材？这个问题变成学生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我作为学生代表，在东亚系委员会上代表学生发言，强烈要求，第一，从第一个学期开始就要学习现代汉语；第二，学习使用汉语拼音，还要用一些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教材作为现代汉语教学的基础课本。关于在东亚系出现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教学的争论，当时的一些报纸也参加了讨论。报纸报道那位年轻的汉语博士，因为教授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课程，被学校开除了，这个人当时还参加了出版毛泽东文章的研究项目。

直到1974年3月，我那时已经在中国了，东亚系的考试规则才确定下来，硕士考试包含一个主要的专业，还有两个次要的专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第一学期就要开始学现代汉语，一直到第四学期，每个星期学习4小时；古代汉语只学两个学期，每个星期也是4小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成为学习汉学的学生最重要的课程。70年代在北京语言学院，我们的学习也主要是读课文、看书。上天安门参观是我们的第一堂课，主要是看，没有机会说，也没有口语课。说汉语还是后来在北大，和我的中国同屋王大贺、张彦玲一起练习的。

在我上大学的60年代后期，全世界爆发了各种运动，除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外，在西方也发生了1968年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对于德国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思想理论及实践策略都具有变革性意义。这场运动对我的学术和政治思想也很有影响。运动的发生在我看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是为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斗争；二是为了一个平等、民主的大学而斗争；三是为了一个平等、和平的世界而斗争，包括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当时，德国柏林爆发了一场非常有名的学生示威运动，不仅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同时也反对垄断资本的专制独裁统治和侵略政策，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进步。1955年以来，联邦国防军建立，西德正式加入北约，并且重新购买了很多新的武器，所以这也是反对德国政府再军事化的运动。（P10-13）

非常荣幸北大邀请我参加“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项目，这个项目是为庆祝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而设立的。尤为幸运的是，臧健参与了访谈和文字整理，并最终协助我完成口述史文稿。我还要感谢过去几个月来，所有为了本书而忙碌和分享了宝贵回忆资料的同事和朋友们。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时时想起并感激所有在北大、在中国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领域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们。从我学生时代起至今，是他们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并在我最热爱的领域——汉学领域，与我共同度过了无数教学和科研的美好时光。在参加各种会议、开展合作项目、准备刊物出版和筹备各种展览当中，辩论、讨论有关中国历史和当代发展问题的学术活动，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有幸能参与并全身心致力于推动德中友好的工作，尤其是推动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我认为在各个领域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国际学术的促进和加强全球学者与学术团体的协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臧健，她为这本口述史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同时，我和她一起分享了很多共同的理念，并一起在妇女学研究和为争取学术领域的妇女平等待遇方面做出努力。

未来在召唤，让我们继续努力！

罗梅君

2017年4月于柏林

如果从1974年和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相识、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算起，至今已有43年。那时我们同住25号楼，宿舍之间只隔了几个门。而真正从相识到相知，再到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共同研究中国妇女史开始的，至今也有近三十年。相同的人生价值观与学术追求，使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与默契，已胜似姐妹。

从罗梅君受邀，成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外籍校友口述史丛书的作者时起，她就多次和我谈起这件事。加之相继有国际合作部夏红卫部长和历史系牛大勇教授的提议，我深感与罗梅君合作，完成她的口述访谈，于情于理已是义不容辞之事，于是欣然接受下来。

我们为此书所做的准备工作，例如，讨论访谈大纲和撰写体例，是从2015年末开始的。正式访谈则是从2016年9月一直持续至11月，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则是一整天。为了保证口述资料的真实准确无误，罗梅君将她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所写的10几本日记，全部带到了北京；并重新查阅了她保存的北大与自由大学交流合作的全部档案资料。由于准备工作充足，加之我在2000年和2009年，曾多次对罗梅君做过访谈，稿件已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两个世界的媒介》一书；又因我们同为历史系出身，又同在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合作多年，罗梅君叙述中所提到的无论是史学大家，还是项目合作单位与名称，或是出版著作与研讨会，大多都是我熟悉和了解的。因此，我们的访谈与撰写，自始至终进行得十分顺利。

作为访谈者和文字整理者，我也有幸成为第一读者。这本书不仅是罗梅君人生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跨时代口述传记，也是第一部对于她四十多年学术成长经历的全面总结。全书详细记述了作为德国女汉学家和北京大学的资深校友，罗梅君四十多年投身汉学研究，为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并为搭建中德两国交往与合作之桥，奉献毕生经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从孩童时期的梦想，到大学选择学习历史、中文和汉学专业，再到成为教授投身汉学教学与研究的事业，一路走来，罗梅君以极具女性特色的视角讲述、解读了她所见证和亲历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跟随她的讲述，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德国女汉学家眼中的真实、精彩，又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发展史；更可以感受到一位女汉学家坚强的性格和不畏艰辛的人生追求，以及为中德两国人民增进了解与友谊、为两国合作关系发展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我从不后悔我自己的选择”，罗梅君这样来归纳和结束她的书，“我想引用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说法，来总结我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在许多治理工作的模式之中，毫无疑问，只有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让我十分幸福！’”

在完成访谈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夏红卫部长自始至终提供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陈峦明老师一直协助解决各类具体问题，其中特别是帮忙将访谈录音资料转换为文字，让我免除了沉重艰难的文字录入之劳。此外，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罗梅君的朋友吉英力（IngridDammalage-Kirst）女士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扫描相关教学与科研等活动的照片，为书中的内容增添了感性资料。在此，对于所有的支持与帮助，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附全部照片，均由作者罗梅君和整理者提供或拍摄，为维护本书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谢绝随意复制或转载。

臧健

2017年4月写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