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颠覆性巨著，标志着20世纪时代思想的转折，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因此出现了巨大的转向。

一场人类意识探索的盛宴，一次刷新阅读体验的脑力挑战。有如悬疑小说一般娴熟的叙事技巧，在哲学和科学的交界处跳着踢踏舞。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著的《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精)/达马西奥情绪与人性系列》揭示情绪的奥秘，重新审视人类理性。打破身心二元论，开启具身新时代。

国内外众多知名神经科学家及诺奖得主集体盛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倾情作序！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小兰、北京大学脑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周晓林、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周仁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宁向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卫·休伯尔联袂推荐！

在20世纪，笛卡尔推崇的身心二元论占据主流。二元论拒绝承认情绪在理性决策中的作用，认为情绪是理性思考的杂音。然而，既是临床医生又是神经科学家的达马西奥，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性决策离不开对身体情绪状态的感受。这一论断简单却有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配西方几百年的身心二元论。自《笛卡尔的错误》出版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精)/达马西奥情绪与人性系列》中，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教授通过丰富的临床案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绪在人类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的躯体标记假设，为身心之间的联结提供了当代科学的确证，把虚无缥缈的心智转变为具体可感的实在之物。为我们思考人类的理性和意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

书中丰富的临床案例和富有洞见的理论假设，共同为我们带来一场人类意识探索的盛宴。达马西奥教授带领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带领我们走进人类理性的深层结构之中。

推荐序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

序言 在推理中发现情绪

导论 情绪、感受与躯体

第一部分 悲剧带来的启示

 01 盖奇的幸运与不幸

 02 盖奇大脑结构探秘

 03 现代版的盖奇

 04 更多病例证据

第二部分 聚焦情绪和感受

 05 一些可能的解释

 06 基本生物调节过程

 07 情绪和感受

 08 躯体标记假设

第三部分 彻底颠覆二元论

 09 检验躯体标记假设

 10 为躯体服务的大脑

 11 推理中潜藏的激情

后记 处于冲突中的人类心灵

注释与参考文献

致谢

译者后记

笛卡尔的错误

如果不提及笛卡尔这位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极具影响的科学家，不提及他在身、心、脑三者方面的观点，我就无法向大家呈现本部分内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关注的是笛卡尔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以及这个观点的几个现代变体。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心智与大脑有关，但仅限于将心智看作软件程序，运行在一个称为大脑的计算机硬件上；或者大脑和躯体是相关的，但只是说前者必须要在后者的生命支持下才能生存。

那么笛卡尔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呢？还是用更好的说法，不礼貌、不友好地问一句，笛卡尔到底哪一点错了呢？有人可能会先抱怨并责备他让生物学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机械论作为生命过程的解释模式。但这也许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会继续转向那句“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其首次出现于1637年法文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第四部分，还有1644年拉丁文版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第1部分中。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所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 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res extensa)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

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一个基本的意识出现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心智；如果心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思考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进而用语言来沟通和组织思维也成为可能。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存在”是先于“思考”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后再思考，我们存在之后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思考只因我们存在，因为思考的确是由生物的结构和运作所引发的。

当我们把笛卡尔的声明放回到它所属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想一会儿，是否这句话的含义与现在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可以看一看，是否这句话只是对感受和推理的一种肯定，而并没有涉及其起源、成分和时间特征呢？是否这句话只是笛卡尔为了调和宗教压力而创造的呢？后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无从证实这一可能。笛卡尔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墓碑碑词，“Bene quilatuit, bene vixit,”其意义是“隐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这句话来自欧维德（Ovid）的《哀怨集》（Tristia，3.4.25），难道笛卡尔隐秘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吗？对于前者，我认为笛卡尔写的就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他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定无疑，且任何质疑都无法动摇它：

……评论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确定无疑，即便是特别刁钻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动摇它，我决定，将其作为我追求的哲学的首要原则。

这里，笛卡尔在为自己的哲学打下逻辑基础，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Fallor ergo sum）相类似。在下面几段中，笛卡尔明确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据此，我知道“我”是一种物质，其全部本质或性质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所以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独立于个体，比后者更容易理解；即使没有躯体，灵魂也不会消亡。

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个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个鸿沟；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极为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抓着笛卡尔不放，为什么不选择柏拉图？柏拉图对躯体和心智的看法更为激进，《斐多篇》（Phaedo）就可以体现这一说法。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抓住笛卡尔这个错误？毕竟，他的一些其他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如他认为热量使血液循环，还有血液中的细小颗粒蒸发成“动物精神”，从而使肌肉运动。为什么不攻击这两个错误？原因很简单：我们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血液循环的方式和原因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是考虑到心智、大脑和躯体的问题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笛卡尔的错误还是极具影响力。对于许多人来说，笛卡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进行重新审视。（P233-235）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

