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复杂的幸事
在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根据史诗《奥德赛》（Odyssey）改编的剧本（Odysseus und die Schweine: das Unbehagen an der Kultur）中，有一个著名的片段，水手在被女巫喀耳刻（Circe）施了妖术变成猪后，沉湎于现状，坚决反对奥德修斯破除魔法使他们恢复人形的种种努力。在奥德修斯告诉他们他已经发现能破除魔咒的魔草，他们不久就能恢复人身后，那些猪身水手快速跑开躲避起来，以使这个热心的救世主无法赶上他们。奥德修斯最终设法诱捕了其中的一头猪；神奇的魔草一擦拭到它的身体，其中的一个水手艾尔奔诺罗斯（Elpenoros）就从粗糙的兽皮中解放出来了。根据各种通常的说法，正如福伊希特万格认为的，“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无论是在摔跤还是在智力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获得了解放的艾尔奔诺罗斯，不但不感谢奥德修斯对他的解救，反而愤怒地攻击他的“解救者”：
现在你给我滚，你这个恶棍，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难道你还想纠缠我们？难道你还要将我们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逼迫我们的心灵要一直接受新的决定吗？我是如此快乐，我可以在泥泞中翻滚，在阳光中沐浴，我可以狂饮滥吃，可以鼾声震天，可以龇牙乱叫，你为什么来这？！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到以前我过的可恶的生活中？“我打算做什么，这件事还是那件事？”对这些问题，我不用思考，也用不着怀疑。
解放是一件喜事还是一次灾祸？是一次伪装成幸事的灾祸还是一件因为害怕而把它当成灾祸的喜事？在现代时期——在这个时期，“解放”被放在政治改革日程的首位，一旦足够清楚地认识到实现自由的过程是缓慢的，“自由”也就会被放在价值清单的最前头，尽管这意味着喜爱它并不会情愿去欢迎它——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个问题会一直萦绕在思想家的脑中。可以给出两类答案。第一类答案怀疑“普通平民”对自由是否准备就绪。正如美国作家亚加（Herbert Sebastian Agar）在《1942年，一个伟大的时刻》（A Time for Greatness，1942）中指出的，“使人自由的真理通常是人们不愿听的真理”。第二类答案倾向于认为，当人们怀疑提供的自由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时，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一类答案，时断时续地激起对那些误入歧途、因被欺骗而放弃了获取自由机会的人们的同情，或是对那些不愿意承担与真正自治和维护自我权利相伴而来的风险和责任的“大众”表示蔑视和愤慨。马尔库塞的抱怨既二者兼有，也是对生活状况已接近富足的不自由的人对不自由状态的明显顺从屈服而进行的一种责备。而其他盛行的类似牢骚的言论，却已经堕落成了弱势阶级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是用“有”来代替“是”，用“是”来取代“行动”）和“大众文化”[这是一场因这样一种“文化产业”而导致的集体性的脑损伤——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就是：在那样一些地方，它们本来应该由对温和与轻灵之激情来占领，应该由使二者占据优势地位之激情来占领，这种文化产业却培植出了对娱乐和欢娱的渴望]。（P49-51）
齐格蒙特·鲍曼算得上是与赖特·米尔斯、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比肩的社会学巨头。并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科联系而是深刻的道义热情，使他们彼此紧密相连。
——《当代政治》
《流动的现代性》是齐格蒙特·鲍曼对世界现状所做的表述，书中呈现的观点与前人对“固态”的现代性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位能够着眼于深刻揭示个人经验的原创作者。
——丹尼斯·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这部著作标志着鲍曼研究计划的一个重要进展。他似乎要努力把知识分子带回到“游戏”中，并嘲弄他们的消极态度。鲍曼希望社会批评家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展示个体与社会、私域与公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重新诠释，以及集市精神如何被恢复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而发挥引领作用。
——《英国社会学杂志》
鲍曼清晰地描绘了一个他刻意避免提及的术语，即别人口中的“后现代情境”。对于任何对文化批评感兴趣的人来说，他的分析都是十分重要的。
——卡泰丽娜·诺林-伯拉格《宗教研究评论》
当十多年前我试图分析“流动性”这一隐喻应用于当今生活形态的意义之际，其中一个让我久久挥之不去和坚决抗拒揭开神秘面纱的谜团，是流动一现代的人类状况之地位：它是行将到来的事物的一种宣告、一个雏形、一个凶兆还是一种征象？或者毋宁说，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转瞬即逝的——也是未竞的、不完整的、不一致的——过渡性安排，一个介于两种应对人类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之挑战的截然不同却又可行、持久、完整、一致的答案之间的过渡地带？
迄今为止，我对解开这一谜团还毫无进展。不过，我还是日趋倾向于这样推测：我们现今发觉自己还处于“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处理事情的老办法不再奏效，过去习得和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和更加适合于新情况的新生活方式又尚未发现、就位和发挥作用……我们还不清楚现存的哪种方式和背景需被“液化”与替代，尽管没有一种方式和背景似乎可以免于批评，尽管(几乎)所有方式都曾在某一时刻被打上了待弃标记。
最为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先辈们不同，对于我们正欲抵达的“目的地”，我们缺乏清晰的认识，而对这种图景的认识，必将成为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管辖权的一个模型……相反，对于最近这个大麻烦，我们却只能在黑暗中试验和摸索。通过关闭火力发电厂并代之以核电站我们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污染，只是又使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泄漏幽灵再度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已经感觉而非知晓(只是我们许多人拒绝承认)，能力(即做事情的能力)已经远离政治(即决定必须做哪些事、先做哪些事的能力)，而且我们除了对要“做什么事情”感到困惑之外，现在还对“谁应去做这些事情”感到迷茫，对此我们同样只是感觉而非知晓。考虑到我们所面临问题在范围、成因及结果诸方面的全球性，先辈们传给我们执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专门机构既受到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束缚，而且数量也明显不足……
我们当然一如从前那样现代。不过，这些现代的“我们”近年来在数量上却有了惊人的增长。我们完全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星球上每一个部分或者几乎每一个部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变为现代人。这也意味着今天与一二十年前不同，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除了鲜有的几个例外，都在顺应一场现今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包括持续扩大的人口过剩和它必将导致的社会紧张。
