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著的这本《幌马车之歌(增订版)》以众多类似的“锺浩东们”作为背景，在史料、记录、文学的交错纷呈中，力图将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被刻意湮灭甚至扭曲的台湾近现代史还原重现。在追索这些青年的革命事业与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本书向我们坚定地传达着历史深处所蕴藏的力量，借助这一力量，读者能以全新的视野去亲近那段充满伤痛与遗憾的海峡两岸的记忆。

蓝博洲著的这本《幌马车之歌(增订版)》在寻访幸存者及其亲友并搜集查阅大量机密档案的基础上，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客家籍台湾革命青年锺浩东短暂而炽热的一生——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到九死一生回国投身抗日，再到为改革台湾社会献身教育事业，直到最后为了台湾的解放慷慨赴死，为理想牺牲。

序一 隐没在战云中的星团/林书扬

序二 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陈映真

序三 凡记下的就存在/侯孝贤

序四 救赎的历史，历史的救赎/赵刚

幌马车之歌

 序曲 伴着脚链声的大合唱

 第一乐章 故乡

 第二乐章 战云下的恋歌

 第三乐章 原乡人的血

 第四乐章 战歌

 第五乐章 归乡

 第六乐章 “二二八”

 第七乐章 白与红

 第八乐章 风暴

 第九乐章 枪决

 尾声 和鸣！你在哪里？

附录

 本书相关人物小传

 口述证言

 文字资料

 大事年表

评论与回应：未完的悲哀

 未完的悲哀/詹宏志

 重找一个阅读《幌马车之歌》的角度/须文蔚

 《幌马车之歌》对大陆文学的启示/陈建功

 谁的《幌马车之歌》/蓝博洲

 一条前行的路/蓝博洲

 让历史不再有禁忌，让人民不再有悲情/蓝博洲

二〇〇四年版后记

二〇一五年版后记

素朴的祖国情怀

汪知亭：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的男子中学教育始于一八九七年四月设立的国语学校语学部国语(日语)科，修业年限三年，后来改为四年；还是比日本人进的五年制寻常中学科少了一年。到了一九一五年，在本省中部士绅联名请求下，为台湾青年单独设置的台中公立学校(台中一中)才正式成立。但是，它无论在修业年限、入学资格及学习内容上，仍然与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有极大的差别待遇。

一九一九年，台湾教育令针对台湾人的中学教育做了三种改变。首先，为了与日本人的中学校有所区别，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改称高等普通学校。其次，入学资格从“限十三岁以上，修满公学校第四年或同等学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学校卒业或同等学力者”。最后，允许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得设一年制的师范科，以培养公学校的师资”。然而，不变的是，修业年限(四年)及教学课程着重日语和实业科目。

一九二二年，新台湾教育令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内(日)台共学”制。从此以后，在殖民地台湾，表面上，日台学生之间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别待遇，大致撤除。但是，因为日台人新生录取名额的差异，入学考试考题完全取自日人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主持所谓“录取会议”日语口试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数是日本人等原因，台湾学生能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及日本学生。

萧道应：我是锺浩东的雄中同学。一九一六年出生于屏东佳冬，一九二二年刚满六岁便进入佳冬公学校就读，一然后循序由公学校、公学校高等科，而于一九二九年考进高雄州立第一中学校。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那年，台湾一共有十所中学校，其中，教员人数共计二百廿三人，台湾人却只有四名；学生共计四千五百九十七人，台湾人也只有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的教育，无非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受它统治。我跟锺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之一。

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识强烈，就读公学校期间也痛恨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却只能在内心咒骂来维持精神的独立。到了中学时代，我开始自觉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殖民当局非常注意中学校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同化工作。我就故意违反学校规定，在入学一个月后，仍然一直穿着传统的台湾衫上学。因为这样的表现，我当然受到了校方严厉的处罚。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抵抗姿态，我结识了同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客籍同学锺和鸣，日后并同赴大陆，投入祖国的抗日战争。

锺理和：年事渐长，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作“中国”，原乡人叫作“中国人”；中国有十八省，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后来，我又查出嘉应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县了。

父亲和二哥自不同的方向影响我。但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鸣)。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

锺里义：在雄中时，和鸣依旧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质问得无力回答。那时候，和鸣已经在偷偷阅读《三民主义》了。有一回，和鸣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的作品被老师当场抓到而遭到辱骂。和鸣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辩护道：“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和鸣，大骂道：“无礼！清国奴！”和鸣不堪其辱骂，随手抓起桌上的书，掷向那日籍老师。

事后，校方通知家长到校约谈。父亲不理会日本人，就由里虎大哥前去。到了学校，里虎大哥直截了当地告诉校方管理人员，说子弟既然送给学校教育了，好坏都是学校的事，与我家无关。

经过这次事件的刺激，再加上平日阅读《三民主义》及“五四”时代的作品的影响，和鸣因此产生憧憬祖国的情愫。这情愫并且感染了理和，致使理和在后来带着台妹，私奔中国东北。

中学校二年级时，和鸣即向父亲提出欲赴大陆留学的计划。父亲不赞成。因为做生意的关系，父亲每年都会到大陆一趟，对大陆的情况比较了解。

锺理和：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他的足迹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岛、胶州湾，下至海南岛。他对中国的见闻很广，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有得自亲身经历。村人们喜欢听父亲叙述中国的事情。原乡怎样怎样，是他们百听不厌的话题。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像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两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锺里义：父亲劝阻和鸣，说大陆的教育并不比台湾发达，要他还是在台湾念吧！和鸣不以为然，说父亲所看到的是几年前的大陆，何况，现在国家正需要青年投入，才会进步、发达。父亲劝不过和呜，于是就让他去了。他从大陆游历归来后同父亲说：“的确！你说得一点没错。目前，大陆的教育事业是不比台湾发达。”P12-15

