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53年，中国社会经历突变，清华大学不仅亲自聆听了现当代最著名的大师的授课，还经历了国民党炮台架进校园、炮弹扔进会堂、地下党风起云涌的组织活动，更经历了青年学子迎接北平解放、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游行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来自亲历者一线的热血经历和温情回忆，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董贻正、薛传钊编著的《春风渡(我的大学1948-1953)》详细回忆了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解放前的大学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状态完全不同。这些叙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珍贵史料，更让我们了解曾经有过的大学的风貌。

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出身中产家庭，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他们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近距离领略了王竹溪、钱三强、何成钧、孙瑞藩、翦伯赞、严景耀、雷洁琼、陈岱孙等大师的风采。他们在求学期间亲身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董贻正、薛传钊编著的《春风渡(我的大学1948-1953)》既是个人大学生活的回顾，也是当时社会和国运的缩影与投射。

一路向北

 我们当年考大学

 马桶上听到被清华录取的消息

 一路向北

 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园

 1949年的清华

 国府末日

 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

 清华特色

 特殊背景下的社团“团契”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

 参与迎接北平解放

 三次申请入党

 在清华园参加的政治运动

 在毕业证书上盖章的两位校务委员会主任

 我们这个班

 毕业奔赴东北

 重返北京

 用土办法来测算所需各类专业人员的比例关系

学于天地间

 奔赴解放区

 穿越封锁线

 燕京一年

 翦伯赞教我中国社会史

 体育和音乐史的陶冶

 燕京的课外生活

 参加开国大典

 到京郊参加土改

 转学去清华

 清华的学风与校训

 大学有大师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课外的锤炼

 多才多艺的清华学子

 孙晓邨、张君秋和乌兰诺娃的指导

 到印度大使馆借服装

 去广西参加土改

 董必武送行土改团

 土改前奏

 进驻山区“土匪村”

 土改那些事儿

 邕江江畔的彩虹

 第一次参与“战地手术”

 一只掉出来的眼球

 从看摊到接生

 团部工作剪影

 向知名的人民艺术家学习

 张定和的委屈

 同安娥和田汉的接触

 巧遇诗人艾青和作家李又然

 丰收中凯旋

 毕业前

 骑河楼老校舍和皂君庙新校址

 系统学习计划经济

 新式“国家毕业考试”

 弃读研究生，争去第一线

 分配、烧饼与苹果园

后 记

直到1932年，我父亲才同几位亲朋好友合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染料企业之一——大中染料厂”，所生产的硫化元青染料，被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首创国产染料，免税通行全国，从此改写了硫化元青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在大中厂，他任常务董事兼营业主任。后来我父亲又投资开设了信中染料行和中一染料厂，生产硫化元毛皮染料、酸性金黄及偶氮染料等产品，他出任经理。在上述的悼词中，称他为民族染料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的老前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大中染料厂不在租界，因此被日军所占，日方强迫我父亲与日商“合作”。我父亲因为笃信儒家教义，“威武不能屈”的原则已成为他的信条，自然托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派出警卫队搜查他的办公室，虽一无所获，但仍借故将他拘押于日军江湾司令部，10天后始获释放，而大中染料厂则未归还。

从我出生开始，一直到上大学之前，都生活在上海的租界里。

1936年8月上小学，当时在上海，凡是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我上学较早，不到5周岁就进了小学，我哥哥也一样。现在有种说法，小孩上学太早了，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从我们兄弟的经历看，这一说法似乎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我从小学到大学，在班上都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而且，那时候的租界里，对于学生的入学年龄似乎也没什么限制。我上的是大沽路振西小学，学校离家很近，大约1里多的路程。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我个人也面临一个大问题的选择：小学毕业了，到底上哪所中学?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是南洋模范中学(简称南模)和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原址不在租界，日寇入侵后，已经停办。南模创建于1901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他们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邹韬奋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南模毕业的就有37人，包括物理学家、哲学家何祚庥，氢弹、原子弹功臣唐孝威，计算机专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以及水利专家张光斗等。

最终，两个都不是很合心意。有一天，我走过福煦路(现名延安中路)，看到致远中学招生广告中说：考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学杂费。我觉得可能不错，于是就报了名。不记得有什么入学考试，可能是凭小学成绩单就入学了。

中学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尤其在那种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