现代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恰恰是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成为“现代”意思是指急切地、强迫性地去进行现代化；不只是“成为”，更别说使其身份保持不变，而且是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避免完成，保持未定状态。旧结构一被宣告落伍或一过有效期就失效，取而代之的每一个新结构，都只是另一次被承认为暂时性的、“有待进一步通知”的短暂安排。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时间，一直处于“事后”(post-something)状态这也是现代性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随着时间流逝，“现代性”以传奇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的方式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前些时间被(错误地)称为“后现代性”而我则更加切中要害地称之为“流动现代性”的东西，是对变化就是恒久而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一百年前“成为现代”意指追求“最终的完美状态”——现在却是指永无休止的改进，既没有“终极状态”也别无所求。
无论是早些时候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固定性VS·流动性”之难题是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我把这两种状态视为一对由辩证关联性联结在一起的不可分离的组合(当利奥塔研究指出，如果人们没有先成为后现代就不可能成为现代之时，可能他心里所指的那种关联性……)。毕竟，正是对事物和状态固定性的追求，通常引起、维持和指引着液化；流动性并非一个对手而只是追求固定性引发的效应，它并没有其他的家族渊源，甚至(即使)它的家族都可能拒绝承认这一子孙后代的正统性。相应地，正是其渗流、渗漏和流动的变动不居状态在推动着冷却、阻尼、铸模的诸种努力。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将现代性区分为“固态的”和“流动的”两个阶段的话(即是指，按连续性的次序来安排它们)，那么就是这种努力背后或隐或显的目的之变化。
……
杰里米·雷格特(Jeremy Leggett)在2010年1月23日的((卫报》上沿着杰克逊的线索指出，一种持续的繁荣(与难逃一死或纯属自杀式的繁荣相对)需要在“富足的常规陷阱之外”去寻找(而且我要补充一点，要在原料与能源的使用／误用／滥用的恶性循环之外去寻找)：在亲戚、家庭、邻里、社群、生活意义之中去寻找，在一个“珍视未来的运转的社会中”公认的、深奥的、神圣的使命中去寻找。杰克逊本人也坦率、冷静地承认：对经济增长进行质疑是一种“疯子、理想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行为”，是冒险的，既令人担忧却又充满期待的，而且并非失去理智的，要么掉入其中一种要么掉人全部这三种类型的行为，而这些类型是由要么增长要么消失这一论调的倡导者和痴迷者所划分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1990)比杰克逊的著作要旧十倍，但我们已经能在那里解读出，人们天然就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并且服从“人人为己和后下手遭殃”的原则，这种努力推动的信仰其实经不起现实的检验。根据她对地方小规模企业的研究，奥斯特罗姆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社区中的人们”往往能达成“并非只是追求利润”的共识。在去年3月与弗兰·科滕(FranKorten)的对话中，对于社区内部红红脸又给给面子的坦诚、诚恳的交流，对公共事物和开放牧场的尊重，以及其他事实上并不造成浪费和内耗的法子，她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几乎是人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本能反应——它们中没有哪一个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它们都有利于这个星球及其栖息者的可持续生存。
是需要弄明白的时候了：那些共同生活(1ife-in-common)的方式，难道只是过去一去不返、不可挽回的事物，而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从搁放在现存为数不多的、遥远落后时代壁龛的民族志报告中，才知晓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又或许，一种替代性历史观(以及一种替代性的进步观)的真面目即将大白于天下：通过商场来追求幸福的时代，绝不是不可逆转的、无路可退的一条道走到黑，它只是并且还将被证明是，为了全部实际意图与目标的一次性的绕道，它必然地并且本质上就是短暂的？
正如他们所言，陪审团还在外面。然而，是做出裁决的时候了。陪审团待在外面越久，他们被迫离开他们会议室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精神了……
2011年6月
在齐格蒙特·鲍曼著的《流动的现代性(精)/人文书托邦》中，鲍曼研究并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如何从“沉重的”、“固态的”、以硬件为中心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基于软件的现代性转变。他认为，这种现代性的转变给人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全球系统结构的新的不可达性加上生活政治和人类团结直接背景下的非结构化和不明确的流动状态，要求人们重新思考用于叙述人类个体经验以及他们共同历史的概念和认知框架。
本书正是致力于上述任务。鲍曼选择并解释了人类共同生活的五个基本概念，即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劳动和共同体，并且追溯了其意义的连续再现和变化。
《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前两本书《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和《寻求政治》的延续和终结。作为当今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鲍曼的这些著作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变化做出了精彩纷呈的论述。
齐格蒙特·鲍曼著的《流动的现代性(精)/人文书托邦》提出“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从不同侧面重写人类的生存境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资本和移民如潮水般涌入了劳动力紧缺、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给西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异质性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书可谓是研究现代性和当代社会学理论必读书目，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流动的概念，将物理概念用于社会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力和洞察力。这本书也是国内引用率非常高的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