凡记下的就存在

侯孝贤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也是那个时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电影技术上的突破而言，是台湾第一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后补录或配音。譬如押房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要有空间声，不能在录音室录，所以特别开拔到金瓜石矿区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个人，我、谢材俊、天心，和唯一会日文的天心的母亲（刘慕沙），日文歌词用注音符号标示发音，这样录成的。

之后，好像辜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开去拍阿公李天禄的故事《戏梦人生》（阿公年纪太大不赶快拍会来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把压缩在《悲情城市》后半结局的时空重新再做处理。并且从预算中拨出资金拍受难人访谈的记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由蓝博洲和关晓荣负责执行。

《好男好女》开拍时蒋碧玉还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们大队人马在广东出外景，包括蓝博洲（被我拉来饰演偕同锺浩东、蒋碧玉夫妇投身大陆参加抗日的萧道应医生），大家听到消息似都茫然无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湾，二十六日就是蒋碧玉出殡。丧礼上多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老同学们，我在分镜笔记本上随手写：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可逃处。

这好像很无情。

对照当时我拍此片采取的结构手段，戏中戏，现实，与往事。戏中戏叫作《好男好女》，正在排练和准备开拍中，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现实是九十年代台湾现状。往事是饰演蒋碧玉的女演员，与男人一段短暂的同居时光，男人遭狙击后，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条线最后交织成一起，女演员混淆了她与蒋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锺浩东。女演员已分不清是半世纪前年轻男女为革命奋斗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纪后当下的现实？

看来形式复杂，野心很大，其实可能是一种闪躲。闪躲当时我自己在面对这个题目时候，其实身心各方面皆准备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来拍，我会直接而朴素的拍。

所以，世人将如何记得这些事呢？有人说：“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

那么“历史与现场”这套书系有何作用？蓝博洲数十年来在这个题目上做的追踪研究，不是枉然？  当然不是，从来就不是。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幌马车之歌》出版于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谨以此文与蓝博洲共勉。

二〇〇四年九月

二○○四年版后记

一九八七年初夏，在寻访“二二八”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的过程中，偶然得知作家锺理和的同年兄弟、前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的名字与传奇之后，随即在被湮灭的历史现场展开“寻找锺浩东”之旅。

一九八八年九月，历经长达年余的寻访之后，关于锺浩东校长生命史的报告，以《幌马车之歌》为题，在《人间》杂志连载刊出。一九九一年六月，时报出版公司又以《幌马车之歌》为书名，出版了包括锺浩东、郭琇琮、简国贤等几个前行代台湾知识精英的报告文学集。

尽管《幌马车之歌》在发表后便获得前所未料的热烈反响，可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立场不过是一个客观记录历史的人而已。所有来自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字工作者的反响，不管是正面的肯定或负面的批评，其实只是客观反映了人们对待那段长期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态度而已。因此一直能够冷静地面对这样那样的批评，不做辩解。

我的写作态度很简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下，根据力所能及而采集到的史料，去叙述描写我所认识到的历史与人物，如此而已。然而，在客观的政治禁忌与受访者白色恐怖受害阴影的双重限制之下，全面重建历史的事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因为这样，我的“寻找锺浩东”之旅并没有因为《幌马车之歌》的发表而停止。相反地，随着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我的寻访足迹得以跨越海峡，深入广东惠阳、梅县、蕉岭、韶关、南雄、始兴、罗浮山区，以及桂林、北京等地，进行历史现场核实与进一步采集史料的工作。随着岛内政治禁忌的相对宽松，一些受访者也才有空间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内容做出更全面的证言；而一些原本寻访不到或不便露面的历史见证人及加害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就他们亲历或所知的历史做了值得重视的补充。

绝版多年后重新出版的《幌马车之歌》增订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核实史料、丰富史实，从原本三万多字、四个乐章，扩充为六万多字、八个乐章的内容。为了历史的可信与文学的可读，它也在原有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了史料、证言出处的批注，一些历史背景的说明与大事年表。这也是针对历来有关《幌马车之歌》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之争的回答。

总之，《幌马车之歌》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准确地说，它应该还是以具有理想主义的历史与人物为素材的报告文学吧！

在两岸依然分断的此时此地，“台湾人”已经在野心政客的长期操弄下，因为不同的出身、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而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想，真诚地面对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史与台湾人，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台湾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时空位置，做出自我反省与批判。这样，前人的历史才能够起到殷鉴作用；民族内战下所产生的历史悲剧，也才可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这就是重新出版《幌马车之歌》增订版的时代意义吧！

最后我要谢谢协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前辈与朋友们，并以此书献给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受难人及其遗族。

二○○四年九月廿九日于苗粟五湖

蓝博洲这本《幌马车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战和内战历史的恶魂厉鬼的桃花木剑，值得喝彩。

——陈映真

蓝博洲先生的《幌马车之歌》，是一部站在中国作家道义与良知的立场，经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访和思索，以果敢无畏的精神重现历史现场的经典之作。

——陈建功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侯孝贤

蓝博洲另辟蹊径，在《幌马车之歌》中糅合新闻、史录、访晤及虚构形式，重现历史（白色恐怖）事件的“不可”重现性。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