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艰难的十年，开国总理周恩来在这十年间，与中国人民一起，在摸索中前进。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研究员熊华源、廖心文著的《周恩来在50年代》以详实信息和简洁明快的文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周恩来：

周到严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果敢坚定参与抗美援朝决策；

精心擘画第1幅经济建设蓝图；

风度翩翩初登世界舞台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

高超地处理和解决异常棘手的中缅边界问题等一幅幅历史画面，全面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的思想和业绩。

为了区别于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图书，熊华源、廖心文著的《周恩来在50年代》在“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简洁明快的文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周恩来周到严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不负重托首次出访苏联、果敢坚定参与抗美援朝决策、精心擘画第一幅建设蓝图、风度翩翩初登世界舞台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勇往直前开展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严谨精细而又高超地处理和解决异常棘手的中缅边界问题、不辞辛劳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肝胆相照成为艺术家的知音等—幅幅历史画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周恩来这位共和国开国总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和业绩。

1950—1954年 “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

 组建“新内阁”，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工作

 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更内行

 点将刘伯承，创建新中国第一所军校

 主持国防会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勾画经济建设蓝图，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治水，其功不在禹下

 在民族政策上，主张合不主张分

1954—1959年 他使外交成为艺术，被赞为“最能干的外交家”

 参加日内瓦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亚非会议即将陷入僵局的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

 借助万隆会议，开启中非友好关系

 出访东南亚，周恩来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五十年的时间很短暂，中日关系应该往前看

 承诺掷地有声：愿与缅甸解决好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谈判：与尼赫鲁的较量

1955—1958年 在冒进与反冒进之间，他艰难选择

 周恩来和陈云通过各种会议呼吁防止冒进

 毛泽东公开指责反冒进，周恩来再难提出异议

1955—1959年 心系香港、台湾，他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

 从50年代开始，周恩来已经在考虑香港问题

 和平统一祖国，“我们这一代要播好种”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批又一批的战犯被特赦

1951—1960年 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也尊重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与老舍的友谊由来已久

 那些家书，传递着他不轻易流露的深情

后记

勾画经济建设蓝图，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始，我国国民经济在重重困难中朝着预期目标迅速地恢复着。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周恩来提议并在这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成员是：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自1951年7月以来，朝鲜战场战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朝中人民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就像铁板钉钉似的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出现了朝鲜战争一时不可能结束但也不可能逆转的相持局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2年5月走出了一着实行“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的妙棋。

这样，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据参加“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劭文介绍：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因此有必要就我国“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已经领导一个大国胜利进行了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将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写信告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他写道：

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所拟分工计划如下：

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

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

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过问日常工作外，当令章汉夫接替这两项工作……

外交使节会议已开过一月，现他们在各地参观，待他们在月中回来，我当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

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即使周、陈不在，仍能按期开会。

……

维汉同志已商好自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若干困难的。如能于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政务院工作），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三反、五反已过，未了事项请子文、一波同志分别主持。量刑之事，将由景范同志主办。

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我可不再挂名，提议即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肖华为第三书记。

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

七八月间，骄阳似火，酷暑难熬。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中国经济状况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同时，他还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

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谈话，向他交代了政务院的工作。随后，他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P49-51

周恩来生于19世纪末。这时的中国，遭受着列强欺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国运衰微。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树立起“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的远大志向，随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他殚精竭虑，日理万机，担负起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重大责任，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做出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巨大历史贡献。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光彩照人的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本书两位作者从事周恩来研究的时间均有30多年，积累了系统、翔实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素材，曾经参与《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以及《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著作的写作，撰写了许多有独立见解、有开创性的研究和宣传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为了区别于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图书，两位作者在“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简洁明快的文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周恩来周到严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不负重托首次出访苏联、果敢坚定参与抗美援朝决策、精心擘画第一幅建设蓝图、风度翩翩初登世界舞台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勇往直前开展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严谨精细而又高超地处理和解决异常棘手的中缅边界问题、不辞辛劳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肝胆相照成为艺术家的知音等一幅幅历史画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周恩来这位共和国开国总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和业绩。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快40年了，但是他卓著的功勋、崇高的品德、伟大的人格，至今仍然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历久弥新。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第一个十年。

这十年，是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十年，作为新中国开国总理的周恩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其杰出的才干、超群的睿智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协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妥善而有序地处理好来自各方面的问题，为新中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重要的基础。

本书是我们在1996年出版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的基础上，截取其中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内容，经过增补和进一步修改完善而形成的。增补的内容约占新书的一半之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思想和光辉业绩。由于我们长期从事周恩来研究工作，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1949年以后部分的两位主要撰稿人，所以书中所选用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以原始档案为支撑，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书中若有错漏，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