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晚清的图书大热，其中颇有一些“耳食之谈”与“谬悠之说”，流行者如清政府关闭改革大门逼出了革命，贵族利益集团脸面丢尽丧失了人心等。作者黄波从史料入手，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逐一驳斥，将那些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逐一分析。作者选择的这些事件，也许都不够格被正统教科书称为“重大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却有着晚清社会真实的生态。

对于那些约定俗成的“重大事件”，《被打断的近代化（晚清探隐）》一书也并未全然避开，只是力图从大事件的幽微处落笔。因此，作者不写鸦片战争，而写“殉国者”海龄的尴尬，这种尴尬正好透露了那场战争的吊诡之处；不写甲午中日战争，而聚焦于“在马关的李鸿章”，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已在其中；不写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而写慈禧的逃难，有了这番遭遇，才有了后来的“慈禧新政”；不写保路运动，而是通过分析端方之死来揭示辛亥革命的实质……

由此，本书所追求者，只是一个“说清楚”。想要“说清楚”，就必然拒绝戏说和胡说，同时不能影响趣昧，更不能缺少一家之言。作者相信，真实的历史本身就足够有趣有昧，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和添油加醋。

晚清这一时段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在很多方面，这个时段都不能让人满意，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而这个过程原本能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通向它要到达的终点。黄波著的这本《被打断的近代化（晚清探隐）》一反以往晚清图书多专注宫廷密闻和政治斗争的趣向，选择多个作者认为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的一手史料，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整部书稿凝结为两个催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为什么会被打断？在题材选择上，本书偏向于社会史的视角，努力避开当代读者所熟悉的宏大事件，即使写，也从大事件中的少为人知处落笔。

第一辑 尴尬人物：生于末世运偏消

 海龄：鸦片战争中一个尴尬的“殉国者”

 中断的幼童留美，压抑的少年青春

 李鸿章在马关

 1900年，慈禧太后在难中

 “国运尽矣”：“纯臣”张之洞的哀叹

 “跪着暴动”失败了：立宪派的悲情与绝望

 遗民梁鼎芬的辫子

 晚清人物琐话

 有思想的职业经理人

 “政治之精意即在养活细民”

 孙宝碹的“看杀头”

第二辑 叶落知秋：转型社会之幽微

 天有荒年：山西大旱考验下的晚清帝国

 天津教案：谣言揭开文明冲突的序幕

 崭新的角色：杨乃武案中的《申报》

 斯文将丧乎：口水中的同文馆

 从名伶婚姻风波看清末社会变迁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放下你任意挥舞的屠刀：从就地正法说到清末司法改革

第三辑 重回现场：历史公案探隐

 谁最害怕宪政：吴樾行剌出洋五大臣事件再探

 “杨翠喜案”：既是权色交易，也是政治斗争

 只爱娥眉不爱宫：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重审“苏报案”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大清王朝最后的崩溃

第四辑 “后晚清”时代：青史他年任是非

 辛亥年中的袁世凯

 无法动摇的伟人：史料里的孙中山

 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疏离

 溥仪、胡适与“北京政变”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停滞的时间

附：参考和引用书目

后记

郑观应家世寒素，其父郑文瑞亦耕亦读，考秀才落选后，即安心做一村塾教师。而郑氏家族人丁颇旺，人多地少，加之时风浸染，多以给洋人做买办为业。最成功者当推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他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另一位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须知，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都是上海开埠初期涌现的著名大洋行。郑家和当时从事“买办”这一职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关系，如大买办唐廷枢是郑家的姻亲，另一位大买办徐润则是郑家之世交。这为以后郑观应进入买办行业并跻身商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观应和他父亲一样，读了几年书也未能考取科举道上的最低功名——秀才。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地方重商的文化，自然把他推向了学贾的道路。1858年，也就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的这一年，郑观应来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开埠不过十余年。郑观应先寄居于叔父郑廷江处，一边给叔父做事，一边向叔父学习英文。1859年，通过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等关系，郑观应到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第一流大洋行，徐润伯父徐钰亭、曾寄圃都是该行高级买办。这种得天独厚的人脉，使郑观应一进洋行即取得相当地位。深厚的人脉资源，再加上经过多年买办的历练，郑观应在商界逐渐声誉鹊起。1873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即聘郑观应为总理，相当于总买办，权力很大。这是其一生事业之起点。后来他在华北大旱灾中，因积极捐款赈灾，被清廷授予道员衔，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开始与官场红人如李鸿章等发生联系。他后来脱离洋行进入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便也顺理成章。

