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房子着火。我父亲站在我的床边把我叫醒。我迅速穿上衣服。我母亲想要把她的珠宝盒抢救出来，但父亲说：“我可不愿意让自己和两个孩子因为你的珠宝盒而被烧死。”我们急忙跑下楼去，一跑出去，我就醒了。

杜拉周期性反复出现的梦唤起了弗洛伊德的好奇心，弗洛伊德对这个梦的天才解析不仅剖析了杜拉不为人知、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梦境语言，还为我们破译了精神冰山与心灵深处的密码。

《杜拉的梦(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非学术性长篇作品。既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还是一份专业的案例分析，更是一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弗利斯，说他自己最近开始研究一位新的病人，“一个18岁的姑娘”。这个姑娘显然就是本文的主角——杜拉。

1901年1月25日，他在信中写道：“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于昨日写完。它是对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释围绕着两个梦而展开。因此它实际上是那本梦的著作（指《梦的解析》）的继续。它进一步阐述了对癔症症状的解决方法，以及对全部症状的性器官依据的考虑。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并将产生比平常更令人恐怖的影响。”

因此，《杜拉的梦(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继《梦的解析》后又一部惊世骇俗之作。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充实释梦理论，弗洛伊德撰写了这本案例分析作品。时至今日，杜拉的案例依然是精神分析史上极为重要的案例，弗洛伊德对杜拉的梦的分析，依然是释梦领域不可多得的实践范本。

PREFACE 序言

CHAPTER Ⅰ 第一章 临床描述 A Clinical Description

CHAPTER Ⅱ 第二章 第一个梦 The First Dream

CHAPTER Ⅲ 第三章 第二个梦 The Second Dream

CHAPTER Ⅵ 第四章 附录 Postscript

TRANSLATION NOTES 译后记

在我于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我曾表示过，一般地说，梦是可以进行解释的，解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用完全正确地建构起来的思想来取代这些梦，在心理事件的链条中给这些思想指定一个可以识别的位置。我希望在以下的篇幅中提供一个唯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例子，对梦进行解释的艺术似乎对此是承认的。我已经在我的那本书中（《梦的解析》）提到，我是怎样偶然发现梦的问题的。当我正努力借助于某种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来治疗精神性神经症时，这个问题却挡住了我的思路。因为，我的病人有许多其他的心理体验，而他们却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梦，这些梦似乎要求保持长期的介入关系，这些介入关系处在疾病的症状和病因学的观念之间。那时我才懂得了怎样把梦的语言用多种表达方式翻译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语言，这样，人们无需其他帮助就能理解这种语言。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种知识是精神分析的根本；因为梦是意识通过心理材料所能到达的许多道路之一，考虑到梦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心理材料与意识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而且受到了压抑，因而成为病因。简言之，梦是能够借以躲避压抑的迂回道路之一；它是人们所熟知的心灵中的间接表现方法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下面这个片段摘自一个身患癔症的少女的治疗史，这个片段旨在说明梦的解释在分析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同时，这将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以足够长的篇幅把它发表出来，以防止有人对我关于癔症之心理过程的某些看法及其器官方面的决定因素的某些看法产生进一步的误解。我再也无需为文章的冗长而道歉，因为现在人们都已经同意，癔症对医生和研究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只能通过富有同情心的探究精神才能得到满足，而不能用某种优越感或轻蔑的态度来满足。因为，

Nicht Kunst und Wissenschaft allein,Geduld will bei dem Werke sein!

