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下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是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自从问世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小说故事以1812年俄国法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事件，包括奥斯特利茨大战、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溃退等。通过对四大家庭以及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思想和行动的描写，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

托尔斯泰著的《战争与和平(下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讲述欧洲拿破仑时期的俄国所发生的事。书中既有俄国和西欧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又有故事情虚构；既写了金戈铁马，刀光备影的战斗，又写了安逸宁静的日常生活；既有慷慨激昂的议人论世，又有细腻婉约的抒情述怀。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塑造了一个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尽了各种人情世态。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称这部小说为“更加直接和更加准确地了解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生活”，读它“胜过读几百部有关民族学和历史的著作”。

《战争与和平》分上中下三册，本书是其中的下册。

 第三部

第四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第一部

 第二部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

译后记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波罗金诺会战打赢了。库图佐夫就是这样报告皇上的。他下令作进行新的战斗的准备，以便彻底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欺骗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被战胜了，这个战役的每一个参加者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接二连三地传来伤亡空前惨重、损失了一半军队的消息，这样再要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伤员还没有送走，弹药未得到补充，阵亡的人数还没有统计，还没有派新的指挥官去代替战死的人，官兵还没有吃饱睡足时，是不能发起新的战斗的。

而与此同时，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以仿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朝俄军推进。库图佐夫曾想在第二天发起进攻，全军也希望这样做。但是要发起进攻，只有这样做的愿望是不够的；需要有这样做的可能，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能不后退一程，接着同样不能不再退第二程，第三程，最后，到九月一日——这时军队已到了莫斯科——尽管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但是实际情况要求这些部队退离莫斯科。于是部队又退了一程，退了最后一程，放弃了莫斯科，使它落到敌人手里。

有的人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是统帅们用这样的方法制订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着地图考虑如何部署这次或那次战役一样；这些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和那样做，为什么他没有立刻退向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习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有其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统帅的活动完全不像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书房里分析某次战役时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分析时看着地图，双方的兵力是知道的，地形也是知道的，而且是从某个已知的时刻开始考虑的。一个总司令在某个事件开始时，从来都不处于我们考察这事件时已知的条件之中。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的中间，因此他任何时候，任何时刻都不能全面地考虑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不知不觉地、一刻不停地呈现出本身的意义，而在事件的这个接连不断的呈现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于最复杂的玩弄权术、阴谋、操心、各种依赖关系、权力、方案、建议、威胁、欺骗的中心，经常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学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利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往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提过这样的方案。但是摆在总司令面前的，尤其是在困难时刻，常常不是一种方案，而总是同时有几十种。而这些根据战略和策略制订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看来总司令应做的事只在于从这些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但是就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等待人的。假定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加大道，但是这时一个副官骑着马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跑来问道，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会使我们不再拐向卡卢加大道。在副官之后军需官紧接着前来请示粮草运往哪里；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来的信使送来了皇上的信，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于是总司令的竞争对手，即在暗中拆他的台的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常常有好几个）便提出与转移到卡卢加大道的计划完全相反的方案；总司令体力消耗很大，需要睡眠和吃点东西；可是一位没有得到奖赏的可敬的将军前来向他发牢骚，居民则来寻求保护；派去观察地形的军官回来向他报告，说的与在他之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进行现地侦察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必然会遇到的这些条件的人，在向我们介绍，譬如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设想总司令在九月一日能够完全自由地解决关于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可是当俄国军队到了离莫斯科五俄里时，这个问题已不可能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附近，是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附近，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P975-976）

大约四五年前，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对这位伟大俄罗斯作家是十分崇敬的，对他的创作也比较了解，喜欢读他的这部名著，因此就答应了下来。经过几个寒暑的伏案工作，终于把它翻译完了。现在回头一看，发现我这个“垂垂老矣”的人居然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自己也不免感到有些惊讶。

《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很早就传入我国，到目前为止已有多种译本，其中凝结着几代翻译家的心血。我在接受翻译的任务时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在前人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翻译这部作品的，应该有所前进，否则我的工作将失去意义。我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关于俄罗斯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在全面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自己的译本有新的特点。

首先我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出版过程，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译本找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原文版本。起初我曾想根据目前最全的《托尔斯泰全集（百岁纪念版）》（一九二八一一九五八）的版本翻译，后来经过比较，发现它并不理想（这一点我已在《译序》里作了说明），便转而采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二十二卷集）》的版本。这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完备的版本。我的新译本就是根据二十二卷集中的第四一七卷（一九七九一一九八一）译出的。同时，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各卷内容，征得出版社同意，决定将《托尔斯泰全集（百岁纪念版）》中《战争与和平》（第九一十二卷）正文后面的各章内容概述译出附于书后。

