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平、少达主编的《新三届致新生》中所述高考、大学故事，不仅文字真实、生动，且辅以珍贵的历史图片，如当年高考的准考证、考试试卷、大学时期的学生证、校园生活照片等，内容丰富，别具一格。

本书作者在“新三届”大学生中极具代表性，他们的同学、老师中有经济学家厉以宁、知名作家王朔、王小波、诗人骆一禾等，而他们自己亦是政界、商界、学界、文艺界等各个领域的翘楚。

20世纪70年代，高考制度重启，与改革开放“不谋而合”。在“40年”这一时间节点上，本书既是对中国高考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个人真实故事、切身感受的回忆与抒发，亦是对当前新时代的献礼。

东方平、少达主编的《新三届致新生》汇集了77、78、79级大学生对40年前参加高考，通过上大学改变个人命运、实现个人理想，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真实回忆与切身感受。作为一个被时代选中的群体，“新三届”大学生的命运与国家的改革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他们在书中写下了独一无二的高考与大学往事，还原了当年参加高考与大学校园生活的真实面貌。本书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录，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册。

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

只要有读书的机会，哪个地方都去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与王朔作海军战友的往事说起

考上大学——生命复苏，心灵飞扬

341.3分——从默默无闻到全厂名人

小学未毕业考入大学的天方夜谭

向往复旦的求学之路

一个矿工的高考

填志愿时我没报任何学校，表示坚决服从分配

求学的梦碎梦圆

那一年我差点没有通过政审关

高考带给我的，是把谷壳去掉变成吃来的身份

1977年兄妹三人同赴考场

一张小饭桌送走四个大学生

啼笑皆俱的高考往事

连续拼搏三年走进心中圣殿

走进心目中的大学我跋涉了八年

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旧课本

从打入另册到跃过龙门

旧照片里的如歌岁月

读大学那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挑战权威的初生牛犊

如是清贫，如此珍贵

未了文学情

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前哨》

校园新闻实践的独家记忆

我七八级入学后跳级回到七七级

复旦经济系七七级校园生活掠影

回旋不止的那一支圆舞曲

理想的鸽子在蓝天飞翔

我在燕园留学生楼感受到文化冲击

舞曲，激发迟到的“青春”

歌乐山的伊甸园

寻找我们心中的那支歌

我们是两朵带电的云

昔日五朵金花，今朝竞相开放

同窗好友王小波

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

庞松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其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文革”结束后的这个过渡期，后来被称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这是一个因袭着“文革”及其以前时期的历史重负，又旨在唤醒党内和社会各界的理性思考，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向价值理性回归，最终引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有很多标志性事件，如邓小平复出、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调整、争取为1976年“四五运动”彻底平反等。

然而，真正能够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广泛影响，使千万个普通家庭看到了希望的，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果断地否定了“四人帮”炮制“教育黑线专政论”的所谓“两个估计”，并当机立断，下决心当年就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天社论的标题就格外醒目——《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北京一位名叫阎阳生的大龄青年，时称“老三届”，正在京郊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小厨房，准备迎接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从部队复员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

12月9日，当阎阳生去往北京110中学考场时，女儿已在他30岁生日那天出生。他参加的是理工科考试，最后一门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和文科一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2月11日这一天，阎阳生写下了一篇先是在阅卷老师中引起很大争议，最终获得北京考生作文最高分，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文章：《不称职的父亲》。

作文的开篇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同阎阳生一样，这年年底，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高考，主要是1966—1968年初中、高中的“老三届”，还有一些是在“文革”期间并未正式上过多少课程的“新三届”。“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这是等待了十年的有抱负的青年张扬个性的呐喊。

他们带着在基层劳动多年的知识积累，大多只经过短促匆忙的复习准备，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从插队的深山老林里的农村、机声“隆隆”的工厂、部队复员安置单位、信马由缰的草原部落以及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踪迹难寻的处所，潮水般涌向在各地仓促设立的考场，义无反顾地参加和见证了改变时代、改变一代青年命运的“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这一年，全国共有约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考生的年龄跨度史无前例，最大者37岁，最小者13岁。而当年录取人数只有27．3万余人，录取比例仅20：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正值岁末年关，有很多已届而立之年的人，出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机会。好在1977年只是部分恢复高考，从1978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开展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高校正规招生中断了11年，全国具有报名资格的青年、学生有3000余万。而全国高校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破坏刚刚恢复，校舍师资条件非常有限，无法接纳众多的学生就读。1978年教育部相继决定恢复和增设60所重点高校、55所普通高校，并要求各高校千方百计扩大招生。

结果是，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其人才竞争的空前盛况，至今回忆起来还令很多人唏嘘不已。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的价值观：解放思想，肃清“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是经济进步首要的前提。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潮一朝喷涌。有67万余人幸运地步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更有1100余万青年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这又牵扯到无数个家庭、单位及社会各界的操虑和关注，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P3-5

高考，一代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

张墨宁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恢复高考后的三届考生)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里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从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公布，到当年12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改革开放即将启动的人才储备，正是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开始承担起了构建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40年前的那场考试，几乎所有亲历者都把它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1977年10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在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

翻阅各种回忆录，我们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都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对前路的茫然，而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为了让他安心复习，把自己住的房间让了出来。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

两个多月后，熊晓鸽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当地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学生。他“接受再教育”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成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并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学校就开始停课了。1968年，葛兆光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砖瓦厂、农药厂工作。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25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可以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正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40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被大学录取的仅有27．3万人，1978年高考有61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40．2万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像王辉耀、张艺谋、葛兆光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便摇身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其他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北大和清华分别提出的两个口号——“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参与改革和法治建设

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仲裁律师”称号的陶景洲回忆，在法学名师的影响下，他们七七级法律系的82名新生开始接触新的知识领域，常常在宪法与行政法学大师龚祥瑞的小院里一起讨论欧美法律问题。

北大法律系七七级后来被称为法律界“黄埔一期”，有的进入了政法系统、政府部门，比如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的马迎新，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的武树臣，曾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的杜春；有的则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法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院长的何勤华等。

七七、七八级的法学“明星班”还有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七八级。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过表决，任命了新设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

至此，六大巡回法庭的“一把手”中有三位是西政七八级本科生：江必新任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景汉朝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长，李少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西南政法大学在举办七八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做过一个统计，这届学生中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担任过厅局级领导职务的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大约在2007年前后，拥有经济学和法学背景的官员开始在新一轮的代际交替中崭露头角。此时，距离他们上大学已经30年。普遍进入“知天命”年纪的政界精英到了收获成果的旺盛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党政事务重心向经济转移的变化让这些专家型官员得以发挥所长、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随着治国理政思想的变化，法治化进程需要吸收更多拥有法学思维的人才。北大经济系七七、七八级就有至少9位省部级官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们密集分布于各个场域，无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源自权力、学识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给这一代大学生附加上了集体的光环。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经验以及智识反而成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气质才是最鲜明的符号。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投射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气质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七七、七八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了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复习，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刘世锦等。

这一年，现任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四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因此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听到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如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周其仁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七七、七八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无论改革还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精英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未来仍将不可替代。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依然是改变个人命运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40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对年轻人的意义从未改变。

(本文作者系《南风窗》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