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玛利亚布隆修道院的大门前，有一个由成对的小圆柱支撑着的拱顶；拱顶外边，紧挨着大路，耸立着一株栗子树——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是很多年前一位罗马的朝圣者带到这里来的。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大路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地摇曳抖动。春天，周围一片绿色，连修道院内的核桃树都已经长出淡红色的嫩叶，这株栗子树却仍然光秃秃的；到夜晚最短的夏季，它才从一簇簇树叶中开出泛着淡青色微光的、形状与众不同的花朵，散发出一股股酸涩的闷香；十月里，水果和葡萄已经收完，秋风才从那渐渐变黄了的树冠中把那些带刺的果实摇落。出生在意大利邻近地区的副院长格雷戈尔便用自己房中的壁炉烤食这些果实，修道院中的男孩子们便为争夺它们而扭滚在一起，可是栗子并非每年都能成熟。这株栗子树的树冠，在修道院入口处的上空奇特而多情地拂动着，宛如一位来自异乡的思想细腻而多愁善感的客人。在它和大门口那些修长的成对的小圆石柱之间，在它和拱窗上那些石头雕饰、壁架和立柱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同样受到意大利人和拉丁文学者的喜爱，但却让本地居民视为异己。
在这株来自异国的树下，已经走过好几代的修道院学生。他们腋下夹着习字板，一边走，一边谈笑嬉闹，争论不休，而随着季节的变换，有时赤着脚，有时穿着鞋，有时嘴上叼着一枝花，有时口里咬着一枚核桃，有时手中攥着一个雪球儿。新的学生不断到来，隔几年就换一批面孔，但大多数却彼此相像，都是些金黄色的小卷毛儿。有的毕业后留下来，先当试修士，再当修士，削了发，穿上修士衣，系上丝腰带，研读经典，指点学生，直到老，直到死。另一些学习期满就由父母领走，回到骑士的城堡，回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家中，奔向世界，享乐的享乐，干活的干活，偶尔回修道院来作客，后来成了家，又送自己的小儿子来当神父们的学生，并且仰头向这株栗子树瞥上一眼，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充满感慨，最后又各自归去。在修道院那一间间的卧室里和大厅中，在那端庄的圆拱窗和红石凿成的笔直的成对圆柱之间，总有人在生活、授课、钻研、管理、统治。在这儿曾从事各种各样的艺术和科学，并且代代相传，有虔诚的和世俗的，有光明的和阴暗的。也编写和诠释书籍，想出来种种的体系，搜集古人的著述，临摹名画的真迹，培养民众的信仰，嘲笑民众的信仰。博学与虔诚，单纯与狡诈，福音的智慧与希腊人的智慧，圣迹与邪术，在这儿统统得到一定的施展，各自适得其所。这儿既可隐居和苦修，又可进行社交和享乐，至于是前者占上风或是后者大行其道，都取决于当时的院长是个怎样的人以及时代的潮流如何。这座修道院之所以出名和朝拜者不断，有一阵子是因为它有一些驱魔师和能识别精怪的修士，有一阵子是因为它有美妙的音乐，有一阵子是因为它的某个神父妙手回春，能治百病，有一阵子又因为它的梭子鱼汤和鹿肝包子可口得很……总之，它在每个时代都总是有所擅长。而且，在它众多的修士和学生中间，在这些或者虔诚，或者冷淡，或者吃斋，或者肥胖的人中间，在这些留在修道院中生活一辈子的人中间，任何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特殊人物，大家要么爱他，要么怕他，他显得出类拔萃，叫大家久久惦念，虽然同时代的其他人早已被忘记得干干净净。
眼下，在玛利亚布隆修道院里，也有这样两位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就是一老一少。在那些充斥在寝室、教堂和课室的同伴中间，他俩是无人不知道，无人不敬重的。老的一位是院长达尼埃尔，年轻的一位是个叫纳尔奇思的学生。这小伙子前不久才当上试修士，但由于才华出众，特别是希腊文异常好，已经被破格任命为教师。这两个人，一位院长一位试修士，在院内都举足轻重，都为众人所瞩目和好奇，钦佩和羡慕，同时也暗中受到诽谤。
院长为大多数师生所热爱，他没有冤家，为人极为善良、忠厚、谦虚。只有院里的学者们在对他的爱戴中带有一点轻蔑，因为达尼埃尔院长尽可以成为一位圣者，却不是一位学者。就算他的忠厚是一种智慧，可他的拉丁文毕竟很糟，而对希腊文干脆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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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师从导师冯至研究歌德。一连两三年接触的都是《浮士德》等古典作品，尽管重新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收获不小，可不久还是动了换换口味，尝试一下翻泽现代作家的作品的念头。
某天我走访同在外文所的中北欧研究室的学长张佩芬，便向她和她的先生李文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请他们推荐一部不太长也不太难，但值得介绍的现代德语文学经典给我。
“那你就试着译一下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吧。这本书在美国、日本影响巨大，也应该有好的中译本。”张佩芬是我国研究赫尔曼·黑塞的专家，她听了我的话稍作沉吟后说。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本书我此前不但没有读过，甚至连名字也未曾听说。然而我信赖一向对自己友善的张佩芬，于是很快找到赫尔曼·黑塞这部小说细心研读起来，谁知一读便再也放不下了。
在京郊铁狮子坟，在社科院一帮老研究生寄居的北师大学生宿舍里，我用不到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夜以继日地译啊译啊，一气呵成译完了这部二十万字的小说。那年头还只能用钢笔一笔二画地往稿纸上写，一天十多个小时写下来不可能不累，但是心里却异常痛快、得意和满足。坦白交代，我真是所谓的一稿清，没像前两年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似的小心翼翼地改了又改，抄了再抄。
