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个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还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画什么了。他在画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画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背一根绳子的肩膀上，绳子拴一个平板车。一会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个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靠不住。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化大革命”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P4-6）
她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让我们这些同学一来感到荣幸，二来也自愧不如。
——莫言
与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作家 梁晓声
严歌苓的写作，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评论家 雷达
“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灰舞鞋》编后记
钱虹
《灰舞鞋》是我编选的第四部严歌苓的小说选集，也是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自编选出版《金陵十三钗》以来的第三部严歌苓的小说选集。
近年来严歌苓在国内是越来越“走红”了。在文坛上，她的小说接连出版，还屡屡斩获各种奖项。二〇一一年五月在南昌举行的“中国小说节”上，她又凭借《小姨多鹤》获得了由中国小说学会的评委们投票选举的长篇小说奖。作为一位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作家，连她本人都感到自己不再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在影视界，她也成了国内众多大腕导演眼中的编剧“红人”：她参与编剧的《梅兰芳》由陈凯歌执导拍竣，在海内外公映后获得了“华表奖”的诸多奖项。根据其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张艺谋执导，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二〇一一年初，她发邮件给我，告知将赴南京参加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开机仪式，我向她表示了祝贺之意。此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幸福来敲门》（原名《继母》）以及由她操刀改编自父亲萧马原作的四十集电视剧《铁梨花》也分别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并且取得了收视率与观众口碑双赢。在严歌苓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的当下，我实在没有必要再编选严歌苓的小说集以在图书市场上“凑热闹”了。不过，人们对她的作品关注度较高的，往往是她那些“虚构”与“想象”色彩较为浓厚的作品，如《扶桑》《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等，而那些以“文革”为题材的“穗子的故事”系列小说，如《白蝶标本》《老人鱼》《梨花疫》《拖鞋大队》等，则较少有人重视，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晓妮诚邀我再编选一本严歌苓的小说集《灰舞鞋》并允诺会尽快出版。《灰舞鞋》的电影版权已由导演姜文购买。或许，姜文在改编自山西老作家马烽原著的《让子弹飞》获得了二〇一一年初票房大捷（据百度统计票房达七点二四亿元）之余，说不定哪天他也能把《灰舞鞋》改编成一部既叫好又卖座的电影出来。然而，笔者对当下影视圈一些“娱乐至死”及“全民狂欢”的泛滥倾向却不无一丝忧虑。笔者以为像《灰舞鞋》这样的作品，以及严歌苓其他“穗子的故事”系列小说，绝不宜加些噱头噱脑的东西变成纯娱乐化的怪胎。有人曾称之为“一部颇有历史感的中国本土特色‘少女维特之烦恼’”，而笔者觉得它更像是留存一个女孩儿在亲身经历从少女到青年成长过程中真切、严肃而又荒诞甚至不无残酷的青春忏悔录。它让你读后知道什么叫作沉重。《灰舞鞋》等作品，虽然写的是当年军队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故事，但它决非载歌载舞或是欢蹦乱跳的舞台狂欢，它镌刻着一个非正常的悲剧时代的深深烙印，承载着一段青春期的幼稚、纯真、狂热、骚动却又无比沉重辛酸的初恋情怀。这样的记忆与烙印虽然难堪甚至蒙受羞耻却是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这些作品，是成长于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整整一代过早告别纯真的青少年的共同感怀与集体记忆。正如严歌苓在《士兵与狗》这篇小说收入某集后的附言中写的那样：“我的少年时期在军中度过，曾拥有过爱犬颗韧，它在我们的欺凌作弄式的爱抚下长大，度完它短短的一生。它不能控裁它的生死，我们也不能控裁我们的青春。在它和我们分别时，我们感到那样无力和无助。写下这个故事，我希望纪念我们的爱犬，也纪念我们那群迥异于别人的成长经历。”
可见，那段岁月中的人与事、人与动物的关系都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意义与历史印记。不仅作者难以忘却，读者也不能无动于衷。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它被改编之前让它以文学的本来面貌示人。
