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打造中关村，从拆掉北大的围墙开始
20世纪初叶，民国怪人辜鸿铭初到北大授课，有学生见到他的小辫，哄堂大笑，辜鸿铭正色应之：“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看成是北大人的思想的另一种另类的诠释：对于科学和思想的学习，首先要从破除障碍，拆掉心中的围墙开始。
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北大，原本就有站在时代潮头，为科学真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五四运动以来，先进思想理论和科学知识，绝大多数都是北大的“盗火者”传播介绍而来的。正如杨振宁所评价的那样：北大对中国历史的作用，远比哈佛大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更大。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从一开始就将“科学”作为大学的支柱，从内容到形式，从科学开始，不断拓展范围。辜鸿铭拖着小辫讲课，刘师培保皇，钱玄同主张废汉字，今天听上去颇为滑稽，不知就里者，往往一概而论，评价这些人为封建余孽，守旧愚昧，其实不然：辜鸿铭大概是最早接受西方系统科学训练的中国人，刘师培的学术出于西方，钱玄同和章太炎先生一样，同样是留学日本的“新派”人士。
20世纪绝大多数影响中国的思潮，从民主、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汉学到经济学，北大基本上是我们中国的滥觞之地。北大科学、人文社会体系影响，不仅仅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一个学校（北大），一个地方（北大校园）、一个校长（蔡元培），一套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关键在于，北大的这四个一，在战争和历史的洗礼下，已经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北大的每一次新思想启蒙运动，科学活动，无不是一次成功的“拆墙”活动。
有人说，北大人好谈启蒙和理想。其实，凡是启蒙，都必定首先要揭去那所谓的“无知之幕”，更多的时候，还要跨越信息和思想的真空地带。每一次北大的抉择，也就是中国最卓越，最有远见者的选择。“五四”时代，北大揭下了西方科学的神秘面纱，让赛先生（科学）从此在中国登堂入室。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扰乱的北大重新进入中国和平教育的时代。改革开放，北大成为经济新思潮的绝对中心，成为改革开放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高等学府。
古人说“知难行易”。说是拆掉围墙，可是真正有胆识勇气下手的人，始终是极少的。就算是北大，在面临制度约束的同时，也同样可能面临所谓“路径依赖”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市场挂钩的这一决定，在北大面临重重阻力。1992年，也就在吴树青校长排除万难，在北大南墙建立房地产开发部不久，北大的南墙历史巧合在20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北大一次时代精神大转折的标志。因为这一标志，北大从此在科学的大旗下，将中关村和北大、中国硅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系列的名词现象联系起来。
据明清小说笔记记载：近代之前的中关村，本是明清内宫太监的坟地。中关村，本是永定河故道，旱河流过故称“中湾”。明代太监猖獗，京城不少地方都有太监庙，太监又称“中官”。清朝末年编制地图，认为太监不雅，改为“中关”。
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天，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组建。此后，北大和清华校园扩展到中关村，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关村成为中国最大的知识、教育技术企业中心区域。起初，中国科学院是中关村的领头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前两年创立的30家高科技企业中，中科院就占13家，北大只有1家。
1989年，吴树青教授担任北大校长，决心改变北大在中关村科技园中不利处境。吴树青上任后，决定拆掉北大南围墙，对于“激光照排之父”王选教授的方正给予极大支持，北大建成的中关村现代化电子街，为创建中国硅谷提供了较好条件。同时设立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培养年轻人才，使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由不足100人扩展到600多人，并主持制订了北大面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从而为北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打下坚实基础。
有关“中国硅谷”中关村的书籍、杂志，宣传记忆，早已是汗牛充栋。中关村，除去名字外，已失去地标意义，北京市的地图上已经无法将这个名为“村”的地区，从地理上划出清晰的界线。不过，对于今天的北大，中关村却已经成为最具有标志性的印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北大如今更大程度上是以一个中国高新技术输出者、传播者的面目出现。所谓北大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到最后终归是要落脚到科学之上。
北大南墙的拆除，很大程度上也在无形中拆掉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的观念之墙。当时北大南门外600米低矮的南墙，不知是谁开的头，在墙根下弄了简易商铺。“这些小商贩靠着北大南墙做生意，也是借助北大的资源，有这样的资源，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利用？”当时身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马树孚这样想。可是他的推倒在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看来却是一副完全灰色的前景：北大不会再出现一名纯正的学者。
1993年，北大南墙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即使连反对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从此，2500米的商业街建立起来，中关村的北大基因建立起来，一个市场和知识精英结缘的时代开始了。甚至，中关村新建的电子一条街上，北大出身的教授，为了区别，一定要在介绍中标明自己的儒商身份，或者自称科技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转身不容易，知识分子在面临成本和收益的选择时永远会贴上知识的标签。
今天看来，教授或者大学毕业生，将知识作为人力资本，创新手段，不再被看成是降尊纡贵，也不被看成是斯文扫地。相反，人们把北大这种拆南墙的破天荒举动，看成是大学的元素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今天，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大学周边附近的商业街和美食店，都是最生动、最值得留恋的部分。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中关村那些进口电子产品，从盗版碟到微软的软件，从长城电脑到苹果机，几乎全部经历了一遍，而这一切全部归功于当初的拆墙之举。
在经济学中，人们相信，类似拆墙的举动总是会牵动制度改革双方的博弈，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吴树青离任北大后多年，仍然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听到不少人对他拆墙的非议。而这些非议者，很可能就是拆墙前工资不足以比肩南墙下的菜贩，或者拆迁后正享受着北大方正或者其他北大中关村资源红利的人。有人说，这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的成本，问题是，在一个大时代里，人们很难真的清晰地指出，一堵墙的利益和成本到底是怎样的。
甚至，这些成本也许还只是有形的围墙，那些无形的围墙，比如对于北大精神泯灭的担心。当社会和公众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北大的时候，精英意识和人们对于北大的期望，再一次被抬升到过高的水平上。自然，当他们一旦不满，就会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北大当年拆墙的选择。2009年3月，当北大宣布重建南墙的时候，有不少人过度解读为，这是中关村知识分子下海的终结，北大精神的复归，以此反证北大当年选择建设中关村的失败。更有甚者，对于方正集团也上纲上线、多加指摘，全然不顾今天北大在中关村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不过，历史总是公正的，当人们重新评价中关村和北大联姻的这一选择，总会有一个客观的看法。2012年，当中国人民大学和北大都开始为80高龄的吴树青教授庆祝生日的时候，正值北京大学经济系建立100周年，人们高度评价吴树青教授执政北大的决策。相信，未来北大在中关村的建设中会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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