其次，我在翻译过程中认真研读原文，碰到在理解上拿不准的地方时，参阅了美国纽约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康·加尼特的英译本（可惜的是，未能找到毛德的译本），力求做到正确理解和忠实表达原文的意思，尽可能避免误译，使自己的译本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比以往有所提高。与此同时，阅读了俄罗斯学者的有关著作，查阅了大量材料，写了《译序》，对这部小说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说明，并且根据需要给小说的正文加了六百多个注释。这就使这个新译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性的历史小说。其中写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大批历史人物。所加注释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明这些事件和介绍这些人物的。在新译本中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二百多个历史人物都一一加了注。对某些历史地名也作了说明，这是因为将近两百年来中欧和东欧各国的疆界和地名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如，一八。五年的所谓“三皇大战”的地点奥斯特利茨以及一八○七年俄法两国皇帝会晤和签订和约的蒂尔西特究竟在何处，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经过查对，译本中注明奥斯特利茨即今捷克的斯拉夫科夫，蒂尔西特就是现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苏维埃茨克。有的地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叫法，例如现在的维尔纽斯当时德国人称为维尔纳，波兰人称为维尔诺。小说中有时用这个地名，有时用那个地名。译本中对此作了说明，以免读者误认为是两个地方。

《战争与和平》里曾多处提到《圣经》里的人物和故事，引用了其中的话，此外还有不少典故（例如引用了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斯卡潘的诡计》和《乔治·当丹，或受气的丈夫》中的名言以及伏尔泰等人的警句），新译本注明了这些引文的出处，以便读者查对。此外，对我国读者可能不大熟悉的各种宗教节日、宗教仪式和民间习俗也作了简要的说明。

小说中有少数细微之处人们在阅读时常常容易忽略，已有的各种译本也未能将其指出。这次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经过研究和查找有关材料把它们解决了。例如，小说一开头安娜·舍列尔在用法语说话时把“Bonaparte”（“波拿巴”）说成“Buonaparter”。书中不少上流社会人士也都这样称呼。经过研究了解到“Buonaparter”是意大利语的发音，上流社会人士这样称呼，是为了强调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包含轻蔑的意思，于是便在小说中的人物比利宾提出要去掉拿破仑姓氏中的“u”音时加了一个注来说明这一点。又如，小说中有两处用了“莫斯科”一词，一处在第一卷第三部第十四章，另一处在第三卷第二部第二十章，照字面译，怎么也觉得别扭。经过查对，原来“莫斯科”一词在当年俄国军人嘴里有特殊的含义。托尔斯泰曾在《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说，在许多部队里军官们常常把士兵叫做“莫斯科”，有时这个词还有“全国人民”、“全俄国”的意思。新译本也在注释中对此作了说明。

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小说在少数细节上有前后不相符的地方。例如第一卷第一部末尾写到安德烈公爵在上战场前玛丽娅公爵小姐送给他一个脸已发黑、穿着银袍的古色古香的小圣像，后来当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伤被俘被抬走时身上挂的变成了金质小圣像。又如，安德烈公爵未加入过共济会，而后来他对皮埃尔谈到他有共济会发给新会员、让他们赠给心爱女人的手套。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此外，小说中巴兹杰耶夫、别格、布里安娜小姐、绍斯太太等人物的名字或父名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新译本中都一一指出并加以说明。

译名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著名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地名采用通用的译法，其他历史人物和小地名按照所属国家语言的读音译出。某些属于上流社会的虚构人物相互称呼时常常既用俄文名字，也用相对应的法文名字，译本中一律照译，在法文名字首次出现时，用脚注注明其相对应的俄文名字。法文名字均照法文读音译出，例如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的法文名字为“Helene”（有时用俄文字母拼音，写成“Элен”），以往的译本译为“海伦”，现照法文读音译为“埃莱娜”。

按照著名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的说法，《战争与和平》具有“双语言”或“多语言”的特点，这指的是小说里夹杂着外文，尤其是有较多的法文。过去多数译本在正文里保留法文或别的文字的原文，用脚注注明它的意思。新译本把外文直接译出，只用不同字体来表明它是外文，这样做既便于阅读，又可节省篇幅，同时也并不违背作者的意愿，因为他本人曾在一八七三年的版本里改变法文加注的做法，去掉了正文里的法文，代之以俄文。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笔力雄健，他的语言风格既有别于普希金的明快晓畅，又有别于屠格涅夫的优美清丽，显得浑厚刚劲，纵横恣肆。在他的作品里长句较多，而且句子结构比较复杂，有时一个句子要占大半页。我不大赞成为了求得译文顺畅而任意地把较长的复句断成几个单句，或者任意去掉译者觉得累赘或难译的修饰语的做法，主张在忠实原著、如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内容和保持作者的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译文流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新译本中某些难译的复句处理得不够理想，译文不免显得有些生涩。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在这里就不一一表示感谢了。同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