由于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逐渐接触了进步思想，平时言论中也有所流露。当然这使校长和教导主任很不满意。那个学期的“公民”课，就是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主要内容，这是1943年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授意写成的。那时，国共两党虽然交恶已久，但一些进步书刊仍可以公开发行，我还在“生活书店”(邹韬奋创办，今“三联书店”前身)买到过香港出版的有地下党背景的《华商报》，上面经常刊登内地封锁的消息，至于通过地下党流传的书刊，也不胜枚举。我就看到过陈伯达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那个学期，“公民”课的大考，要求写一篇《中国之命运》的读后感，我就把陈伯达的观点写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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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往事如烟如云。所谓往事指的是已经逝去的历史陈迹，不可能再生和复现，常使人有一种岁月如流、风华难再的伤感。也有人说，往事如诗如画。指的往事中有太多动人的故事，它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时常勾起你许多终生难忘的诗情画意。如烟如云也好，如诗如画也罢，也许这两者都是鼓励我晚年下决心写作《学于天地间》的缘由吧!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平凡的，但它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年代，因而又是一个风云巨变的非凡的年代。我在大学的学习是平凡的，但我有幸遇到过那么多非凡的大师和同学，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堪称学之精英、人之楷模、国之栋梁。我在大学的生活历程是平凡的，但那些充满着革命激情和思想转变的思路历程是非凡的。在平凡中遭遇非凡，在非凡中锤炼平凡，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基本的特色。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我进大学的时候，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也刚刚准备建立，那些压迫和盘剥人民的旧制度、腐朽和丑陋的旧世俗，都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宣告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开始向往着新社会、新制度。革旧布新和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激励着年轻一代，让我们重新去认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又激荡着我们高涨的革命意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又激发着我们为建设而学习、而奉献青春的满腔热情。可以说是革命的年代铸就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生涯，它同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时代，同抗日运动时期的救亡时代，同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蒋时代，有着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它打上了革命胜利和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烙印。是不平凡的时代照亮了我平凡的大学生活。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沁人心脾的。它使我懂得了许多事情，从幼稚、贫乏、少知逐步走向成长、充实、丰收。这一切是因为有那么多大师、老师们在循循善诱地引导我步入多彩的知识殿堂，走上正确为人的道路；还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以出类拔萃的言行和无微不至的关爱，激励我鼓足勇气，大胆前行；更因为有那么多的贫苦农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感人故事教育与启发了我，让我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他们引领下牵手前进的路途上，他们倾注了多少?奉献了多少?无人知晓。今天我回眸往事，深深为他们为国、为民、为人、为学的崇高品格、清雅风骨和朴素情操所感动!是这些浓浓的师友情、同志情、阶级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青年一代，让我们沿着正直、无私、钻研、勤奋的人生道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是不平凡的群体培育了我平凡的大学情结。

四年大学生活是震撼灵魂的。它使我从一个为了生存寻找出路的贫寒学生，逐步成长为为人民服务的普通一兵，不知经过了多少脱胎换骨的思想斗争和灵魂震撼。虽然这一思想历程并不平坦，而且要经过许许多多艰辛、磨砺甚至痛苦，但我至今感到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确有一些沉渣泛起，比如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贪污腐化、危害社会等错误倾向，污染着少数人的心灵，但我仍然深信无私奉献、以人为本，才是人生的真谛。是不平凡的世界观、价值观改造了我平凡的小我思想。

当然，任何事物(包括时代、学习和思想)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必然也有它的缺陷、局限和不足。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并非没有遗憾和不足。再加上时间和个人精力的限制，难免顾此失彼，有得有失。比如在急风暴雨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对一些问题难免缺少独立思考，消化不良，甚至存在个人崇拜等某些偏见。比如，大学毕竟是为打开知识之门，为专业知识理论打基础的园地，因为只有打下了坚实基础，才能在工作实践中达到本固枝荣的境地。然而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对市场经济学的偏见，我这个经济系的学生，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包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演变和现状没有接触的机会，而对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演化及其理论基础，也缺乏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仅侧重于现实具体制度的照抄照搬。由于基本功底的不足，也难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创新。又比如，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流动性比较大，我在四年中就换了三个大学，转了三个系，个人住地也搬迁了五六次(当然我个人要转学应该除外)。在教学方法上，除在燕园一年有课堂讨论外，其他时期基本上都采取了“灌输式”“背诵式”的模式。还比如，大学应该学习一门外语，但我们那一代对外语的学习缺乏功底，以致我现在年过70(注：本文写于2006年)，还不得不在国外重新去学校进行英语补课。现在体会到在学校里应以学为主，主要侧重于对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要有系统的了解，而且还需要旁征博引，独立思考，做到兼听兼学，而不能以偏代全，这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我们那一代正处在特殊时期，而且受认识的局限，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足，这也是必然的、难免的，这是我们当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