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著的《投敌者》叙述二战中一位普通的德国士兵两次“变节”的过程。战场上,他爱上了女游击队员,两人的爱情在战场上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无意间,他杀死了爱人的弟弟,又击毙了自己的姐夫。在死亡现实和道德良心的双重拷问下,他投降了敌方。后历经种种,苦撑到战后,主人公成为了新政权中的一分子,他却又一次变节,开始了又一次逃亡。种种矛盾撕扯着他的内心,他能不能得到爱人和亲人的谅解?怎样才能不成为一个罪人?小说延续伦茨一贯的主题:对战时人们职责与良心的追问。人物被置于特殊而又符合情理的境地,在极端的冲突中以其不断的行动来回答作品所提出的终极问题。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的《投敌者》记述了这是二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从东部前线一直传来坏消息。来自马祖里地区吕克的士兵瓦尔特·普罗斯卡不得不滞留在一支驻扎于森林堡垒里,负责警卫铁路线的小分队里。灼人的烈日、蚊虫的叮咬,游击队的持续进攻,还有被大部队抛弃的打击,持续折磨着他们。指挥小分队的下士的命令也变得愈发愚蠢而毫无人性。士兵们只能自我封闭、自我救赎:有的与一只大梭子鱼做绝望的斗争,有的渴求死亡,有的疯狂错乱。普罗斯卡越来越多地拷问自己:究竟什么更重要,职责抑或良心?谁是真正的敌人?他该如何行动,而不成为罪人?还有汪达,这个他无法忘怀的波兰姑娘,她在哪里?
没有人开门。
普罗斯卡屏住呼吸,第二次敲门,敲得更响、更坚定。他等着,低下头,看一眼手里的信。门上插着一把钥匙;房子里肯定有人。但是没有人开门。
男子慢慢从门边走开,通过一扇半透明的窗子往里看。阳光正好照到他的后脑勺上,不过这对他无所谓。这时,普罗斯卡的膝盖,一个三十五岁、身体强壮的助理员的膝盖,突然颤抖起来。他张开嘴唇,一丝口水黏在嘴唇上。
他的前面,玻璃窗后面两米远的地方,一个老头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是个年迈老者,左臂完全裸露着,像身体上一支又细又黄、半枯萎的枝条;他非常仔细精心地灌着一支注射针。他把针剂管抽空后,漫不经心地扔到了地上。普罗斯卡似乎听到了一声微不足道的碎裂声;但是他搞错了,玻璃窗挡住了任何细微的声音。
老人小心翼翼地把注射针放到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上,用瘦骨嶙峋的手指从一团药棉上拽下一小块,抖抖索索地把它团成瓶塞样的小团。他拿起一个药瓶,把药棉团放到瓶口上,慢慢地举起瓶子,倒过来。药水浸透了药棉,那药棉好像总也喝不够似的,它的颜色变了。
普罗斯卡紧紧地盯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动作,哪怕很细微的一个举动。到现在为止,他才见过老人四五次,跟他打过四五次招呼。普罗斯卡只知道他是药剂师,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的门牌上写着“阿多梅特”,其他信息一概没有。
老人用药棉擦了擦下臂的一个地方,等了片刻。他一边等,一边越过眼镜的金属边框,斜视了一下注射针的针头,那针头在阳光下闪着光,毫无恶意。
“他要做什么?他要扎到手臂里?扎进动脉?这老头干吗这么做?”
普罗斯卡的嘴角抽搐起来。
阿多梅特拿起注射针,把它凑近眼镜。他随手摁了一下针管的柄头,从针头里射出来一丝褐色液体的细流。注射针很可靠,很听话。突然,老人一下把针头插进手臂,普罗斯卡好像瘫了一样,站在窗前动弹不得。他不能喊叫,不能举手,不能跑开。他看着这个男人做出伤害身体的事,仿佛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扎在自己身上,像头发根那样尖利,像人眼的深井那样深邃。老人的食指一直摁着针管柄,把液体压进他的血液中,毫不放松。
老人一把把注射针从他的手臂里抽出来,普罗斯卡这才感到自己的身体又能活动了。他跑回门口,使劲敲门,等着。但是没有人为他开门。他小心地往下按门把手;门吱吱地响着,很不情愿地动了起来,让他进去了。
“您好。”普罗斯卡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
老人不搭腔。显然,他还没有注意到进了他房间的这个男人。
“我想问您……”普罗斯卡大声说。他没有接着往下说,因为他发现,阿多梅特正用药棉擦拭手臂上他刚拔出针头的地方。然后,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他把胳膊伸到阳光里,嘟哝道:“舔舔,快,让它快干。”普罗斯卡看见一根动脉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点,那是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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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逝世后将近一年半、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他写于1951年、完成最后修订于1951年与1952年之交的长篇小说《投敌者》终于由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一举登上明镜畅销书榜达5个月,连续5周高居榜首。书评家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Weidermann)撰文指出:“这首先是相当意外的惊喜,其次,如果阅读此书,会感到震撼。《投敌者》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既丰富了伦茨的创作,也为德国战后文学增添了令人难忘的一笔。”(《明镜》周刊2016年2月27日第9期)
