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慈利出了个孙九大人
一 湘西门户慈利县
在湖南的西北部有一个年轻的城市，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城——张家界市。1982年，隶属湘西土家苗家自治州的大庸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填补了中国没有国家公园的空白。1985年5月24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大庸县，设立大庸市（县级），以原大庸县的行政区域为大庸市的行政区域。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市升为地级，设立永定区、武陵源区，将原属常德市的慈利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划归大庸市。在这个年轻的地级市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就是慈利县。
慈利县历史悠久，建置已达2200多年。境域春秋末，周楚平王之孙白胜筑城于零水之畔，即白公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天下分辖36郡，在黔中郡下置慈姑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更名零阳县，属陵郡。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称慈利县，属崇州，县名取“土俗淳慈，产物得利”之义。
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慈姑州，旋改为慈利州。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慈利州为县，慈利县治汉至隋初设白公城，明万历末年迁至永泰街，即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零阳镇。清承明制，慈利县隶属澧州（州治在澧阳县），因此，我们今天尚能在厦门市塔头见到孙开华“驻军处”题刻落款为“澧阳孙开华”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5年（1916年）湖南省裁撤武陵道，将大庸、桑植、慈利县划归辰沅道。民国11年（1922年）裁撤“道”的建制，仅存省、县两级，所以，大庸、慈利、桑植三县均属省直辖市。民国24年（1935年），湖南省建湘西绥靖处，管辖慈利、大庸、桑植、临澧、石门、澧县6个县，专员办事处设在慈利县。民国27年至38年（1938年至1949年），湖南全省调整为10个行政督察区，大庸与桑植属第八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在永顺。慈利县属第四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在常德。
1949年至1988年，慈利县属常德专区管辖。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庸地级市，慈利县归属该市管辖。
慈利县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边缘，东北与石门县毗连，东南与桃源县接壤，西北与桑植县相邻，西南与永定区连接。慈利县地处110°27’E—111°20’E，29°04’N-29°41’N。慈利县境东西最大距离72.2千米，南北最大距离69千米，总面积3480平方千米。
慈利县地处澧水中游，属湘西山区向滨湖平原过渡地带，地势白西北向东南倾斜，武陵山余脉在境内分为3支东西走向的山脉，澧、漤两水纵贯全境，蜿蜒于县西北部和中部。北支的高架界，海拔1409.8米，为县境最高峰。中支的宝峰山、马儿岭，南支的剪刀寺等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澧水自西南向东北流贯县境，沿岸有河谷平原，最低处苗市镇界溪河边海拔75米，山河相问。构成三山两谷。慈利县境内岩性组成主要是碳酸盐岩类，占总面积的54%：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山原为主，占总面积的64%。
澧水是湖南四大水系中最小的一支，干流全长407千米，仅为湘江的一半，而流域面积仅为湘江的1/5，但是，由于澧水的中上游与长江三峡同处于暴雨集中区，降水量大，径流模数居全省之冠，河水暴涨暴跌也是一大特征。正是由于澧水中上游地区山深林密、雨量充沛、河谷深切、险滩毗连、水流湍急这种自然条件，影响着该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秉性特质：勤劳朴实、敢爱敢恨、崇尚武力、勇往直前。（P1-2）
写《孙开华评传》，是孙培厚的创蒽和夙愿。
有一天，常武医院院长、孙开华的第六世后裔孙培厚大校在聊天时问我知不知道孙开华其人，我说只知他是湘军中难得的常胜将军，民国福建第一任都督孙道仁的父亲。他说我们能不能合作把这个人物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样，我们开始了合作。
我曾经问过孙培厚：“孙家这么多后人，为何只有你执意研究孙开华？”他说：“也没什么理由，只是前一段时间电视里播放一个片子《台湾1895》，剧中把孙开华描画成一个沉醉于烟花柳巷和抽大烟的人物。而我了解到的这位祖先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民族英雄，不能这样矮化他、贬低他。我们需要还原历史、正本清源！”另外，孙培厚的一位同族嫂子的义举也让他感动。家住慈利县孙开华祖屋的孙家媳妇覃常胜（现年68岁）在她60岁的那一年，从儿子手上借了2000元钱，说是出去旅游，实际上则背上一个贴着“寻找孙开华将军后人”土家背篓，前往孙开华曾经为官的福建省奔走了一个月，虽然得到过孙氏家人的关注和帮助，也带回了一些孙氏“乐安堂”族谱方面的资料，但是，孙开华的直系后裔一个也没能找到。