好个一气呵成！好个一稿清！谁料想正在得意之时，我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天旋地转，恶心得直想呕吐。不得已我找了些感冒药来对付，几天后竟终于熬了过去。四十出头毕竟还年轻啊！直到近些年才闹清楚，那是一天到晚埋着头爬格子，闹下颈椎病啦。
我原先认为这本书的书名仅由两个外国人的名字构成，显得既平淡又冗长，会让人觉得小说内容枯燥乏味无疑。加之作者赫尔曼·黑塞当时在中国还没多大名气，说实话我颇有些担心自己这部译著会遭到读者冷遇。殊不知情况恰恰相反。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部我冒着酷暑潜心赶译出来的小说，它竟受到许多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关注和青睐，成了当年我仅次于《少年维特的烦恼》最受欢迎的译作。特别是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更是喜欢它：著名旅德画家程丛林告诉我，当时他们在四川美院的同学曾经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四川日报》的文学编辑李中茂则一下子“抢购”了十本，为的是公诸同好；有一年夏天，一位在边远苦寒地区某师范学校工作的藏族青年带着女友来重庆的歌乐山麓看我，给我献上一条雪白的哈达，就因为我是那本给了他人生启示和力量的黑塞小说的译者。最近又在《光明日报》2001年4月19日的“书缘”版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王以培坦陈《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对自己的巨大影响，还径直把他和他的朋友诗人西蒙比作书中的一对主人公。
岂止青年。在余秋雨流传甚广的《文化苦旅》中有这么一段让我喜出望外的文字：
什么时候，那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秘密？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人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爿ss und GOJ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画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莫高窟》)
出于对张佩芬的感激，我一改译著几乎都自己作序的习惯，恭请她为我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写了序。
尽管我的译笔和格调特别受到德语文学评论家叶隽博士的高度评价，我对自己近三十年前的“一气呵成”和“一稿清”却长期以来心有戚戚，早就动了修订、润色的念头。要知道，比其问世早两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尽管翻译时认真得多，初版后也已经修订过不止一次啦。
现在终于等来了修订《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契机：
我应出版公司之邀，翻译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于是趁此机会了却自己修订《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夙愿。
我这次修订十分认真，正文修改、润色近千处。经过反复斟酌、推敲，我把主人公名字的音译改作纳尔奇思和歌尔得蒙，书名也就成了《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目的不仅是让人一眼看出这是修订本，而且也让两位主人公更加名如其人一点。
赫尔曼·黑塞著的《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讲述：修道院里，纳尔奇思才华过人，深得院长达尼埃尔喜爱。新来的学生歌尔得蒙自幼失去母亲，立志侍奉上帝。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成了朋友。纳尔奇思在歌尔得蒙身上发现了与修道院精神完全相悖的气质，劝告他放弃苦修和戒条的束缚，回归他的母亲赋予他的本性之中，成为灵感充沛的人。一次意外邂逅之后，歌尔得蒙惊觉自己身上的浪漫秉性，决定开始流浪的生涯。他到处流浪，历经欢乐与艰辛，流浪使他逐步成熟。有一天，歌尔得蒙因被一座圣母像的美所震撼，激发了体内深藏的创作天赋，他开始拜师求学，沉潜到雕刻艺术中。最终，他又回到自己的挚友和师长纳尔奇思的身边，两人分别以灵感和理性启发对方，终于使歌尔得蒙掌握了化瞬间为永恒的艺术法则，雕出了完美塑像。然而，浪漫的天性仍然驱使歌尔得蒙去追逐爱情和最后的幻想，歌尔得蒙再次外出游行，去寻找当年的情人。途中他染上重病。纳尔奇思在他临终前表示对他的友爱，使他怀着幸福感死去。
《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是赫尔曼·黑塞1930年出版的力作，是作者本人很喜欢的小说之一。在法国玛利亚布隆修道院里，有两位年轻的试修士，一个名叫纳尔奇思，一个叫作歌尔得蒙。年轻的纳尔奇思才华过人，深得院长达尼埃尔喜爱。新来的学生歌尔得蒙却迷恋世俗生活，他们虽成了精神上的知己，但歌尔得蒙无视纳尔奇思的说教，偷偷去村里饮酒作乐、与姑娘幽会，接着又逃出修道院，到处流浪，历经欢乐与艰辛；漫游使他逐步成熟，后因爱上总督的情妇而被判死刑。做了修道院院长的纳尔齐斯把他从狱中救出，让他从事雕塑艺术。后来，歌尔得蒙再次外出游行，途中染上重病，纳尔奇思在他临终前表示对他的友爱，使他怀着幸福死去。小说表现了两种不同人性的冲突，实则也可看作是每个人内心关于禁欲与享乐的矛盾，后来在探索理想过程中获得了和谐的统一。有评论家称它是“融合了知识和爱情的美丽的浮士德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