（艺术和科学不能独自发挥作用；在研究中还必须表现出耐心。）

如果我打算一开始就提供一个全面而一致的病历，就会使读者置身于一个与医学观察者大不相同的境地。病人亲属的报告——在目前这个病例中，我只能提供这个18岁姑娘的父亲提供的报告——通常对发病过程提供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描述。确实，我开始治疗的时候，会要求病人向我讲述他的生活和疾病的全部故事，但即便如此，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决不足以让我看到解除这种疾病的出路。可以把第一次解释比作是一条不可以通航的河流，它的溪流有时候被一些大块的石头所阻塞，有时又会在浅滩和沙滩中分流和消失。我不禁惊叹，权威们怎么能够在癔症的病例中形成这样流利和精确的病史呢。实际上病人是不可能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报告的。确实，他们能够向医生提供关于他们生活的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大量相关的信息；但是，后面肯定跟随着另一段时期，他们对这一段时期的描述变得很干枯，留下了一些没有充填的裂隙、没有解答的谜语；然后又将出现另一段完全模糊不清，甚至连一条有用的信息也没有的时期。这些联系——甚至就是那些表面的联系——大部分也都是前后不一致的，不同事件的顺序也无法确定。甚至是在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病人也会一再地更正某一细节或某一日期，然后，或许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他们最初的话题上来。病人不可能有条不紊地讲述他们的生活史，因为这种生活史与其疾病史有一致性的关联。这不仅仅是神经症的特点，它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无法讲述的状况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病人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把他们应该讲述的一部分事情隐瞒下来——这是一些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从胆怯和羞耻的感受中恢复过来（要么就是出于谨慎，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会牵涉到其他人）：这是有意识的（conscious）不真诚。其次，病人的一部分记忆缺失的知识，在其他时候是可以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在实际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却消失了，但他们又没有做任何有意的保留：这是潜意识的（unconscious）不真诚。第三，必然会有一些真正的遗忘症（amnesias）——这是记忆中的一些空隙，不仅旧的记忆，甚至一些相当新的记忆也被遗忘了——以及一些记忆错误，这是后来形成的，旨在填补这些空隙。当这些事件本身被人们牢记在心的时候，潜藏在遗忘症背后的目的就一定能够通过破坏某种联系而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某种联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事件的年代顺序而被打断。现已证明，后者总是记忆储藏中最脆弱的成分，而且是最容易受到压抑的成分。再说一遍，我们遇到了许多回忆，它们都是可以被描述为处在压抑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被怀疑所包围着。在较后期阶段这些怀疑就会被失去记忆或记忆的歪曲所取代。（P14-19）

1895年和1896年，我对癔症（hysteria——俗称歇斯底里症——中文译者注）症状的发病机理和在癔症中出现的心理过程提出了某些见解。从那时起，几年的时光又过去了。因此，现在提出要通过详细地报道一个病例的历史及其治疗过程来证实这些见解，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先做一些介绍性的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证明我所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合理的。另一个是，可以削弱它将引起的期待。

我被迫出版我的这些研究结果，没有任何可能使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和核查，尤其这些结果是如此令人吃惊，而且根本就没有令人满意的特征，这无疑很令人尴尬。但是，现在我要开始提供一些材料，使我的结论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人们基于对这个世界的判断而更容易理解我的结论，这样就不太尴尬了。我并不是要用这种手段来逃避人们的指责。只不过，以前人们指责的是我没有提供有关我的病人的任何信息，而现在我将要受到的指责却是，提供了不应该提供的关于我的病人的信息。我只能希望，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批评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改变了指责的借口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提前做好准备，可能会放弃接受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即使我不理会此类心胸狭窄的批评所抱有的不良意愿，对我来说，把我的这些病例分析呈现在公众面前，也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些困难部分地源自技术方面，但也部分地归咎于环境本身的性质。如果癔症紊乱的原因确实可以在病人的心理-性欲生活的亲密性中发现，如果癔症的症状确实是他们最秘密的和被压抑之愿望的表现，那么，对一个癔症案例进行完整的阐释，就必然牵涉到对这些亲密性的揭露，就必然要背叛这些秘密。当然，如果这些病人想到他们的开诚布公有可能会被用于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把这些秘密说出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要求他们本人同意发表他们的病例根本就没有用。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病体虚弱的人，以及那些只是有点胆怯的人，就会首先要求医生在医疗处理权限内尽职尽责，就会后悔地宣称他们不可能给科学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启示。但在我看来，医生所承担的职责不仅是针对个别病人，也针对科学；他对科学负责，最终也不过是意味着他要对许多其他病人负责，这些病人正患有此病症或者有一天会患上相同的心理失调症。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医生有责任发表他相信自己已经了解到的关于癔症的病因和结构的东西，如果他为了避免引起对某一个病人造成直接的个人伤害，就不这样做，那么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懦弱。我认为我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我的病人遭受这种伤害。我已经挑选出一个人，她的生活所在地不是维也纳，而是在一个遥远省份的城镇里，因此其个人信息在维也纳也无人知晓。我从一开始就把她接受我的治疗这个事实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秘密来保守，只有另一个医生——我完全相信其判断力的一个医生——才能觉察到这个姑娘是我的一个病人。自从治疗结束以来我已经等待了整整四年，并且推迟发表这个病例，直到我听说这个病人的生活特点发生了某种变化，使我能够假设，现在她对所发生的某种事件的兴趣和对与此有关的心理事件的兴趣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毋庸赘言，我不提供任何姓名，以免使非医学的读者获得追踪的线索；再者，在一份纯科学技术的期刊上发表这个未经患者授权的病例，还可以保证使这位病人无法看到。诚然，如果这位病人自己的病例分析偶然落在她的手里，我当然无法避免她的痛苦。但是，从这个她毫不知情的病例中她将什么东西也了解不到；她可能会自问，除了自己之外，谁还能从中发现她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呢。