为了寻找史料，我们曾经多次到孙开华的出生地慈利县进行实地采访．不仅搜集到许多关于孙开华的传说，还取得了县志办提供的历史资料，我们还数次到孙氏迁湘始祖宗祠所在地桃源县马鬃岭乡新安场村查阅了仅存的一部民国族谱；先后两次前往孙开华任职的福建厦门、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寻找踪迹，孙培厚还坚忍不拔地在厦门仙岳山南麓找见了孙道仁的墓地，实拍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在厦门，我们走访了资深文史专家洪卜仁和薛翘老先生，得到他们的精心指点：为了加强研究力量，我们邀请孙开华后裔、专家学者、文史爱好者和社会相关人士组建了常德市晚清抗法保台研究会，等等。最为难得的是2014年10月，台湾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邀请我们赴台参加“纪念清法战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结识了台湾许多学者．获取了很多宝贵资料，台湾学者将十多年前画家绘制的《孙开华坐镇指挥沪尾大捷》的图画在会场捐赠给我们。还与“孙开华研究第一人”、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雪姬女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半个月后，许雪姬教授专程回访大陆，我们共同考察了张家界和长沙等地孙开华的历史遗存和后裔。
2016年10月，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以“孙开华军事活动与晚清台海战略防御”予以立项，从而搭建了孙开华研究的省级学术平台。此外，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益于湖南文理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熊英教授、长沙市电视台孙健总监、常德市晚清抗法保台研究会许资沅秘书长、湖南隆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谢春凯总经理、厦门市方志办刘昌厚处长、李艳玲博七、韩真主任，以及湖南文理学院2012级历史专业王汝娇、曾师等学生在资料整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本书出版经费难以筹措之时，得到了常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小组办公室的关注，将本书的出版作为常德市“文化名城建设”资助项目之一予以支持。这是本书得以面世的关键所在。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制约，原计划一年完成的著述，整整推迟了三年，即便如此，书中缺陷和遗漏在所难免，祈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关于孙开华的研究我们刚刚起步，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关注，与此相关的成果将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
作者
2017年6月
序一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孙开华（1840-1893），字庚堂，湖南省慈利县人，1856年投入湘军“霆字营”，在其统帅鲍超带领下，先后征战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在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无数战斗中累立军功，官至福建陆路提督，逝于任上。他是湘军诸多将领中既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他相类似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精彩的事迹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英雄人物的诞生，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戏剧性的偶然。
《孙开华评传》的问世，就是一个偶然。
本书作者周星林，20世纪80年代曾在我校政治系就读本科，毕业后长期致力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21世纪初，原常德师专升为本科院校，作为该校一员的他，在晋升职称过程中自然也面临学历提高的问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他却有意无意地走进了“历史学”领域，并在选择论文指导老师时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本人，我们便有了师生之谊。
周星林的第一部专著是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蒋翊武评传》，在为其作序过程中，我通读全书，感觉这位“半路出家”的弟子在研究历史人物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并希望他在湖湘历史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然而，过了不久，从他那里传来消息，他将自己的《蒋翊武评传》改编成电影剧本《辛亥元勋蒋翊武》在北京立项，自己寻找到社会资金拍摄成片，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审查批准，在院线举行了公映，还入围中国第2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影展。此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弟子走的路子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估计回不来了。
自前年开始，周星林告诉我，他们看了一部电视剧《台湾1895》后，决定重点研究晚清军事将领孙开华，并且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去年还以“晚清爱国将领孙开华军事活动与台海战略防御”为题，获得了湖南省社科评审课题立项。这不，今年就把《孙开华评传》初稿放在我的案头。
我在研究近代中国条约史时发现，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越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