这本《灰舞鞋》，编选了严歌苓不同时期的十四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最长的《灰舞鞋》有五万余言；而最短的《馋丫头小婵》仅二千多字。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青春主题小说。自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十年动乱时期结束，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多年了。“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宏观地或是实证地对此作出了理性阐述或是深入探究。早在三十多年前，文学家就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大量作品，揭示了烙在人们肉体上、心灵上的累累疤痕，反思“文革”爆发的历史积淀。深受其害的巴金老人则以“说真话”的文学方式，不仅写下了百余篇充满“我控诉”以及忏悔意识的“随想录”，而且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警示人们要记住并且警惕荒唐历史的重演。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严歌苓，其青春时代恰恰遭遇了那场父母受辱、亲人分离、少年失学、斯文扫地的灾难岁月，这对于其少女时代的成长无疑留下了不幸与缺憾。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对于后来的作家而言，却反过来或许并非坏事。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描写人及其情感、灵魂和精神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累人生阅历与洞悉世态人情，尤其是形形色色、面目迥异的“人”，往往是小说家最好的启蒙老师。严歌苓后来承认，使她写出《扶桑》那样的作品的初衷，就是为了以“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扶桑·主流与边缘（代序）》）她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今天不少在温室中长大的乖男娇女们无法想象的严酷人生，见识了别人或许几辈子都难以接触到的幸与不幸的各色人等：有外表粗鲁却心存温情的，如《老人鱼》中的外公、《老囚》中的姥爷、《梨花疫》中的余老头；也有表面正派却内心龌龊的，如《灰舞鞋》中的团支书王鲁生、《少尉之死》中的司务长王有泉；还有明里示弱暗里逞强的，如《奇才》中的毕奇、《耗子》中的黄小玫等。这些处于乱世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与精神状态的人物，显然给作者提供了反观、认识和表现“文革”那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载体。
这些长长短短的小说，虽然描写的事件不一，人物各异，但其中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目击者和叙事人——“穗子”，并以这个稚嫩的小姑娘的眼睛作为观察视角，以其或朦胧或清晰的亲身感受和成长经历作为叙事脉络，来贯穿那个灾难岁月里所发生的一个个令人唏嘘的男女老少的悲剧故事。所以，“穗子的故事”，其实就是小姑娘穗子观察世界的“印象记”。与严歌苓的其他一些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同的是，这些中短篇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具有一定的重合度，如：父亲的作家身份，他在“文革”中遭批斗侮辱，继而押往别处接受劳动惩罚；父母感情不合，“文革”爆发却使他们相互依凭；女儿自幼寄养在祖辈家并渐渐长大，十二岁被部队文工团选中而参军；八年军区文工团的舞蹈生涯……并且作者是带着忧伤与忏悔的笔致来追忆这段苦涩而残酷的青春历程的，可以说，它比严歌苓后来的几部名气很响的中长篇小说（比如《扶桑》，比如《金陵十三钗》等），更具有一种“自传”色彩与“在场”的亲历感。与严歌苓曾获第十六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的《扶桑》不同，它不是靠从移民博物馆发掘史料而后加以艺术想象，来塑造百多年前漂洋过海的一个中国妓女在新大陆半神半人的传奇形象；也不像被张艺谋一眼相中拍成电影的《金陵十三钗》那样，从南京大屠杀的悲情历史的史实中，寻觅出向屠城侵略者复仇的一群卖笑女子最后慷慨赴死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定格，而是聚焦于“文革”动乱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让那段亲历并留存于记忆深处的黑白“底片”，原汁原味地在历史与人生的画册中曝光。那年月仿是一篇篇时空倒错的荒诞派小说，一幅幅混沌不清的印象派画卷，因此，它似乎不需要挖空心思的“想象”，无关乎殚精竭虑的“虚构”。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或许都会在“穗子的故事”系列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小小剪影，虽然幼稚、单纯、无助、无奈、丑陋不堪甚至野蛮十足，但却真实可信，棱角分明。因为那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影像。
需要说明的是，“穗子”其实只是“穗子的故事”系列贯穿其中的一个人物，她在作品中主要担当的，要么是叙事者（讲她的亲人或旁人的故事，这时常用第一人称“我”的限知叙事视角），要么是女主人公（讲的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往往用了第三人称“她”的全知叙事视角，如《灰舞鞋》等）这两类角色，所以，“穗子”并不等同于作者。严歌苓曾这样谈过自己与“穗子”的关系：