——序达马西奥著作五种中译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大约15年前，我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谊宾馆吃午餐，他来北京大学参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的系列演讲活动。闲聊一小时，我的印象是，给这位实验经济学家留下较深印象的脑科学家只有一位，那就是达马西奥。其实，达马西奥至少有三本畅销书令许多经济学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罗斯。大约2011年，索罗斯想必是买了不少达马西奥的书送给他的经济学朋友，于是达马西奥那年才会为一群经济学家演讲，并介绍自己2010年的新书《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议的直译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识脑的建构”），同时主持人希望达马西奥向经济学家们介绍他此前写的另外两本畅销书，即《寻找斯宾诺莎》（2003）和《笛卡尔的错误》（1995），后者可能也是索罗斯特别喜欢的书。索罗斯总共送给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尔的错误》。笛卡尔是近代西方思想传统的“理性建构主义”宗师，所以哈耶克追溯“社会主义的谬误”至360年前的笛卡尔也不算“过火”。索罗斯喜爱达马西奥，与哈耶克批判笛卡尔的理由是同源的。

脑科学家达马西奥，在我这类经济学家的阅读范围里，可与年长五岁的脑科学家加扎尼加相提并论，都被列为“泰斗”。术业有专攻，达马西奥主要研究情感脑，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脑。“情感”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绪，“理性”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远比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更宽泛，王国维试图译为“理由”，梁漱溟试图译为“性理”（沿袭宋明理学和古代儒学传统），我则直接译为“情理”，以区分于西方的“理性”。标志着达马西奥的情感与理性“融合”思路的畅销书，是 1999 年出版的《感受发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我的直译是：“发生什么的感觉：身体与情绪生成意识”）。达马西奥融合理性与感性的思路的顶峰，或许就是他2018 年即将出版的新书《生命的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 Feeling,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译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与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广播对话中，达马西奥承认斯宾诺莎对他的科学研究思路有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为了融入斯宾诺莎，他与妻子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去“寻找斯宾诺莎”。他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开篇就描写了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宾诺莎故居门前，想象这位伟大高贵的思想者当时如何被逐出教门，又如何拒绝莱布尼茨亲自送来的教授聘书，想象他如何独立不羁，终日笼罩在玻璃粉尘之中打磨光学镜片，并死于肺痨。如果这两位伟大的脑科学家知道陈寅恪写于王国维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将这一名言写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扉页。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情感学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对达马西奥产生的影响，不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晚年达马西奥的问题意识，很明显地，从神经科学转入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再转入“文化”或“广义文化”（人类以及远比人类低级的生物社会的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为生活提供意义，广义文化常常隐含地表达着行为对生命的意义。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开始于10亿年前的真核细胞。达马西奥和我都相信（参阅我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原始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结果。并且，我们都认为广义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合作”——我宣称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达马西奥认为关于合作行为的“算法”是10亿年演化的产物，虽然，这样的广义文化将世界表达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细胞的演化阶段（大约20亿年前），很可能“线粒体”细胞与“DNA”细胞相互吞噬的行为达成僵局，于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细胞，而这样的细胞，基于共生演化或合作，确实看起来很奇怪。他把这一猜测，写在 2018 年的新书里。不过，早在2011年，哈佛大学诺瓦克（Nowak）小组的仿真计算表明，在几千种可能的“道德”规范当中，只有几种形成合作的规范是“演化优胜”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细胞膜围成的内环境，只要有了“内环境稳态”（homeostasis），只要在生存情境里有可能偏离这一稳态，就有试图恢复这一稳态的生命行为，不论是否表达为“情绪”、“意象”或“偏好”（喜欢与厌恶）。因此，生命行为或（由于算法）被定义为“生命”的任何种类的行为，可视为是“内平衡”维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学的、神经递质的，于是，在物理现象与生命现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根据演化学说，在原始情绪与高级情感之间也不存在鸿沟。在融合思路的顶峰，达马西奥推测，从生命现象（“脑”和“心智”）涌现的意识现象，以及从意识现象（基于“自我意识”）涌现的“精神现象”，都可从上述的演化过程中得到解释。个体与环境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妨用这篇序言开篇提及的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达，概括为“演化理性”，又称为“生态理性”。

