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将如何走向公民社会？在费正清著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同时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进行了透彻的解读。任何人想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认识，从阅读这本书开始。

费正清著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是美国“头号中国通”、“现代中国学之父”费正清的唯一自传。

在本书中，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娓娓道来，既有对其研究中国历史和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我们还能在本书中看到他对蒋介石、邓小平、胡适、梁思成、郭沫若等历史人物的独到评价和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的透彻解读。

费正清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历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对读者而言，《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将不仅仅是一本个人传记，而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

序言

第一部分 负笈求学：在五个地方接受教育（1907—1931）

 第1章 为何我将目光投向东方

 第2章 了解中国

第二部分 我们首次发现中国（1932—1935）

 第3章 来到北京

 第4章 开始观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第5章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眼中的中国

 第6章 哈罗德·伊罗生与恐怖行动

 第7章 蒋廷黻和现代化

 第8章 成为专家，任教清华

 第9章 我们的中国朋友

 第10章 访问最早的通商口岸

 第11章 首次离开中国

第三部分 学会当一名教授（1936—1940）

 第12章 拿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第13章 开始在哈佛执教

 第14章 战争与政策问题

第四部分 华盛顿、重庆和上海（1941—1946）

 第15章 来到华盛顿

 第16章 战时前往中国

 第17章 立足重庆

 第18章 玛丽·梅乐斯和战略情报局

 第19章 学术中心与美国利益

 第20章 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人心

 第21章 接触左翼

 第22章 与华盛顿的战时新闻局一同工作

 第23章 战后中国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余（1946—1952）

 第24章 中国政策和地区研究

 第25章 与麦卡锡主义战斗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领域研究（1953—1971）

 第26章 创立研究中心

 第27章 研究领域的组织工作

 第28章 在世界各地参观与访问

 第29章 越南和美国—东亚关系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30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与昔

 第31章 与俄国人交往失败

 第32章 作为中国友人的波折起伏

 第33章 结语

缩略词表

第4章 开始观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

缠足赤裸裸地证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胜利。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女性听从母亲的教导把自己束缚起来，形成这样的意识：她们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户。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保持良好的形态供应于婚姻市场。因为婚姻主要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新婚之夜，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新郎，新娘理所应当地以流血来证明自己的贞洁。在现在，强奸可能是一种更容易体会到的经验。

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的表现。多么伟大的成就啊！缠足的女性拥有了两个额外“私处”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三寸金莲让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变态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如今的男性并不对淫荡地用嘴亲吻那变形的小脚感兴趣，它只在那个年代起作用，被视为强化男性统治地位的一种性恋物确保它长存。在20世纪30年代里，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异国风情，一种古怪的风俗习惯。这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层的原因，这件事足足困扰了我40年。

我们继续在北京周边进行着探险活动。我们曾在西山的寺庙中过夜或住上几天。之后前往卧佛寺盖利博士的四合院，我们在那里度了蜜月。（1979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外国人会在那里度蜜月了。）如果我们坐车或骑车去，厨师杨师傅和他的儿子也会骑驴一同前往。我们还与拉里·西克曼乘一夜火车前往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会带着帐篷、水壶、手电筒、相机、毛巾和足够的应急食品，但是我们从不在外露营。我们会去旅店，或者在寺庙投宿。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熟练地掌握，把床的四个腿放在装有煤油的浅碟上来避免虫子爬上床叮咬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仆人跟随着，无论他有多大，帮我们寻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为中间人帮我们解释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也一时说不清楚。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有着黄色腿毛和红脸的外国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见的怪人，我们已习惯于与小官员和城镇居民接触而并不显得奇特。事实上，我们在路边小店站着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样还互相攀谈，谈话会使我们暂时成为朋友。

当参观诸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类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适当的引荐，还需要来自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的信件为我们担保，目的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依靠。来自北京的美国社团创始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博士的信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福开森博士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头发和大胡子。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他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约在1898年，两江总督成立了新式学堂，他被邀请担任该学堂的校长。此外他还曾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报纸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担任一些军阀政府的顾问。如今他监管故宫，确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福开森博士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P64－66

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我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通话，尽管我们彼此语言并不相通。幸运的是，他们不会真的给我打电话，而我也同样不会作此尝试，但是，这在未来并非不可能发生。媒体、弹道导弹的发展，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正是这种距离的缩减，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尝试去了解中国。然而，随着我关于中国的知识面不断扩大，关于它的知识盲点也在不断增加。问题总是不断涌现，而要找到与之匹配的答案却需假以更多时日。为求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们在更大的广度上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一个人对中美关系不感兴趣，不对其感到诧异、恼怒，或是惊恐，那么他对中国的研究就不会长久。事实上，研究中国的人会发现自己对于中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就像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他不可避免地会为他所写的历史作出大量的贡献。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为自己撰写自传是合情合理的，而我自己也有此意。

然而，当一位历史学家开始写自传时，他首先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仍然在写历史。他需要对“事实”进行仔细甄别，还要分阶段地进行组织，作出例证，阐明主题。写自传就像编写一本教科书一样不易。你必须总结大量的情节，但是不能让读者读之不知所云。

接下来我将迅速地概述一下我要讲的故事：我出生在南达科他州，那时候，它依然是一个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所以我前往美国东部求学。我曾辗转于5个地方求学，这样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到一个新的环境时，如何依据它的标准来确立自己事业的方向。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开始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并为此在中国待了4年的时间（1932—1935）。在此期间，我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去哈佛教授历史学（1936—1941），并且开始对中国现代变革的进程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两次前往中国（1942—1943，1945—1946），那时候，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它的感染力和它的革命方式。于是我确信，这将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并且它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回到哈佛大学后（1946—1952），我觉得有必要在全美范围内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以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我安然度过了麦卡锡时代［1］，并没遭受太多迫害，然而，我依然为中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感到惊骇。因此，我参与了哈佛大学在中国问题领域所进行的培训、研究以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重新抬头的老问题。

我希望这本个人的记录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我们需要我们能够获得的一切。

说明一下，书中以缩进方式排版的文字是我从不同时期的信件、发表的文章或备忘录中摘取的内容。

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领域中，费正清是伟大的奠基者和机构缔造者。他的继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群学者。……如果没有一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拓荒并创建我们的“东亚王朝”，我们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傅高义（Erza Vogel，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作者）

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费正清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三个方面，三条线索，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是费正清的主要业绩所在，主要思想观点所在。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