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我与穗子》）
可以说，“穗子的故事”系列当之无愧地构成了一部呈现“文革记忆”的“印象派版本”。虽然它无意于全面呈现“文革”爆发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也无意于精心展示那场十年动乱留存在人们身体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严歌苓承认，自己“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但“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因为那仅仅使她“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窗口”。（《扶桑·主流与边缘（代序）》）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文革记忆”的小说给人的阅读感受的话，那就是——“沉痛”，痛彻骨髓的那种痛。
人之为人，除了物质的需求、精神的满足以外，还需要情感上的彼此慰藉、相互依靠，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这就涉及到两性关系。“文革”时期的“禁欲”思潮（至少在公众场合人们是不敢谈情说爱的），使很多人普遍患上了情感饥饿症。《灰舞鞋》中那位性情古怪却又洞悉一切的提琴手申敏华，就凭其眼力“看出小穗子是永远处于情感饥饿中的一类人。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为一份感情，抽象或具体，无所谓。”十二岁参军后的穗子，她穿上了当时人人举目仰羡的草绿色军装，成了一名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的脚上整天绑着一双灰扑扑的舞鞋，身体和情感也在练功房内不停地旋转中发育丰满起来。十五岁的她由于一场执迷不悟的初恋，引发了“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受到了最严明无情的军纪处分。被勒令当众朗读“过书”的少女，成了“狼性”未泯的人群中的一只孤零零的鸿雁，遭逢羞辱，倍感孤独。表面看来，《灰舞鞋》讲述的是偷偷谈恋爱的穗子，因尚属未成年人而触犯了军队的纪律条令而受到军纪处分和责罚，致使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夭折的情感悲剧，犹如一则光荣与梦想、爱情与人生、个性与自由的青春忏悔录。然而，它的更深层的哲学意蕴在于，揭示了那个时代“禁欲”的表象后面所粘附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一个荒谬的悖论：书写“肉麻”隋书的，实际与情欲无染。小穗子写了几十封表达痴情暗恋的情书，可她并不懂男女“那件事”，无论好阿姨式的曾教导员如何苦口婆心地暗示诱导她都不明白；而偷看别人情书、日记的，倒是“虚虚实实地谈婚论嫁”！高爱渝分队长正如她名字的谐音“爱欲”，其理由也如同她对邵冬骏的挑逗那样，既霸道无理而又冠冕堂皇：“一个排级干部跟一个连级干部，慢说接个吻，就是明天扯结婚证，看哪个敢不腾房子给我们。”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无论他们的身份、军衔是否有明显区别，其实都存在着高尚与低俗、光明与阴暗、纯真与狎昵、美丽与平庸的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也与他们是否是军人的特殊职业无关。
因此，《灰舞鞋》确是一篇“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的“悔过”与“改过”的爱情忏悔录，一出沉重而又哀痛地追忆似水年华的纯真青春祭。它比任何青春心理学和爱情教科书都要真实可信、鞭辟入里得多。它不能，更不该被遗忘。今天的年轻人，应该读一读《灰舞鞋》，记住曾经有一段让一个初恋的女孩羞辱和惩戒的难忘历史。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二〇一二年五月初稿，
六月上旬定稿于上海。
代序
我与穗子
严歌苓
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该文原为《穗子物语》自序，标题为编选者所加，特此说明。——编者）
《灰舞鞋》是严歌苓中短篇小说选集。本书写的是当年军队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故事，但它决非载歌载舞或是欢蹦乱跳的舞台狂欢，它镌刻着一个非正常的悲剧时代的深深烙印，承载着一段青春期的幼稚、纯真、狂热、骚动却又无比沉重辛酸的初恋情怀。是成长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整整一代过早告别纯真的青少年的共同感怀与集体记忆。本书编选了严歌苓不同时期的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青春为题材的主题小说。
《灰舞鞋》是《芳华》《金陵十三钗》《天浴》原作者严歌苓的代表作合集。编选了严歌苓不同时期的十四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最长的《灰舞鞋》有五万余言；而最短的《馋丫头小婵》仅二千多字。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青春主题小说。
《芳华》打动你的，在这本书里蓄积已久！
她是李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推崇的女作家，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台湾联合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