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岁了。从第一篇习作问世算起，我从事文学工作，已有七十个年头。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爱文学。大约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便吭吭哧哧地读课外杂书，在我的潜意识中，筑起了一道文学之梦的幻境。我十六岁时，便在煤矿做井下矿工，生存境遇使我无法唤醒这个梦并追逐这个梦，直到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安排我去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我的文学梦才被唤醒。
我在鲁艺学习不到一年，1948年底，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在锦州北大营进行了大整编、大改组，我被分配到平津文工团，从编制上说，这时我就算离开鲁艺了，但在情感上和习惯上我丝毫没有离开鲁艺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团的所有成员，从团长到炊事员，全是鲁艺的人马，大家见面还是喊老师同学，所以好像还没离开学校一样。
天津解放没几天，我们便开赴天津，在那里驻了半年，先是名为天津市军管会第五宣传队，后又改为天津市委第一文工团，我们创作部除了参加演出及宣传活动外，我还两次下厂体验生活，一次是铁路的津浦大厂，另一次是橡胶厂。在津浦大厂时，因组织工人座谈《白毛女》观后感，我受启发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题为《工人看了（白毛女）》，在1949年2月29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的解放区文艺评论目录里收载了这篇文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评论性文稿，尽管它很粗浅，但对我以后却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年的6月，我们团南下到了汉口，文工团更名为中南文工团。到武汉后，我大部分时间是下到铁路局的江岸机厂、机务段体验生活，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挂职下放”，那时我与沈沙就是以这种身份到江岸的，职工们把我们看成是军代表的成员。我们两人在江岸地区铁路工会参与工作，先是参加汉信段（汉口至信阳）线路大修，在总指挥部政工处属下任一个中队的指导员，和百十号工人一起翻修铁道线路，初冬的乍寒，连绵的阴雨，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刚获得解放的铁路职工，还是意气风发地起早贪黑抢着干，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胜利完工。我和沈沙因能够吃苦耐劳地与工人一块干，都被评上了劳动模范。此后，我主要在机厂、机务段一边观察和搜集创作素材，一边辅导工人的业余演出活动，协助他们编排节目，为他们写些小演唱之类的东西。1950年7月，我从江岸回到了文工团，没多久骆文和海默就通知我要调到外单位。那时候没有讨价还价一说，尽管我十分舍不得离开文工团，还是一口答应服从分配，没两天就背起背包到新单位报到去了。从这时起，我在情感上好像才真正离开了鲁艺，那是1950年8月下旬。我去的新单位是中南文联，具体工作任务是担任《长江文艺》编辑部通联组组长。刊物主编是诗人李季，当时他正筹划开展“长江文艺通讯员”运动，其方法是通过在中南六省一市及部队发展《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开展一项规模较大的发掘、扶植、培养工农兵文艺新军的活动，以贯彻中南局提出的在新解放区实行“生根第一，普及第一”的文艺战略。我调到编辑部通联组就是具体承担和落实这项工作的。文艺期刊的编辑，一般都是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阅等，但我们要把通联组办成既是期刊编辑组又类似文艺函授学校教员的双重身份。即每位通讯员的来稿来信，都要有问必答，有来稿必提出具体意见回复，还要帮助他们制订读书规划、写作规划以及代他们购买参考书。对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则要请专业作家、理论家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回答。对重点作者，责任编辑还要定期总结其学习和创作的进展得失，并提出改进要求。李季当时给我们定的工作性质就是当通讯员的辅导员、服务员、“理发员”（帮助修改文稿）；还规定编辑的职责是发现和培养作者，应以“为他人做嫁衣”为荣，把个人创作放在业余时间和次要地位。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发展了近千名通讯员，有近百人成为业余创作骨干，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国内文坛的知名作家。这些人的成功当然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但与当时的《长江文艺》通讯员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并且在他们初涉文坛时提供了一些辅导、启示和鼓励也是分不开的。我在这三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坚定了热爱编辑事业的信念，奠定了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终生信条。在鲁艺学习时，我们主要是解决人生观和文艺观的认识问题，而这段编辑生涯，则是在行动上实践这样的人生观和文艺观。我自己由于在开展通讯员工作中做得尽心尽力，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南局直属团委在全中南地区的通报表扬。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我还发表和出版了三个剧本和一些随笔，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获得了收获。1952年末，我与鲁艺三期同学中南文工团的黄珉女士结为夫妇，至今我们还相依相伴着。这一年大行政区建制撤销，我被调往北京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的《人民文学》编辑部。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最高层次的文学期刊，那里的从业人员许多都是名家高手，就连少数几个年轻人也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又受到一定培训（如文学讲习所、中宣部干部培训班等），唯我是学历最低、文化底子最薄的一个，而我又被委任为评论组组长，终日打交道的多是全国知名作家、学者、教授，故深感个人水平难以适应工作需求，要去进修吧，当时离不开，所以就只好下定决心，咬紧牙关，通过读书学习和实践磨炼来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各种学识。我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每周还要抽出两晚进政治夜校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其他如中外古今经典名著、历史、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美学、文艺学以及杂七杂八的知识性闲书、野史、趣闻逸事等等，我都拼命往肚里塞，甚至不管读懂读不懂，都先囫囵吞枣咽下去再说（有的至今尚未消化），再加上我青少年时积累下的民间文学、戏曲文学、曲艺文学、通俗小说的底子，几年工夫，我好歹也算读罢了一个大学文科教师应读过的东西，总算基本上掌握了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学识，算是虽无学历但有了学力了。几年间在知识海洋里的畅游，不仅填补了我的知识欠缺，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加深了我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如果说在《长江文艺》时，主要是培育起热爱编辑事业之心的话，在《人民文学》的这段时间则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编辑。我主持的评论栏目，肯于大胆地推出文艺评论界的新生力量，支持了不少新生代评论家的成长，并陆续推出一批思想性、学术性很强的论文、随笔，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我结合工作实际，对于当时文坛面临的一些创作上或理论上的问题，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不时地写出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在《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光明日报》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谈论自己的观感与认识，久而久之，我也就成了文学评论队伍中的一个成员了。1956年12月，我被批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年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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