1882年，洋务派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盛邀他担任帮办，而作为招商局竞争对手的太古轮船洋行则不放他走，两者开出的待遇都很诱人，在爱国情怀的激荡下，郑观应最终选择了加盟招商局，协助总办唐廷枢，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他上任后，招商局正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郑观应巧施策略，历时两年谈判，三家公司签订了6年的“齐价”合同，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李鸿章赏识郑观应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才干，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办。后来他还先后任另外一些洋务派企业，如开平煤矿粤局、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总办，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加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是其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因为这标志着他从一个买办成长为了民族企业家，仿佛充当买办就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其实，郑观应虽投资过一些企业，但所占股份都不大，他充当的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角色，只不过过去的雇主是外资，现在的雇主是国资罢了。既是职业经理人，其天然职责就是努力为雇主服务，让其利益最大化，并使自己分一杯羹。所以，要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出一份成绩单，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看他为谁服务，而是看他服务的效果如何。  P100－101

“相对地说，我们对帝国上层的制度有较多的了解，而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则知之甚少。”很多年前，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时，这句话曾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尽管国人对大清王朝的兴趣始终浓厚，但不知何故，人们所熟悉的多为官场争斗和所谓宫闱秘闻，哪怕这些官场故事和宫闱秘闻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本缘于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而另外一些众所周知的大事件，又往往由于历史以外的因素，有意无意地流失了太多的细节，也使真相渐趋迷离。

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本关于晚清的书，按照我的预想，这本书必须一反以往晚清图书多专注宫闱秘闻和政治斗争的趣向，而应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那些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进行细致再现与分析，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的客观形态。所选择的这些事件，因为以往偏政治史的视角，也许都不够格被历史教科书称为“重大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却是晚清民众真实的生活。比如《申报》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扮演的角色，可能远不如附加了香艳色彩的案件本身富有猎奇性，但独立于官和民这两极之外的公共媒体的出现，又怎能说不是深刻影响晚清民众生活和观念的大事？又比如长沙抢米风潮，看似只是一起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可从其酝酿、发生到善后，从中难道不能窥出清王朝即将崩溃的迹象？

至于那些被约定俗成认为的“重大事件”，本书也并未全然避开，只是力图从大事件的幽微和少为人关注处落笔。因此，我不写鸦片战争，而写一个“殉国者”的尴尬，这种尴尬正好透露了那场战争的吊诡之处；我不正面写甲午中日战争，而是聚焦于“在马关的李鸿章”上，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已在其中；我不写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而写慈禧的逃难，事实上，有了这番遭遇之后，也才会有后来的“慈禧新政”；我不写保路运动，而是通过对端方之死的分析，揭示这场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实质……

晚清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方面，这个时段都不能让人满意，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正在深刻地转型之中，而且这个过程原本能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通向它要到达的终点。我相信，读完此书的人们自然能够同意这个判断。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全书便凝结成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至于答案是什么，读者自有结论，就不宜由作者来包办了。

揭示晚清真相，判断史料价值并做出取舍是一大困难，因为相关的资料太多，简直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然而说句也许会被讥为轻率的话，尽管我浏览了大约关于晚清的近百种书目，但我认为其中确实可靠、真有史料价值的并不算很多。有的纯属造假，如系革命党人伪造却被收入史料汇集《抗俄运动》的“清廷密谕”；有的是向壁虚构，如所谓德龄公主的回忆录；有的是辗转稗贩，如民国时人写的大量关于晚清的笔记，多为谋利之具，可信者甚少。那么如何判断晚清史料的价值？首先在知人论世，先要弄清史料提供者有无提供可靠史料的条件：其次还得大量阅读，相关的阅读量越大，对林林总总的史料进行比勘、鉴别的能力就会越高。而本书所运用之史料，除了“准正史”的《清史稿》，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当时人的文集、日记、自述、回忆录，均为我个人认为可信者，尽管不可能全无讳饰。除此之外，两本民国笔记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即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和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这两本笔记之所以在大量民国时人著述中为特出，则与其作者的身份和学养密不可分。