《投敌者》是伦茨生前唯一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书稿是在作者2014年春捐给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的个人文档资料中发现的。该书本应于1952年出版。为何小说当年被拒绝,直到成书65年后才出版,是二战后德国人心态史和出版史上一个值得一记,也值得人们深思的小插曲。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年3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今属波兰),1943年通过应急高中毕业考试后应征人伍,在海军服役。德国投降前他因为听说一个战友因反抗上级后被自己人打死而逃离部队,潜入丹麦的森林里。后来,他曾对此这样说:“为了让我们想起他们的权力,他们需要一个死者。我听说此事,觉醒过来。”伦茨后为英军俘虏,被安排担任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翻译。战后,伦茨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文艺学。1949年至1950年,伦茨在《世界报》当新闻编辑和副刊编辑。伦茨的处女作《空中有苍鹰》——小说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受迫害的教师逃犯在俄芬边境地区被边防军打死的故事——1950年在《世界报》连载后,1951年春由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出版,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自此,伦茨成为自由职业作家。
霍夫曼-坎佩出版社看好这位像一只“苍鹰闯进德语文学界”的年轻作者,很快就于1951年3月与伦茨签订了一份以《一定再聚首》为临时书名的新小说的合同。签订合同后,伦茨用《空中有苍鹰》的稿酬,携妻子先去非洲旅行。从非洲旅行回汉堡后,伦茨即开始新小说的写作,于1951年夏末完成第一稿12章。《时代》周报发表了首章,得到很高的评价。保罗·胡纳费尔德(PaulHuhnerfeld)发表了题为《论记录的得失:介于报告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作者——东方战争题材的德国书籍的困境》(《时代》周报1951年11月8 日)的评述,他对自己看过的长篇小说中“对战争这一事物的或多或少的精确描述”感到失望的同时,却用赞扬的口吻提到了伦茨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对战争中士兵生活及其环境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透不过气来”。在这本书里,他看到某种超出描述本身的文学突破:“这本书不要求记录,恐怕是要求文学创作。这样,作者的描写反而更贴近战争。”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委托评审书稿的日耳曼学者和民俗学家奥托·戈尔纳博士(OttoGorner)也十分欣赏小说那“紧扣读者心弦的力量”,和作者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致信伦茨,表示对这次谈话“感到无比高兴”,表达了原则上赞同小说的意向,同时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工艺性”问题,希望作者加以修改和深化。
……
小说以普罗斯卡给姐姐的信被退回结束,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悬念:普罗斯卡本想给姐姐写信,告诉她是他打死姐夫的真相,他要向她忏悔,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现在这个心愿落空了,负罪感是否会伴随他一辈子?他曾答应要娶的波兰姑娘汪达又在哪里?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是否有他一个孩子?他将如何走出战争的阴影,摆脱自己的心结,开始一段新的有意义的人生?
《投敌者》被出版社拒绝后,伦茨就把修订完成的稿子锁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提起,连他的第二任妻子乌拉·伦茨和他长期的出版人、伦茨基金会负责人冈特·贝格也不知道有此书稿的存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作品的创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广播剧、散文、讲演、评论等各种文学门类的一部又一部作品相继问世,比如《苏莱肯村多么柔美——马祖里的故事》《灯塔船》《莱曼故事抑或美丽市场》等短篇小说集,《德语课》《榜样》《家乡博物馆》《失物招领处》等长篇小说,《无罪者的时代——有罪者的时代》等广播剧,使他成为德国当代最重要、最杰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有评论家甚至认为他堪与伯尔和格拉斯两位诺奖得主比肩。尤其是1968年出版的《德语课》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德国战后文学中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名列世界50大小说之列,给他带来世界声誉。伦茨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总销量达到2500万册。在他声誉日隆、政治与社会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时,考虑到小说已经具备相当的艺术水准,他如果再次与出版社洽谈《投敌者》的出版事宜,小说很可能早就问世了。然而他没有这样做。难道他真的如同他1952年1月24日给戈尔纳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把《投敌者》的写作“当作必不可少的练习,当作一次恰当的训练”而束之高阁?抑或是他后来与霍夫曼.坎佩出版社一直关系融洽、合作愉快,而不愿提起因这书稿引起的这段不愉快的往事?他究竟出于何种考量,让书稿沉睡在遗物中,恐怕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了。
赵登荣
2017年2月
西格弗里德·伦茨对战争的描写是极其细致的,甚至是过于尖锐的,但是它正如一份尸检报告一样客观并且直接。
——鲁特·本德尔
《莱比锡人民报》
这部小说是对那个时代动人心魄的见证,是对战争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并且,正如每部优秀的战争小说那样,是对人性绝望的辩护。
——德克·沃尔特斯
《拿骚新报》
一部关于一场毫无理性的战争、关于义务与良心的冲突、关于行动与罪责的矛盾的长篇小说。
——《斯图加特报》
《投敌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伦茨所有著作乃至德国战后文学中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福尔克·韦德曼
《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