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万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妁或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德国“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瓦堡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弟弟，但有一个条件，以后他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弟弟都要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出了这样不以做生意挣钱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我觉得人类大概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我们会肃然起敬。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就是会起敬。这才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
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工夫想文雅的问题。30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看了一个表格，显示的是2007年中国各省GDP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看了感觉很惊讶，我们不少省份的GDt’水平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了。香港是世界上极富的地区之一，香港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香港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全世界最高的，但香港的文化与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
我并不愿意过于苛刻地批评香港，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就文化论，香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
我2001年开始在香港的大学执教，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但我现在已经正式写信给他们，说我今年不准备教了。为什么？我觉得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儿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就业，使得学生的眼界非常狭窄。我想他们也许从来不去听讲座，觉得这和自己没太大关系。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从总体来说其实是很尊重文化的，而且对文化有某种渴望。我觉得这要感谢孔夫子，是他老人家留下的一个传统。比如我自己这些年直接间接地认识了不少老板，他们自己都在埋头做生意，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得到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学钢琴、学文学，不一定要学做生意。家长觉得自己没文化，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这在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了这样一个本钱，我们下一步的文化推进就有了潜力。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很可能会被消耗掉。因为现在这些家长还是比较传统的，再年轻一代，等到90后的人做了家长，可能就没这个意识了。像香港和美国的家长，他们并不觉得子女一定要在文化上如何如何。
我一直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传媒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要媚俗，没有办法。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质量的高低。媒体人，无论是节目制作人还是主持人，从哪儿来？当然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党政干部从哪里来？（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