精神现象，在20世纪的“新精神运动”之前的数千年里，主要表达为“宗教”——个体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还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在当代心理学视角下，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处理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个体而言，广义的环境是宇宙，或称为“整全”，中国人也称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为“太一”命名，因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穷尽整全，于是都算“亵渎”。初始的信仰，就是对个体生命在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内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个体和族群得以繁衍而产生的恩典感。个性弘扬，抗拒宗教对信仰的束缚，诸如路德的改革，于是个体生命可以表达与神圣“太一”合体的感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归根结底，还是个体要处理它与“整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套关系是连续的谱系，从低级的细胞膜行为——称为“情绪”，演化为高级的信仰行为——称为“精神”。

我认为达马西奥的这几本书，或许远比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更容易读懂。众所周知，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优秀译文难得。谨以此序，为湛庐文化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义支持。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发端于去年和汪丁丁老师的一次聊天，我们有感于国内认知神经科学书籍的匮乏以及现有书籍翻译质量的欠缺。考虑到我的背景（经济学本科，认知心理学研究生），权衡之下，我选择翻译这本认知神经科学的经典书目。在此之前，我已经参与过三本认知神经科学教材的翻译工作，本以为这次翻译也会一帆风顺，没想到却遇到不少问题：首先是时间上的，翻译工作正好赶上我今年最忙的时候，每天晚上，只有在实验室工作完成之后，我才能开始翻译工作，期间还要复习考试，时常感叹分身乏术：另外，本书的语言相当考究，与我平日阅读的论文和教科书风格大为不同，对于从未在英语文化中浸染长居的我而言，许多语句只有在反复思忖之后，才能推敲出其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本书作者达马西奥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先驱，也是最早用脑损伤病人来研究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的学者，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反复引用他在本书中提到的研究，其早年每篇相关论文均有非常高的引用量，曾被评为最高被引学者之一。当然，随着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或者说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兴起，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本书中提到的实验，会有新的理解。例如，本书中的提到的翻纸牌实验，实质上是一个学习问题（Iearning），而额叶损伤患者的行为，可以在学习这个框架下被分解为不同的成分，如学习速率（Iearning rate），预期误差（predictionerror），预期奖赏（expected reward），等等，在强化学习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对这些脑损伤患者的行为做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追踪这一领域的发展。

最后，我想致谢北大国发院的汪丁丁老师。汪老师是我进入认知神经科学的领路人，如果四年前，我没有偶然进入汪老师的行为经济学课堂，此刻的我恐怕会走上完全不同的科研道路。此外，在这几个月的翻译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天晴的帮助，在最忙碌的月份，感谢她帮忙仔细校阅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此外，我还得到了同学勉小玲的协助。在这里祝愿她们之后的学习工作一切顺利；我还要感谢我当时的导师，北大心理系朱露莎的理解和支持；另外，我还要感谢湛庐文化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最后，希望广大读者可以籍由本书体会到认知神经科学的奥秘与乐趣。

殷云露 于薄扶林香港大学梁銶琚楼

《笛卡尔的错误》是探讨身心关系这一心理学基本问题的杰作。达马西奥教授通过丰富的病例研究和理论假设，厘清躯体与心智、情绪与推理的关系，揭示了情绪和感受在理性思考和社会行为中的关键作用，非常值得一读。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与许多哲学家一样，达马西奥挑战了二元论，主张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身体的灵魂。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他系统研究了额叶脑损伤的患者，用实证数据阐述了情绪、推理与大脑的关系。对深奥的哲学命题，《笛卡尔的错误》却能用故事般的描述加以论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若你也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充满好奇，你必定会为达马西奥清晰、风趣、富有哲理的论述而深深着迷。

——周晓林 北京大学脑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脑是心理现象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心理科学领域的基本命题之一。即使在今天，强化这种观点的趋势仍在持续，中国、美国、欧盟等对脑科学的高度重视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但达马西奥用他毕生的研究告诉我们：心智的产生离不开躯体，对躯体状态的感受构建了我们的情绪，对情绪的感受则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行为得体、礼仪有度。

——周仁来 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

达马西奥在阐释人类抉择行为及其个体差异的脑机制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他创立的理论，为将各种脑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心智和意识的产生，开拓了新的思路。

——李武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们接受的很多观念，其底色是笛卡尔打的。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为了我们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的方法论。当达马西奥对这一切提出具有颠覆意义的看法时，我的反应是震惊；当达马西奥提出严肃证据时，我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大时刻。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最终，这位享誉世界的神经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整合。他的观点建立在对大脑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像工程师那样企图进行重新设计。这本书作为经典当之无愧。

——大卫·休伯尔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