本书不能算是学术论著，所追求者，只是一个“说清楚”而已，但在某些问题上，间或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读者识之。既然要“说清楚”，则必然拒绝戏说、瞎说和胡说。如此一来是否会影响趣味性呢？这是我并不担心的，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

从搜集、阅读史料到撰文，本书之完成历时颇久，书中篇什多已揭载于各报刊，感谢《随笔》《书屋》《南风窗》《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朋友慷慨提供版面。发表之日，部分文章曾引起一些争议和讨论，现在随着文章的结集，希望读者、师友们能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此书的基础部分是凤凰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但同时也可以说此书是一本新书，因为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如“后晚清”这一辑中的10篇文章，而在内容增加之后，作者要表达的题旨无疑更为显豁了。

“后晚清”，顾名思义，时间上溯清末下连民国，其与晚清的关系不言而喻。窃以为晚清这个时段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需要和晚清之后的人与事进行比较、综合才能看得更为分明。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内举行了各种活动。这几乎是一个惯例的动作，也不难理解。但任何时候，读书人都不能放弃思考，在习以为常的仪式化热潮中，重新思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之所以要“重新思考”，实因为一百多年来，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概念所缠绕，而忽视了对实体乃至历史真相的探寻。

比如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在写到清帝退位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君主国体的被埋藏，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一纸皇帝退位诏书能否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结合“后晚清”中的几篇文章，相信读者自有答案。

辛亥革命的价值当然需要大加颂扬，在近代以降革命话语主宰舆论的环境中，这一点势所必至。然而另外一些问题也似乎不容回避，其中尤为重要者就是：为什么革命成功，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还是没能顺利完成？

晚清这个时段已经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这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方面，晚清都不能让人满意，但这一时段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都在进行深刻的转型。我在本书中选择了多个自认为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其细致再现与分析，试图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我期待读者读完此书，可以回答以下一些疑问：晚清社会转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晚清转型被打断是不是无可奈何的宿命结果，能否由此推出某种历史决定论？隔代论史，殷鉴何在？……

关于晚清、辛亥的图书一直是出版界的热点，坦率地说其中也颇存在一些“耳食之谈”“谬悠之说”，最流行者，如清政府关闭改革的大门逼出了革命，贵族利益集团丢尽了脸彻底丧失了人心等等。推翻这些论点，随便翻翻史料就够了。事实是，即使在清廷覆亡的前夕，改革的大门也始终没有关闭；清政权内部也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所谓利益集团，以满汉贵族区分，两大阵营中都有支持和反对改革的官僚，而即使是反对改革的官僚，也未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其中不乏清廉耿介之士，他们不过是担心改革过急，欲速不达罢了。

回到“近代中国的转型何以如此艰难”的问题，除了主政者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能力之外，我以为下列各点不能忽略：一是激进思潮所席卷的民族、民粹等极端情绪严重毒化了社会氛围；二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那些用宏大、堂皇的符号包裹自己利益诉求的人往往能够巧妙左右民意；三是革命代替改革之后，权威资源流失得太多。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社会运动不一定非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社会运动，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

嫌改革的转型之路不快，这是革命的最雄辩的理由，而革命成功却往往意味着转型的中断，这堪称革命的一个悖论。可惜中国一再陷入了这一循环。回望历史，能不慨然？

本书以现在这个面目呈现，东方出版社策划编辑陈卓先生提出了很好的创意，付出了辛劳，感谢二字虽嫌程式化却是万万不可免的。

2017年4月记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