……

面对分析结果的不完善，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遵循那些发现者的足迹，是他们的好运使那些残缺不全的古代遗物、那些被长期掩埋的无价之宝得以重见天日。我已经把失去的东西恢复了，采用的是我所知道的源自其他分析的最好的模型；但是，就像一个有良心的考古学家一样，我并没有忘记提一下，每一种案例中那些真实可信的部分是从哪里结束，以及我的建构是从哪里开始的。

还有另一种不完善，是我自己有意引入进来的。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再现病人的联想和交流所不得不接受的那种解释过程，而只是再现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除了那些梦之外，分析工作的技术只在极少数场合被揭示出来。在这个病历中，我的目的是想要证明某种神经症紊乱的内部结构以及对其症状的确定；如果我同时尝试完成其他任务，那么，这样做除了导致毫无希望的混乱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大多数技术规则都是通过临床经验获得的，在能够恰当地制定技术规则之前，有必要从大量的治疗病历中收集材料。不过，由于忽略这种技术而导致治疗时间的缩短，对这种缩短的程度不应在这个特殊的病例中进行夸大。我从未和病人一起讨论过的恰恰就是这部分最困难的技术工作；在这个病历的末尾才开始考虑的“移情”因素在这样简短的治疗过程中还没有提出来讨论。

至于这份报告中的第三种不完善，病人和作者都不应该为此负责。相反，即便某一个病历很完整，而且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也显然不可能解答从癔症的问题中产生出来的所有问题。它不可能对各种类型的疾病中所有诸如此类的紊乱、对各种形式的所有神经症的内部结构、对在癔症中发现的心理和躯体之间的所有各种可能的关系，都提供某种深刻的洞见。期望从某一个单一的病例中获得比它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是不公平的。迄今为止，如果有人一直不愿意相信心理性欲病因学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癔症，那么，他也可能通过观察某一个单一的病历就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自己的研究使他有权利相信的时候，他才会更好地做出判断。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也被称为20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自从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派创立以来，100多年的风云变幻，它仍然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思潮之一，而且在弗洛伊德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又演变派生出大大小小100多个新精神分析的流派和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医学、心理咨询和治疗等许多学科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研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可以使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能从其深邃的精神分析学说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心灵启示。当然，精神分析学说因为过分强调人的生物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在其诞生之后的100多年里也同样颇受质疑和诟病。其后诞生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就是在对其观点和学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作为学者，我们不应使自己囿于道听途说的他人解读之中，而是应该有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理性分析，这就要从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探索其理论观点和分析实践的真实本质。

本书是继弗洛伊德的成名作《梦的解析》（1900年）之后，为了进一步论证释梦理论而撰写的一本病例分析的小册子，也是弗洛伊德一生所系统分析过的少数重要病例之一。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是对一个癔症病例的片段分析，但书中的情节描述真实感人、分析详尽透彻。不仅专业人士会从中获得积极的学术启迪，就是普通读者也能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体味到精神分析的无穷魅力。尽管学术界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同争论，但是，如果读者想要得出自己的看法，还是应该从弗洛伊德的原著中找到论点。

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研究西方心理学史，从1985年在北京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精神分析心理学，因此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著作有较多的涉猎。《弗洛伊德全集》英文版共24卷，德文版27卷，但我国目前尚未出版中文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实属学界一大憾事。我读过弗洛伊德的大部分主要著作，在跟随车文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翻译和校对了100多万字的弗洛伊德原著，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中，我多次看到弗洛伊德对这个案例所做的简要说明。我国台湾学者很早就有这本书的专门译本，使用的名称就是“少女杜拉的故事”。但由于弗洛伊德使用的书名是“对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因此，本书在将其翻译成中文简体版的过程中，也将弗洛伊德的原书名作为本译著的副标题列出。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的李佳编辑邀请我翻译本书，使我有机会重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精髓。这本书就像一本小说，内容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其中的分析层层递进，颇有意味，读来发人深省。

弗洛伊德敢于突破传统，冲破世俗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就很值得我们回味。愿本书的读者能从这本小书中获得某种思想的启迪。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