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显然，中法战争的结果是《中法新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让中国丧失更多的主权。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法新约》等不平等条约相对于那些割地赔款条约来说，程度要轻一些，多少给清王朝留有一丝尊严；还有学者认为，中法战争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法国没有得到它所想要的全部东西，中国没有失去一寸土地。
关于这场战争的评价，这里不作过多的论述。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是这场战争谁胜谁负最直接的注释。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沪尾大捷”和“镇南关大捷”。后者因为老将冯子材披挂上阵的故事曾感动国人，而前者因为湘淮之争以及孙开华、刘铭传将帅有镇压太平太国和捻军的背景，没有得到适当的宣传，人们对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战斗故事关注甚少。
《孙开华评传》在评介孙开华生平事迹的同时，自然抓住了书中主人公孙开华在台湾进行“开山抚番”、戍守海防的伟大贡献，作者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沪尾大捷”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比如，孙开华在大战之前采取的“整顿军纪”“赶筑炮台”“堵塞港口”“征用土勇”等九大军事措施，是前人未曾归纳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因此，本书的出版，可以视作对晚清爱国将领孙开华研究的“开山之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晚清台海军事防御方面的学术空白。
研究孙开华和他主导的“沪尾大捷”，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在目前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柔性推动“台独”政策背景下，让海峡两岸人民清晰了解到当年中央政府是如何举全国之力抵御外侮，军民联合抗击西方侵略，最后取得胜利并建立“台湾省”的历史真相，对我们今天珍惜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历史学者与历史人物家族的联手。孙培厚先生是孙开华家族的佼佼者，他在从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术上颇有建树，是湘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享有一定知名度的烧伤整形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在很多公益活动中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加盟撰写《孙开华评传》，增强了写作队伍的力量，特别是他提供的两套沅澧流域《孙氏族谱》，为孙开华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作者先后深入孙开华或驻军，或为官的福建厦门、泉州、漳州、福州，以及台湾基隆、淡水等地，查找相关史料，考证相关史实，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诚然．由于史料收集的困难，本书在写作过程难免存在一些遗憾，比如：孙开华在漳州总兵任上的所作所为，书中几乎没有具体涉及：孙开华在福建陆路提督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作者较大篇幅转引了孙开华孙女婿、民国传奇小说泰斗平江不肖生著《江湖奇侠传》中的相关描绘，以补充内容的不足。此外，由于孙开华是“霆军”中的后起之秀，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主要来自陈昌的《霆军纪略》，该书中第一次出现“孙开华”的名字时已是同治元年（1862年）了，因此，关于孙开华在“霆军”中的战绩，只能从“霆字营”的军事行动中窥见一斑。尽管如此，作为晚清抗法保台民族英雄孙开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成功出版，拓展了湘军历史人物研究的新领域，为后来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是为序。
2017年8月于湖南师范大学
周星林、孙培厚著的《孙开华评传》的传主是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的湘军将领孙开华（1840-1895），他16岁投入湘军劲旅“霆字营”，一生经历无数战斗，屡立军功，官至福建陆路提督。1874年日本人籍口“琅峤事件”（又称“牡丹社事件”）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孙开华率领“擢胜营”驻守厦门，策应沈葆桢处理“琅峤事件”，最后迫使日军撤离台湾；1884年，法国人为取得越南宗主国地位挑起战事，并相继取得马尾海战胜利，并占领台湾基隆。孙开华奉令驻守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区），他面对法军的船坚炮利扬长避短、随机应变，指挥官兵以“麻雀战”多次击败法国侵略军，取得了“沪尾大捷”，成为晚清不可多得的军事胜利，为清朝政府与法兰西政府的谈判增添了筹码。关于孙开华的研究，以往史学界涉及较少，本研究以孙开华的孙氏家族为入手，概述了他在“霆字营”的军事活动，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他在处理“琅峤事件”和指挥“沪尾大捷”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辅以《孙开华列传》等历史文献，形成了《孙开华评传》。
周星林、孙培厚著的《孙开华评传》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在目前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柔性推动“台独”政策背景下，让海峡两岸人民清晰了解到当年中央政府是如何举全国之力抵御外侮，军民联合抗击西方侵略，最后取得胜利并建立“台湾省”的历史真相，对我们今天珍惜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