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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插图增补版)》特别收录珍贵历史图片数十幅，帮助读者理解历史情境，图文相得益彰，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近代史(插图增补版)》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作者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品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附录二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附录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小引

 一 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 尼布楚交涉

 四 《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五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六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七 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

 引言

 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附录五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南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人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P6-8）

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也只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19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然而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就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40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

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在17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两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19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在19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19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演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基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庆那样为大国代言。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